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第二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举行。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接受了媒体的广泛提问，并就当前农村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高额彩礼问题发表了专业见解。

韩俊部长强调，乡村振兴工作需全面展开，不仅要致力于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即“富口袋”，还要注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即“富脑袋”。他提出，乡村振兴的成效评判，不应仅仅局限于农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乡风文明的进步同样重要，这是乡村振兴“塑形”与“铸魂”双重任务的内在要求。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精神风貌的提升，韩俊部长指出，需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他强调，这一工作需长期坚持，力求取得实效，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收益。

针对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高额彩礼现象，韩俊部长引用了诸如“一动不动，万紫千红”等顺口溜，生动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他提到，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针对此问题明确提出“综合治理”的策略，旨在全面遏制高额彩礼的不良风气。

中央一号文件具体指出，将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综合治理，包括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为农村适婚青年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并给予必要的关心关爱。此外，文件还强调，要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提供婚丧嫁娶等方面的普惠性社会服务，以此降低农村人情消费的负担。

事实上，高额彩礼问题并非新问题，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多年对此进行部署。例如，2022年的文件要求“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3年的文件则进一步提出“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鼓励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深入实施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专项治理”；而2024年的文件则建议“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提供婚丧嫁娶等普惠性社会服务，切实减轻农村人情消费压力”。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通过综合治理等多种手段，逐步解决农村高额彩礼等社会问题，以期实现乡村振兴的全面胜利。 在诸多地区，针对彩礼问题的积极探索正在不断深入。例如，江西省金溪县已率先实施举措，设定彩礼上限为六万元，而宁夏回族自治区则通过颁发“零彩礼证书”，为持有者提供国有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以此鼓励文明婚恋风尚。

今年二月初，江西省永丰县君埠乡杜溪村银龙下小组的村民陈云松与郭园林，两位教师身份的伴侣，以“零彩礼”的形式喜结良缘。郭园林女士表示，以往部分村民认为高额彩礼是彰显面子的象征，但随着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认识到，婚姻生活的幸福与否，应依赖于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而非单纯依赖于彩礼的多少。作为教育工作者，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积极倡导一种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此之前，多地法院已相继公布了多起以彩礼为名进行财物勒索的典型案例。受访专家指出，此举是“综合治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从法律层面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从而进一步净化婚恋环境，这一部署具有极高的必要性。

针对农村地区的移风易俗工作，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强调，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及生活方式的更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采取急功近利、“一刀切”的强硬手段，而应坚持长期努力、循序渐进，通过道德教化滋养人心，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他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将道理阐述清晰，既要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又要积极为农民群众探索出路、寻找解决之道。

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彩礼”与“嫁妆”相对应，本质上代表着双方父母对新组建家庭的经济支持，蕴含着美好的祝福寓意。然而，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美好寓意异化为了一种经济负担。高额彩礼与婚姻生活的幸福感并无直接关联，反而可能给新婚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矛盾隐患。在高价彩礼的背景下，无人能够真正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