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高的瘟疫，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在美国首次爆发，之后却被冠以“西班牙大流感”之名的1918大流感了。

在当时全世界总人口才不过17亿的情况下，这场堪称浩劫的恐怖瘟疫，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便感染了近5亿人，造成了总计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

如此惨烈的后果甚至致使各国因为大量青壮年被感染死亡，而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这场席卷全球的末日瘟疫，最早被记录的病例来自一名叫做艾伯特·吉切尔的美国人。

1918年3月，在美军一座容纳了5.4万人的兵营担任厨师的艾伯特，因为持续不断超过40度的高烧，而被迫进入了医院进行治疗。起初除了艾伯特的家人，其它人对这件事并没有太过在意，军营的高层指挥官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患病这件事。而艾伯特的同事和朋友们，也只是当他染上了春季常见的流行性感冒。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看似毫不起眼的“流感”，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迅速在兵营里传播开来。由于一战时期军营的人流本就格外密集，艾伯特发病前的工作又注定他每天会与大量士兵接触，再加之当时军队里对卫生和疫病的管理根本称不上专业和规范。

故而到当月底，整个军营已有超过1100人因感染这种症状格外严重的流感而住院，更有38名士兵因流感引发的肺炎而丧生。

正常来说传播性如此强大，致死率又不低的疫情本应引起美国军方和政府的重视，但在经过内部商讨之后美国军方却选择封锁消息淡化影响，将这场在军营里爆发的疫情强行压了下来。

之所以美国军方和政府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这座军营里聚集起来的5万多名士兵，也将在接下来奔赴欧洲战场的前线。

因此军方不希望因为这场原因不明的流感疫情，影响到军队的士气和接下来的军方作战计划，同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担心大量隔离生病的士兵会给大量被拉来的新兵逃脱兵役的借口，干扰到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征兵进程。

总而言之出于各方面的利益考量，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封锁这座军营，反而按照原本的计划将这些士兵尽数运往了欧洲战场的前线，也正是这个选择打开了这个盛满了瘟疫与死亡的潘多拉魔盒。

这些感染了病毒的美军士兵，成为了战场上移动的瘟疫散播器，致使流感病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整个欧洲散播开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在内，都爆发了大面积的疫情。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推断，最严重的时候仅法国军队里感染了这种新型流感病毒的士兵人数，就达到了约四分之三，英国军队里也有一半以上的士兵受到了感染，等到1918年春季末尾的时候，几乎整个欧洲都陷入了这场大流感的威胁之中。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这种新型流感病毒只是传播力惊人，大部分情况下致死率并没有比普通流感病毒高出很多，在几天的高烧和不适后大多数病人都慢慢恢复了健康。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场瘟疫的危险性被当时的各国政府大大低估了，出于和美国政府和军方同样的考量，处于战争之中的欧洲各国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选择对民众封锁与这场超级流感有关的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一直宣布中立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仅有的几个没有施行战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国家，因此该国媒体对这场前所未见的超级流感进行了大量报道，以至于在各国眼中西班牙成为了“最早发现新型病毒”和“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西班牙就这样因为报道了真实状况，而成为了这场超级瘟疫的“发源地”，替美国背下了这口巨大的黑锅，直到现在很多国家仍旧以“西班牙大流感”来冠名1918年这场永远载入人类历史的大瘟疫。

随着春季过去，这场传播范围广泛的超级流感似乎也和普通流感病毒一样，出现了明显减弱的征兆，很多政府都乐观的估计疫情很快就会随着有抗体的人群增多而过去。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不随人愿，表面的好转只不过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由于各国政府放任疫情的肆意泛滥，大量的传播和感染还是不可避免的在致死率上出现了危险的变异，这种变异后的新型病毒最初是从哪里出现的已经不可考了，但变异后的危害很快就展现在了人类的面前。变异后的新型病毒致死率从百分之零点几一跃攀升到百分之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亡瘟疫，而一名青壮年从感染这种变异病毒到因严重的肺炎和积液窒息而亡，往往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1918年秋一艘从非洲塞拉利昂返回英国的运兵舰上，大量士兵感染了这种变异的流感病毒，还没等抵达英国军港船上就已经有近八成的士兵，被这种致命的变异病毒击垮了，在患病的士兵当中更是出现了高达10%的死亡率。而这种糟糕的状况远不止在一艘船上发生，等到士兵们艰难的登上了陆地，管理军港的英国皇家海军也完全没做任何有效的隔离措施，只是简单的收治了患病的士兵，放任其它人员随意的走动。

