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历史节点，既见证和经历着气候灾难，也有望见证积累已久的技术、制度和产业，结合政治决心，力挽狂澜。

高温，暴雨，洪水，干旱。在日益频繁和凶猛的极端天气面前，恐怕很少还有人会相信气候变化会重现“汉唐盛世”的鬼话，但承认现实的结果可能是深深的无力感。气候适应正受到更多它理应得到的关注，但我们需要谈论问题的源头——排放，谈论减排与减灾和气候稳定之间的关系。因为知道能够创造改变，带给我们力量。

明年2月之前中国将向联合国提交的新一轮直到2035年的气候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是否能守住《巴黎协定》1.5度或2度的世纪末目标。中国已经具备了创造巨变的能力，悬念是政策将如何选择。

➤“最热纪录”意味着什么？

刚过去的7月21日和22日全球平均气温先后问鼎1940年以来最高，使这两天相继成为“地球最热的一天”，成为全网热议的新闻。事实上，去年的7月3日和6日也曾连破纪录。仅仅是少数日子打破纪录或许仍可以被视为偶然，但其实这里面有个趋势：再前一个“地球最热的一天”还是2016年8月13日，但在七年后的2023年7月3日打破其纪录后，已有多达71天（截至2024年8月6日）突破了这个纪录——仅仅七年之遥，极端高温的出现已变得频繁得多。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2016和2023-2024的这两轮高温发生在两轮相继的厄尔尼诺现象时期。厄尔尼诺是一种造成地球温度和气候波动的自然现象，通过改变大气环流导致全球温度暂时性升高，大约每2-7年出现一次。上一次厄尔尼诺横跨2014-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2023-2024这一轮位列历史前五，强度显著低于前一次。但即便如此，2023年以来的高温却压倒性突破上一轮厄尔尼诺时期。这表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已经抬高了自然波动的地板。

更多现象指向个体异象背后的长期趋势：

虽然厄尔尼诺亘古有之，但迄今10个年度最高日平均温度集中出现在2015到2024年的十年，其中包括没有厄尔尼诺的2017-2022年。

2024年6月不仅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一个6月，而且是2012年以来连续第13个最热的6月——无论有没有厄尔尼诺。

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El Niño）意为“男孩”，它有一个性情相反的姐妹——拉尼娜（La Niña），意为“女孩”，通常造成全球暂时降温。2022年处在拉尼娜现象的影响下，但它却是有记录以来第五高温年度。

2023年本身也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一年，而且不仅这一年的升温幅度之大超出了科学家的预估，时间也非常蹊跷——当3月地球开始大幅升温的时候，上一轮拉尼娜的冷却效应尚未消退，而新一轮厄尔尼诺的升温效应则要等到下半年才开始，本不应该出现如此剧烈的升温。

异常高温的出现似乎已经不取决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加持，也不受拉尼娜的制约。这种种反常让科学家担心，一种他们长已有之的担忧已经提前成真——气候变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地球气候系统的运行方式，让现有的基于过往事件的统计推论模型不再能大体准确地预测极端天气事件。他们正忐忑地关注这个8月的全球气温走向，因为照常理，本轮厄尔尼诺的升温作用在本月早已消退，如果8月继续出现反常高温，那么意味着世界的气候已进入一个“未知水域”。

➤危在旦夕的“1.5度”

在高温纪录受到举世瞩目的同时，相对比较熟悉气候问题的人们同时在关注，升温中世界离《巴黎协定》 中“1.5度”阈值还有多远。2015年的《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无论是2度还是1.5度都是危险阈值，但前者意味着更小的灾难。大量灾难不需要等到升温1.5度后才发生，但是与1.5度的距离，告诉人们剩余希望的大小。

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咨询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反复指出，相对于2°C，把升温控制在1.5°C将大幅降低气候变化的危害——包括但不限于更频繁、更强烈、地理分布更广的高温、暴雨和干旱，更快的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更严重的农业歉收，以及更多的疾病。骤然且不可逆事件的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强，包括物种灭绝、生态系统消失，以及可能循环加剧气候变化的冰盖消融——升温1.5度，北冰洋无冰夏季每世纪发生一次；升温2度，至少每10年一次。更高的温度也会加强这些影响之间的复合作用，叠加世界已经面对的多重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挑战，带来更多危机和动荡，与此同时，却降低人类的因应能力。

