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政法系统腐败主要涉及各级党委政法委及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等政法单位的公职人员，在领导、监督和参与执法司法活动中滥用职权或不作为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政法系统腐败的目的明确，即获取非法利益，而直接后果则是导致司法不公。尽管新时代我国政法系统腐败治理已取得显著成效，但腐败手段不断翻新，呈现出隐蔽复杂、风腐一体、司法腐败与政治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等新特点，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深化对政法系统腐败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显得尤为迫切。 司法腐败与政治、经济腐败紧密交织，形成复杂态势。从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案例来看，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及违规干预司法活动的现象普遍，占比高企。例如，2021年通报的104名干部中，七成以上违反政治纪律，九成以上违反廉洁纪律，六成以上违规干预司法。2023年，这一趋势依旧严峻，超四成受处分的政法干部同时违反多项纪律并插手司法。孙力军政治团伙案便是三者交织的典型，该团伙在党内外拉帮结派，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当前，这种交织趋势日益隐蔽化、复杂化，使得政法系统腐败治理工作愈发紧迫。 腐败问题与不正之风相互交织，形成“四风”这一腐败滋长的温床。部分不正之风亦属腐败范畴，不正之风作为腐败的初级形态，与腐败相互交织、由风及腐、风腐一体，使得政法系统腐败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众多腐败案例表明，作风失范往往是腐败的起点，“四风”问题从量变到质变，最终演变为腐败行为。以政法系统为例，2021年和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受处分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或四风问题”的均占绝大多数，如邓恢林、龚道安等人的违规行为，以及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的违纪事实。 “一把手”违纪违法犹如腐蚀之源，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区域性、系统性乃至塌方式腐败。在政法系统，一旦“一把手”失守，其领导下的班子成员及下属往往难逃其咎，如周永康案所揭露的腐败网络，震惊全国。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超七成案件涉及连带处理，天津武清区法院张林才案便是典型，其被查后，3名班子成员及数十名干警亦被牵出。同时，公检法司各环节间腐败串联现象频发，郭文思案、孙小果案、巴图孟和案等，从立案到执行，腐败如影随形，呈现出“一查即串、一端即窝”的链条特征，使得政法系统腐败治理尤为严峻复杂。 在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一把手”占比之高尤为引人注目，政法系统亦不例外。据统计，2014年至2023年底，被查处的厅局级以上政法干部539名，有74.58%曾担任或正担任“一把手”，且此比例历年持续高企。诸如上海原市检检察长张本才、内蒙古高院党组书记胡毅峰等“一把手”的落马，凸显了政法系统“一把手”腐败问题的严峻性。一旦“一把手”腐败，往往引发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导致“塌方式”腐败，究其根源，在于“一把手”手握重权，易成围猎对象，缺乏有效监管则廉政风险陡增。因此，政法系统治理“一把手”腐败问题任重而道远。 “寄生性”、家族式腐败在政法系统中日益凸显，往往源于领导干部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党和国家已将其整治纳入未来五年重要议程。部分领导干部与亲属勾结，共同违纪违法，或利用影响力为亲属谋利，此类案例屡见不鲜。据统计，2022年受党纪政务处分的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超两成涉及家风不正、存在“寄生性”或家族式腐败。如最高法原党组副书记沈德咏、上海市原检察长张本才及南昌原政法委书记郭安等，均因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私而被查处。江苏常州原公安局副局长徐卫东案更是“寄生性”腐败的典型，其与子共同受贿，最终双双受惩。 当前，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并存，腐败手段日益隐蔽复杂多样。只要腐败的土壤、条件存在，新型腐败和隐形腐败就会不断滋生，在政法系统，新型腐败尤为突出。一方面，“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等成为掩饰权钱交易的新手段，如杭州原副巡视员邱平利用“逃逸式”离职，通过政商“旋转门”捞取好处，搞“期权腐败”，最终难逃党纪国法制裁。另一方面，披上“隐形外衣”的腐败行为也层出不穷，如借贷、投资、委托理财等成为大肆敛财的幌子，攀枝花政法委原书记谢忠华等人就是典型例证。因此，在未来的五年里，党和国家将把惩治这类腐败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反腐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