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历来依赖考评激励与问责机制来推动工作、实现目标。然而，近年来这一手段在某些地方及部门逐渐走向极端。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旨在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完善问责制度，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尽管中央纪委多次曝光考评问责“层层加码”的典型个案，但此类现象仍屡见不鲜，甚至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管控文化。在多层级政体中，“层层加码”被视为管控的惯性，虽有其必然性，却与基层实际需求相背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滋生。考评问责如同一把双刃剑，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解构“层层加码”不仅是减负增能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前置条件。 考评问责中的“层层加码”现象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基层政府为实现加码的考评目标，往往忽视群众利益，治理目标与群众实际需求错位。同时‬，违背了基层减负增能的政策初衷，基层政府面对膨胀的任务和严苛的考核，不得不采取变通策略，引发治理失灵，同时助长“痕迹主义”等不良风气。“层层加码”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它看似是对上级决策的重视，实则是在错位政绩观诱导下的异化行径，催生弄虚作假之风。它‬还造成了社会资源与行政成本的巨大浪费，领导干部为换取政绩而忽视实际情况，公共服务及设施被‬闲置，同时治理责任层层下压，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实际上也是行政成本的浪费。 基层政府作为治理任务的主要执行者，面临着来自不同“条线”的责任传导，既要参与纵向与横向的博弈竞争，又要接受自上而下的考核监督。政绩锦标赛和刚性考评问责成为推动基层工作的两大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责任过载”的问题。政绩锦标赛激发了官员间的“比超”竞争动力，上级政府为在竞争中胜出，常对任务目标和考核标准进行“加码”，并将责任下传至基层。而刚性考评问责则强调结果导向，对治理行为和结果的刚性归因，出现“凡事皆考评，无事不追责”的问责泛化现象，给基层官员带来巨大追责压力。上级政府出于避责目的，往往‬片面理解问责效果，以绩效考评代替指导与管理，加剧了基层“责任过载”。 政绩观错位与利益风险失衡是基层官员动机异化的深层原因，进而‬诱发了绩效考评问责中的“层层加码”现象。一方面，错位政绩观导致官员被动接受上级加码、主动根据自身政绩取向加码或与上级共谋加码，以确保责任压力向下级传导到位；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高压考评问责机制相挂钩，当治理风险超出基层承受范围时，官员便自发选择“层层加码”以应对。另外，群众满意度作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受利益分配、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存在“测不准”问题，与刚性考评问责挂钩后，基层为应对考核结果不可控及问责风险，也会自动“加码”，以更高标准、更严格管制向下级传导压力。 考评问责机制融合了过程监督与激励约束的双重功能，其核心在于及时、有效且准确完整地获取治理主体在治理全过程中的行为、绩效信息及证据，不仅是确保考评问责有效性的前提，也是检验上级决策或政策意图是否得到贯彻、下级是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的关键。然而，“信息不对称”与“利益不一致”作为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固有难题，易引发“道德风险”，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在公共权力委托链条中，基层政府作为重要的权力实施者，面临上级政府与群众双重监督的挑战。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难以全面准确掌握基层执行情况，而人民‬群众则‬难以对基层政府及官员进行有效监督。 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是确保制度效能发挥的关键，但在实践中，技术局限往往导致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进而催生考评问责的“层层加码”异化现象。上级政府常以有限的量化指标衡量下级政府的治理成效，但‬量化指标的有限性与治理任务的模糊性相矛盾，造成‬指标以偏概全，缺乏代表性。基层官员为争夺上级关注，往往过度追求数量指标，忽视其他重要指标，造成目标间的相互耗损。此外‬，考评问责周期设计不合理，泛滥化的考评问责现象对基层形成沉重负担，为“加码”异化行为提供了土壤。同时，问责强度设定不当，上级以过度加码的问责力度和高压手段，往往‬导致下级产生避责动机，反而损害问责成效。 “层层加码”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障碍，需从政绩观、权责边界、容错机制、社会监督等维度破解。首先‬要科学平衡激励与问责，扭转错位政绩观，通过专题教育和合理激励机制，引导基层官员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政绩观。明确权责边界，提高考评问责精度，合理划分各级治理主体间事权，建立权责清单，避免责任模糊导致的问责泛化。正确处理问责与容错的关系，细化容错清单，加强容错与考评问责的互动，优化救济保障机制，防止问责不当。健全社会问责监督机制，提升政府运行透明度，完善社会问责途径，确保公众知情权与追责权，以人民权利约束政府权力，提升治理绩效，维护人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