一些近期的数据集显示，2023年全球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度。今年6月是连续第12个全球平均气温超越工业化前水平1.5度的月份，期间全球平均温度高于工业化前1.64度。这不免让人怀疑“1.5度目标”已经宣告失败。不过由于《巴黎协定》中定义的升温1.5度是多年平均，因此多数科学家认为世界尚未错失这一目标。不久前，即将于11月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主席国阿塞拜疆还呼吁：各国确保即将提交的下一轮气候行动承诺（即国家自主贡献）与1.5度目标保持一致。

但即便如此，这个目标也可以说是危在旦夕。2018年IPCC的《1.5度特别报告》认为，按照当时的升温速度，世界有大于66%的可能性在2030到2052年之间达到升温1.5度。近期有分析综合数十个主流气候模型的预测，发现如果各国维持现有政策，世界最有可能在2020年代末到2030年代初突破1.5度界线，并将在2040到2062年突破2度，远早于《巴黎协定》划在本世纪末的防线。还有少数“非主流”科学家认为，变暖比绝大多数科学家以为的严重，地球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升温1.5度的时代。这种观点最高声的宣扬者不是旁人，正是世界最著名的气候科学家、1988年在美国国会作证警告世界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正在造成全球变暖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

➤排放是灾难的“前体”

中国气象局每年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中写道“中国区域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水平”，“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2024版的蓝皮书显示，1961-2023年间，中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趋多趋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登陆中国台风的平均强度波动增强，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加速上升。此外，西部山地冰川正加速消融，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退化明显，国内代表性植物春季物候提前。

2023年，中国平均气温为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平均温度位列历史前10位，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和极端高温事件分别为历史第二和第四多，降水量为2012年以来第二少，全国平均降水日数为历史第二少。干旱使西南地区的水电出力大幅减少，又推高了中国电力系统的碳排放。世界天气归因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没有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类似的持续高温天气在中国本应是250年一遇的事件，但如今可能大约每5年发生一次。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经历和见证更频繁和强烈的洪涝灾害。今年截至7月末，强降雨已导致全国以南方地区为主的至少13个省份发生洪涝灾害。借助媒体的勤勉报道，今年桂林、黄山、汨罗、平江、梅州、龙岩、雅安、宝鸡等地的内涝、山洪与泥石流等灾情仍历历在目。洪水突如其来，毫无防备的人们在夜半漫到床头的水中惊醒，或在地下车库发出最后的求救。湖南资兴在台风“格美”影响下普降特大暴雨，处处滑坡，造成至少50人死亡，18人失踪。洞庭湖团洲垸的决堤，和梅大高速与陕西柞水高速垮塌事件提醒我们，或许过往的基建理念和标准已难以适应极端天气频仍的时代。在南方广受洪水侵袭之际，河南却在汛期遭遇旱灾。4月下旬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75%。媒体深入报道了河南农民在地下水匮乏、机井运作不畅，取水指标又有限的情况下灌溉作物的艰辛。但到了7月中旬，省内旱涝急转，强降雨造成城市内涝、村庄被淹，农民耗费数月艰辛浇灌的庄稼又被大水淹没。

我们也没有忘记：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西部山区受山洪重创，河北涿州城区60%被淹。2021年郑州发生“720”特大暴雨灾害，三天下了往年全年的降雨量，城区变成泽国，洪水灌入地铁和隧道，至少导致20人死亡。2020年夏天，南方持续强降雨造成长江发生仅次于1998年的流域性大洪水……

极端天气近几年显著增强了中国媒体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关切，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变化。但是相关讨论高度集中在如何更好地防灾减灾，通过水利建设，或生态岸线、“海绵城市”、韧性农业、气候保险等手段来“适应”气候变化，而很少是关于在如何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减排来“减缓”气候变化，从而在根本上避免灾难的发生。气候适应固然是必须，是理性的“亡羊补牢”，其效果相对立竿见影、就地见效，因此更容易讨论。而气候减缓行动则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或许其效果也被想象为在相对遥远的未来显现，因此很少被联系到当下现实里、强调其紧迫性。但气候变化越来越密集的敲门声，提醒我们要更加强调减排与减灾之间的直接关联。

