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病逝2周年之后，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召开了一次追悼大会，主持这次追悼会的是陈云同志，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邓小平同志。足以看出这次追悼会的隆重。

在小平同志所致的悼词中，最引人们注意的，并不是中央对张闻天一生功绩的列举和评价，而是一句乍一看并不起眼的话。悼词谈到遵义会议时，小平同志说：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

熟悉党史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总书记”这三个字的含金量，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日子里，张闻天都不被认为是“总书记”，而被认为是“总负责”。这次中央的悼词，则澄清了这个长期存在于人们印象中错误史实，使得人们对张闻天同志、对党的历史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

1985年，在纪念张闻天同志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将军（当时为中顾委副主任、常委）曾特意向邓力群说道：“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他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

由此可见，不仅是国内的人民群众，就连党内的一些干部，对张闻天曾担任党的总书记这一历史史实都缺乏足够了解。但事实上，党史上关于洛甫曾任党的总书记这一点，是有很多明确记载的。

1964年4月16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洛甫就是张闻天当时的化名。

1967年7月13日，周总理在谈到党的领导时也曾说过：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的总书记。

（注意，总理这里所说的“十年”只是一个概指。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满打满算是8年，也就是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中央书记处书记由毛主席担任“主席”，而非“书记”。也就是说党的一把手这时候已经不是书记，而是主席了。这期间，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已经确立了要“以毛泽东为首”，张闻天实际退了下来，改为负责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职务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等。）

据杨尚昆同回忆：“遵义会议以后，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同志的这段回忆，同样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充足的史料。

下面我们再说说“总书记”和“总负责”之间的区别。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后因向忠发被捕，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不再设置总书记。据博古在45年七大上的发言，当时“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这时的博古，并不是总书记。

但是，不久后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并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博古才成为“总书记”。

据张闻天同志在1943年12月回忆：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曾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多数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张闻天说：我们原来在上海的时候，曾申明中央不设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

但由于多数通过，博古还是顺利当选，成了总书记。当时人们也以总书记来称呼他，翻阅当时中央苏区的报纸，很容易就会找到这种称呼。

遵义会议上，博古下台，张闻天被众人推举，但张闻天出于谦虚不肯担任，20多天后他才就职，这时候，他的职务头衔自然是“总书记”，而不是“总负责”。当时人们在电报里，并不称呼张闻天为“总负责同志”。

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38年8月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期间的3年半时间里，发生了众多影响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草地分兵、单独北上、陕北扎根、东征西征、西安事变、红军改编等。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张闻天同志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做出了一系列巨大的贡献，完成了历史对他嘱托。在此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