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战线全面深化改革，涵盖公安机构、队伍管理、保障体系及文化建设等多个层面，积累了宝贵经验，紧密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法治化目标，秉承为民、公正、高效价值观，借鉴境外警务、企业及军队改革经验，遵循内在规律，追求“三满意”标准。进入新时代，公安改革呈现出新趋势，信息管理体制正逐步由“以块为主”向“以条为主”转变，警务行动指挥更加合成化、体系化；中上层职能专业化与基层一线职能整合并存，刑事调查职能不断融合；组织结构由职能型向流程型转型，警政区划与行政区划也呈现出相对分离的新态势。 公安信息资源作为公安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其管理体制历来与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相似，采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模式。随着网络技术、人员流动及经济案件等的全国化、全球化趋势，公安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有效应对犯罪新态势，提升公安效能，公安信息管理必须向全国化、全球化迈进，由“以块为主”向“以条为主”转变。2018年，公安部在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正式确立“大数据”战略，统筹规划全国公安信息化建设，统一标准、资金、平台及信息共享流程，以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公安效能。通过大数据驱动的技术改革，全面实现改革强警目标。 公安指挥中心的设立与巡警体制的诞生，加之现代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警务指挥扁平化、点对点成为现实。我国警务指挥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建国至1985年的警种化指挥，以及1986年至今的警种指挥与综合指挥并存的“二元”结构两个阶段。然而，多头指挥影响了指挥中心的权威与统一性，阻碍了合成指挥与体系作战。借鉴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我国警务指挥应转向体系指挥。构建完备的指挥支撑体系，涵盖综合研判、大数据、现代通信及图像视频技术支撑，以发挥体系化指挥效能。从实战需求与技术可行性出发，建立以指挥中心为主导、警种指挥为辅助的公安指挥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 在公安机关中，中上层部、省、市三级机构职能相近、职责同构，呈现出职能专业化的趋势，且机构设置“上下对口”，职能细化难以短期改变，但将依托后方技术体系支援提升效能。相比之下，基层区县公安机关则面临职能整合的迫切需求，以应对职能碎片化带来的警力紧张。通过实行大部门制，区县公安机关能集中警力，突出核心业务，并依托职务序列改革和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提供的人力与技术保障，实现高效运作。同时，根据任务结构调整力量结构，集约管理，加强核心勤务，理顺刑侦与治安部门职责，整合技术支援部门。警务指挥方面，探索指挥中心与‬治安行动部门统筹融合，适应警务行动特点。 我国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职能长期高度分散，存在分工过细、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亟需改革。从历史沿革看，公安部刑事调查机构的设立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刑侦与治安的职能分割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直至2016年，内蒙古奈曼旗公安局以刑事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了权威统一的“大刑侦”格局，集中了侦查职能，使治安部门回归本真，专司警情行动响应和社区警务工作。这一改革不仅解决了刑侦与治安的职能分割问题，还建立了牢固严密的治安防控体系，为公安刑侦及核心业务改革指明了方向。从公安事业长远发展来看，高度分散的刑事侦查职能走向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国公安组织结构存在“四级制”与“五级制”并存的现状，但“五级制”纵向结构改革空间有限，因此改革重点转向横向部门结构。当前，公安机关部门结构主要为职能型，随着任务增加，机构不断增设，出现了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虽然“大部门制”曾被视为解决方案，但与扁平化需求存在矛盾。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探索体制改革，如湖南省怀化市与长沙市分别通过设置十大中心和“六大中心”，融合了职能与流程设置法，显示出流程型结构的萌芽。同时，执法办案中心和案件统一审核制度的设立也体现了流程设置法的趋势。公安组织结构正逐步由职能型向流程型转变，呈现出明显的“结构转型”态势。 警政区划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在历史上多呈相适应状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二者正逐渐呈现相对分离的趋势。一方面，警政区划仍依附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另一方面，以辽源、大庆、河南等地的改革为例，警政区划开始独立于行政区划，展现出新的划分逻辑。大庆公安改革尤为突出，通过确立警政区划、实施扁平化管理、实行大部门制、创新机构设置、优化力量结构和规范领导职位分类等六大举措，有效提升了警务效能，证明了警政区划相对独立的可行性。地‬方‬公安的‬‬改革实践表明，根据警务工作需要实行扁平化，以及打破行政区划对应设置公安机构的模式，仍是未来公安事业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