IPCC2021年的第六轮物理科学评估报告中有一张曲线图，显示大气中历史积累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升温之间是一种“近线性”关系，就是说，累积二氧化碳的上升几乎成比例地导致温度上升。图上面的大标题写着：“每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都加强全球变暖”。报告还指出，二氧化碳从排放到造成升温效应，只需小于10年的时间。它还在全篇多处强调，“每一点升温”（every increment of warming）都会加重气候变化的危害。

这告诉我们排放和灾难的关系。排放不只属于科学论文、统计报表，或国际谈判，它首先属于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和因果链条。排放变成灾难，并不取决于任何温度阈值或时间节点是否被跨越，它确定、持续、几乎成比例地在升空不久之后变成灾难落回来，由排放它的同一代人承受。排放，就是灾难的“前体”。这种确定性或许可怕，但对它的意识可以反过来变成行动的动力，因为这也意味着：减少每一吨排放都在确定地减轻灾难。

对排放量小的国家来说，这可能道理没错，但因为其排放量本来就不大，其国民很难想象国内减排能对减灾带来多大直接影响。对他们来说，国内减排更多是一种政治、伦理——有时还是法律——责任，并可以创造政治动能让更多国家一起这么做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减排。但是对中国这样的排放大国来说，我们更能想象国内减排行动对气候的直接物理影响。

中国在2006年成为世界最大排放国，而且是排放增速最快的国家——据Global Carbon Budget 2023的数据（排放数据出处除另有说明，下同），2006年中国源自化石燃料和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21%，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上升为25%，到2015年巴黎大会时升至28%，到2022年已达到31%。在世界排放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几乎包揽了近年世界排放的增长——2015年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排放增长的90%。这意味着，如果同时作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头号大国的中国能加码减排力度，那么它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在短期内改善世界气候与防灾前景。

➤迫在眉睫的路径选择

但在实现短期效益之外，中国的减排速率终究也影响着世界中长期控温目标的实现，继而影响更长远的气候。而控温目标是否守得住，主要取决于人类还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长期积累并几乎成比例地导致升温，因此可以计算出达到特定升温前还能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这被称为“剩余碳预算”。去年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23年1月，如果要有50%的机会实现在世纪末把升温控制在1.5度以内，那么世界还有2500亿吨的剩余碳预算；要有66%的机会守住2度，则还有9400亿吨。

为了知道中国在碳中和之前还会排多少碳，独立研究机构、中国脱碳进程的密切观察者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去年模拟出了中国从2023年到2060年间三条力度不同的减排曲线，或者叫“排放路径”。其首席分析师柳力（Lauri Myllyvirta）告诉我：三者都满足在2030年之前碳达峰（即“见顶”）、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以及2030年之前关于能耗和排放的一系列相对约束，但由于政策未对这个过程中的减排速率设置刚性量化目标，因此三条曲线的形状大不相同。力度最小的那条只根据“双碳目标”和现有政策做最小努力，排放在2030年之前持续上升，在接近2030年达峰后缓慢下降；力度中等的那条基本与全球2度目标一致，在2025年之前达峰，此后平缓下降；力度最大的那条同样在2025年之前达峰，但随即快速下降，前期的减排速度甚至快于后期。由于减排速率不同，三条路径的净累积排放（源自化石燃料和工业的排放扣除造林等土地利用变化对二氧化碳的移除）也不同，分别为2200亿吨、1500亿吨，和1100亿吨。

由此可以得出，如果世界瞄准1.5度，中国采纳上述三条路径将分别用去88%、60%和44%的世界剩余碳预算；如果世界退守2度，则分别是23%、16%和12%。这基本意味着，只有当中国也采取1.5度路径时——即消耗不高于44%的1.5度情境下的剩余碳预算——世界才有一线希望守住1.5度目标。如果世界失守1.5度，而中国仍然坚守1.5度，那么中国也会给世界更大机会守住突破2度之前的每一个0.1度和0.01度。选择这条路径代表中国力促《巴黎协定》目标实现，展现大国气候领导力。此外，如果中国和世界都瞄准1.5度，那么在实现碳中和时，中国将占据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逾2.8万亿吨中的大约15%；如果世界退守2度而中国依然瞄准1.5度，那么中国将占逾3.5万亿吨累积排放中的约12%。12%-15%的区间高于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的2060年中国大约11%的世界人口占比，因此在国内或许也可以被视为对中国比较公平的历史排放份额。

