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责众”，指的是当某种行为在群体中普遍存在时，即便该行为违法或不合理，法律也往往难以实施惩戒。这一非法理学认可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民众素质较低的国家尤为盛行，它实质上是对法律威严的践踏，体现了人治而非法治的思想。在我国，法不责众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民众日常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并给立法、执法及司法工作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从集体闯红灯、聚众赌博等小事，到个人或利益集团以集体利益为名损害他人、社会乃至国家利益，甚至煽动群体性事件，都是这一落后观念造成的恶果。其存在既源于现实社会需求，也受传统文化影响，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 “法不责众”在法运行的不同阶段展现出了迥异的效果，分别体现在法创制与法实施之中。在法创制阶段，“法不责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法律作为行为准则，需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宗旨，立法过程实质上是价值选择，必须紧密关联社会生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方能确保法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然而，在法实施阶段，“法不责众”则失去了其合法性，司法与执法若对有效法律置若罔闻，将严重损害法律尊严，动摇其社会基础。此时，司法与执法主体应坚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严肃性。那么，探究执法、司法过程中“法不责众”的成因，便显得尤为重要。 自古以来，群众‬就倾向于以集体的力量来应对挑战，信奉“人多力量大”。然而，群体力量的汇聚也伴随着多样化利益诉求的碰撞，不乏有人借此进行个人难以单独实施的行为，通过煽动集体行动来满足私利并逃避责任。“法不责众”心态在中国历史悠久，源于人治社会对人心的重视，面对多数人违法时，常选择牺牲少数人利益以换取民心。在人治社会，法律未获足够敬畏，人们往往利用群体力量规避法律追责，不遵法行为便屡见不鲜。但时至今日，人治思维已不合时宜，法治已成为时代主流，需正视并纠正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引领社会稳健前行。 “法不责众”与普遍认知相符，却与法治原则相悖。一个发达的社会，理应培育出具备坚实法律素养的公民群体。然而，“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民众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法律面前虽应人人平等，无论个人或群体违法均需承担后果，但法不责众的观念根深蒂固，加之违法成本低与执法成本高的现实，使得法律执行面临挑战。法律由强势一方制定，群众作为个体难以抗衡，通常选择遵守以避免得不偿失的惩罚。然而，当法律与部分人利益冲突，且这部分人力量足以抗衡时，法律便难以“责众”，反而‬不遵守法律所获得的利益甚至可能高于受到的惩罚。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但在群体性犯罪的规定上仍显不足。刑法虽明确列出十余‬种聚众型犯罪，但实践‬中仍面临挑战。在处罚层面，为体现从宽政策并从刑罚预防性角度出发，刑法通常仅追究主观恶性较大者的责任，却难以确保刑罚的‬绝对公平。部分法律规定对公民私生活过分‬干预而‬引发争议，聚众淫乱罪等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颇具争议，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视为“恶法”，其是否真正侵犯了公共秩序，还是仅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值得深思。毕竟，此类行为多发生在私密场合，对公众情感的影响存疑。且“淫乱”一词本身带有主观色彩，法律应秉持客观性，避免道德绑架。 “法不责众”虽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时，作为最后手段能暂时缓解问题，但其存在的基础是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环境。然而，法不责众的弊端显著，政府在“维稳”观念下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除非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否则司法机关较少介入，或‬仅受轻微处罚甚至不处理，显然违背法治原则，进一步助长了法不责众观念的蔓延。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与新问题的层出不穷，使得执法者在利益、正义与秩序的价值冲突中陷入两难。鉴于‬‬我国当前国情，“法不责众”观念或将长期存在，直至法治社会完全建成。 “法不责众”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法律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初衷，但其本质上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法律应保护整体意义上的公众利益，而非案件中人数较多的一方，否则将失去公平与正义。作为一种立法原则，“法不责众”不应影响司法和执法，但在实践中却因社会舆论压力等因素干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甚至出现对违法犯罪行为宽容的现象，这实质上是一种人治思维的体现。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这种观念不仅与法治理念背道而驰，还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助长群体性犯罪和暴乱行为，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因此，“法不责众”既不符合法理，也不应成为执法与司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