西周时期，一系列价值观念在宗法血缘社会中产生，并成为支配整个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特别是西周宗法社会的独特性，使其与殷商以前和秦汉以后的社会相比，在价值认同上同样具有独特性。

同时，这一时期的认识，以我们今天的认知来看，或许有理性的，或许有荒谬的，但是它都真切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在思考什么，社会在倡导什么。

西周宗法血缘社会的整体信仰是一种人文信仰，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这种人文信仰，虽然存在于西周社会各个地域、各个宗族的生活观念中，并且具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因为这些宗族在社群维系因素上的一致性，不同宗族的价值理念便在西周时期“万邦协和”的社会生态下，汇聚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信仰。

这种人文信仰，以“德性信仰”为核心，从本质上直接指向对“人”的关注，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从而使西周时期的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独立、主动、积极关注人自身发展的力量，并最终以迥异于殷商的形象出现。

这种从微而著的人文信仰的力量，也一步步的销蚀掉了源自殷商甚至更加久远的原始宗教的力量，最终使得中华文化从根本上属于“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德性信仰”的提出，并非是要生造一个概念，而是希望从“德性”的几个向度去认识西周时期的价值观念。人的“德性”兼具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不过，西周时期的各种价值观念，还处在概念形成和内涵丰富过程的中，相对理论上的成熟，它更多的体现在实践层面。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西周时期，人们的认知尤其如此，此时，尚未产生“思想家的思想”来准确界定各种价值观念的具体含义，但是它们指向的各种行为已经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而且，各种观念的出现，并非源于哲学的冥想，它们都因具体的社会需求而产生，因此，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西周的价值观念，大体是不错的。

人的德性，总是趋向于认同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念，因为“德性总是包含着善的倾向，无论是具体的德目，抑或整体的人格，德性都表现出向善的定势”。

然而，这种趋向是需要依赖人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西周礼乐文明在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性，而礼乐仪式本身，又是具有最基本的人文理性的。

以宗教祭祀为例，祭祀的形式、时间、祭品、乐舞等等这些“祭祀的仪节，是由人祭祀的观点所定出来的，这便含有人文的意义”。

另外，西周礼乐文明成型的过程，就是对既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礼俗进行理性择选和优化的过程，陈戍国先生就曾指出，从礼所承载的人文价值来看，一些小众的、并不符合文明社会价值认知的习俗，即使被一些群体的成员承认并长期延续，也不能称之为礼。由此，这种向善的、理性的认识，就在本质上和宗教思维相对。

以理性为基础而与宗教思维相对的认识，则开导出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而礼乐文明，又无疑是西周社会主要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人的德性认知，是一种整体的、有机的认知，它对任何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并非依据基于严格逻辑的单一标准，而是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去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所以，从兼具认知和实践、与宗教相违的理性思维、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知这三个方面来讲，西周时期的各种价值观念，都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德性信仰”。

然而，确立人文信仰作为西周的价值信仰这样一种认识，是十分困难的：依照我们以往的认识，从西周延宕到春秋时期的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潜在的共同的政治宗教价值系统及贵族社会组织中的同一体’的反映”。

而且，诸多现象也表明，一方面，依旧存在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氛，很有可能使我们无法用一种符合逻辑和理性的思维，去分析西周时期人们的观念，从而无法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人们究竟在思考什么；另一方面，春秋以后出现的、可能属于“创造”出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又极大的干扰了我们对价值信仰本身的认识。

只有突破了这些藩篱，我们才可能发现，仅仅依靠宗教的、政治的力量，西周时期以“德性信仰”为核心的价值信仰，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价值认同，更不可能独立于原始宗教和政治制度而具备长久的生命力。

而只有从其生发并成长的社会土壤——基层社会中，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到这种价值信仰的生命力所在。

我们有必要廓清两种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信仰是否必然的和宗教相联系。依我们惯常的认知，成熟时期的宗教，它作为一种信仰的存在价值是不能被轻易否认的。