谈论“公平”唤起记忆。2009年充满硝烟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后，强调排放权即发展权，应以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来论公平和分配剩余碳预算的观点突破专业圈层，进入大众话语，气候变化否认论和怀疑论一度借机流行，称气候变化只是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圈套。但十几年过去，中国的经济与排放一起飞速增长，将气候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已傲视世界，并在动荡的宏观环境中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也已处在世界中上水平。2022年的8吨是世界人均的约1.7倍，虽然低于澳大利亚的15吨、美国的14.9吨、加拿大的14.2吨和俄罗斯的11.4吨，但高于欧盟的6.2吨和英国的4.7吨，并远高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的2吨、印尼的2.6吨、巴西的2.2吨、巴基斯坦的0.8吨、尼日利亚的0.6吨，以及亚洲除中国和印度以外国家平均下来的4吨。这些发展中国家也仍然需要排放来换取发展。

不管认为怎样才算公平，公平问题的客观事实基础已经与15年前不同。

守住1.5度需要快速转型，但中国的脱碳进程正处在一个坏消息和好消息并存的微妙的时刻。坏消息是，在新冠复苏刺激政策的影响下，尤其是其带来的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高碳。2020-2023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都加速上升，据CREA统计，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12%，让“十四五”碳强度、能耗强度等一系列气候目标面临威胁。好消息是，中国在过去两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呈指数级增长，2023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光伏容量占世界新增总量的63%。截至今年7月，中国占世界正在建设的风电和光伏容量的64%。这使中国有望提前6年、在今年底实现2020年提出的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2亿千瓦的目标。CREA的柳力认为，可再生能源的长足发展，让中国有能力将碳达峰时间提前到2025年之前，甚至如果当前趋势延续，中国可能已经在2023年达峰。

但这并没有保证，而且达峰之后会怎样也是未知数。中国目前虽然为碳达峰和碳中和设置了时间节点，但没有为排放量设置绝对上限。2030年之前，排放量“达峰”的高度取决于GDP增速，更高的GDP允许更高的排放，在2030年之后则尚无任何约束机制。这使得气候行动追踪器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尽管预测中国将在不晚于2025年提前碳达峰，但是担心它在2030年之前的排放持续居高不下。IPCC第六次评估认为，无论是为了守住1.5度还是2度，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都需要在2025年之前达峰，守住前者需要在2030年将排放从2019年水平降低近一半，实现后者则是降低近四分之一。拖延只会增加转型难度、推高减排成本，并加大失败的风险。

不久之后，世界就将知道中国决策者如何选择。根据《巴黎协定》，各缔约方将在明年2月前提交新一轮名为“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气候承诺，其中将包括到2035年的目标，当前NDC只覆盖到2030年。柳力不久前发表的一项分析认为：中国光是通过将2023年惊人的可再生能源扩张速度维持到2035年，就可以将这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23年基础上减少35%。此外，通过技术革新和纳入全国碳市场加速钢铁、水泥等高碳工业的转型，提高铁路货运占比，治理甲烷和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扩大新能源汽车国内消费等可行途径，中国有望在2035年实现比2025年减少至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和30%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他认为将此作为中国新一轮NDC目标，将不仅为世界保留实现1.5度目标的希望，而且能使中国已经倾注于清洁能源产业的巨大投资兑现回报，让该产业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新政策的出台透露出新NDC的些许端倪。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提出在“十五五”时期（2026-2030）各地开始编制碳排放预算，“十六五”时期（2031-2035）将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刚性约束机制。这为新一轮NDC中包含绝对减排目标铺平了道路。次日，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到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让人期待中国新一轮NDC将展现更大的雄心、覆盖更多面向。

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中叶，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历史节点。我们一方面见证和经历着已经无法无视的气候灾难，但另一方面，也有望见证积累已久的技术、制度和产业，结合政治决心，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