首先在发展过程中，它们都具有“打破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的神秘巫术传统的性质，因为根据先知语言而系统化了的教规、教义、宗教伦理已超越了日常性的个人经验，遂使宗教由初级的、囿于不同部族和狭窄地域的占卜、巫术、图腾崇拜等向着理智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成熟的宗教哲学体系中，“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看法，宗教的真理是超自然超理性的；但它不是‘非理性的’。单单依靠理性我们不可能深入信仰的神秘中去。

然而这些神秘并不与理性相矛盾，而是使理性尽善尽美”。基于这种性质，理性化的宗教也在客观上提出了“一种生活方向作为神圣价值去追求”。

但是，并非各种文明的发展都遵循这样一种轨迹，“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的认识，并不是一种定谳，也不能拿来规束我们对西周时期整体社会信仰的考察。大体上讲，西周在整个社会政制和文化的创制基调上，与殷商有着显而易见的决裂。

除了所谓天命的转移和政权的更迭，除了政治新生命的诞生，更加重要的意涵是，周人并没有完全继承殷商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信仰，而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使中华文明顺利走向人文信仰，这不能不视为一个独特的文明现象。

而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周人立国之初，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人，不厌其烦的对“德”这一观念的宣示。这种努力，与其说是周人对其新政地阐释，不如看做是对殷商政治和周人历史的全面反思，对殷商原始宗教文明的委婉批判。而中国思想文化的人文传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真正奠基的，人文精神也是从这一时期真正起步的。

当然，这样讲，并非否认西周对于殷商在文明的延续上存在的某种必然联系，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文明气质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很明显，西周和殷商对待原始宗教、对待鬼神的态度，直接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信仰。

周人在认识上并不排斥鬼神，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宗教，他们既有信仰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正是鉴于殷人信仰的弊端，周人采取了“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态度，这是传统宗教意识在西周时期的重大转变。

当然，西周初期确立的这样一种信仰导向，也在客观上彻底截断了政教合一国家和国教制国家在中国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周时期的信仰与宗法亲缘社会的密切关系。

古人尊奉始祖或开国之君为祖，在西周为文王，尊奉有开创之功而有德之君为宗，在西周则为武王；报祭，又叫告祭，在宗庙中举行，是为了报答祖先神灵赐福而举行的祭祀。

可以说，作为国家祀典的禘、郊、祖、宗、报，无一不是在尝试延续和巩固已故祖先和族人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从祖先那里获取庇佑和眷顾。

这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对“天地”的祭祀。“天地”，或者“天”所代表的“上帝”、“天命”，“地”所代表的“社稷神”，理论上都与西周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周王室祭祀的重要对象，而且在整个西周宗法社会，只有周天子一人享有这种权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对天地进行祭祀的初衷及其本质，依旧脱离不了宗法社会亲缘关系的影响，周天子以事父之礼对待天，以事母之礼对待地，他们之间建立的依旧是一种亲缘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只存在于观念之中。

另外，天子以下的大小宗族祭祀对象，则更加普遍而集中的面向了与该宗族有密切关系的先祖。西周时期的所谓“宗法性传统宗教”，带有浓郁的、不可忽视的亲缘色彩和宗族属性，与西周的宗法血缘社会密切相关，正说明了这一点，从而也决定了其精神信仰的实质是“人道”的，而非“神道”的，是人文的，而非神秘的。

周人所建构的一系列祭祀典礼制度和对象体系，其目的并不是“借助伦理的意义而不是神秘方术去接近上帝”，这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宗教走向伦理化的路向，而是奠基于宗法社会的宗亲观念在思想认识上逐渐成长为一种人文信仰的过程。

而且从殷商时期延续而来的神秘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让步于人文信仰，从而使西周时期的整个社会观念以尊崇“人道”为旨归。

从殷商以至西周，业已发展成熟的宗法社会所强调的亲缘观念，已经凸显了其在宗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甚至可以独立于宗教的认识发展出一种理性认知，这是“历史中的上帝”、“自然之神”都无法替代的力量。

同样，因为西周思想对中华文明的源头性影响，中国思想史在其发展进程中也不断诠释着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念，我们这个族群的文化基因库也不断得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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