很难说该流感的第二次大爆发，是否来源于这批英国运兵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同样的情况几乎在每个参战国内同时发生着，过度看清这次大流感影响的欧洲各国政府，此刻终于付出了难以挽回的惨烈代价。

1918年秋伴随着变异病毒传染率的急剧扩张，数以万计的老人和孩子在疫病的痛苦中死去。更令各国政府惶恐的是，第二次变异流感引发的死亡人数在统计学上呈现出了极为明显的“W”形分布，也就是说高死亡率的人群除了抵抗力低下的老人和小孩，还有理应康复率最高的20-35岁的青壮年！

对于这个诡异至极的死亡分布，科学家们给出的解释是变异后的病毒无论繁衍速度还是攻击性都得到了质变和增强，因此会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更为激烈的反应。由于青壮年的免疫系统强大，这种情况下引发的高烧和炎症也更为剧烈，甚至会造成重要的脏器尤其是肺部的损伤，从而导致患者因呼吸困难死亡。这种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后来被研究者们称之为细胞激素风暴，相比之下老年人和儿童因为免疫力较弱，所以因病毒而激发的免疫系统反应也比较温和，反而让身体有了慢慢疗养恢复的机会。

总而言之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摆在当时欧洲各国政府面前的直接问题是，充当战争主力的青壮年们，正因为日益肆虐的流感病毒大量死亡和丧失战斗力，对于各个国家来说继续维持战争都变成了件困难的事情。

可即便如此，已经因战争而疯狂的欧美政客们仍不肯轻易的放弃手中的利益，一边用更加血腥严厉的手段压制疫情信息的传递，一边向民众们鼓吹“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病毒传播的风险”，拼命的将国内健康的青壮年送上前线。与此同时各国还妄想通过强化军队的医疗条件，来遏制疫病给前线部队带来的威胁，像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将国内近万名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送上前线，希望能够维持住军队的战斗力。

可在当时恶劣的战场环境下，这中无脑增调医护人员的做法对于抵抗疫病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不仅对抗击疫病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导致国内医疗力量的空虚，因此染病的患者和死亡人数进一步激增。

除此之外很多人为因素也使得这次疫情的恶劣影响进一步倍增，比如由于西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大量出身非洲和亚洲的医护人员被排斥在抗击疫情的战线之外。实际上这次流感病毒在当时同样影响到了广袤的非洲地区，和包括日本和我国台湾省等部分亚洲地区，但相较于欧洲这种病毒在亚非地区的致死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不仅死亡人数很低，感染后的症状也相对轻微。如果欧美地区能够放弃成见接纳大量专业技术娴熟的非洲医疗人员，那么绝对能够大大降低这场超级瘟疫所带来的危害。

尽管当时欧洲各国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专门的研究室，希望能够找到这种病毒的弱点和应对方式，可在技术相对落后显微镜精度甚至不足以发现病毒个体的一战时期，这种努力注定是难以在短期获得成效的。

等到了1918年冬天这场超级疫病终于渡过了高峰期后，被感染人数已经需要用亿来计算了，数千万人因此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乃至各国政府高层人士也无法躲避病毒的威胁。到了这个地步再要通过宣传手段，来压制和隐瞒疫情的严重性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因为这场浩劫而死亡。

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青壮年的死亡人数实在是太多了，一战各国也无力再将战争维系下去了，随着德国的投降战争也终于迎来了完结。尽管在第二年春天，变异流感病毒再次来袭，但由于战争结束人口的流动性已经不再那么频繁，加上全世界有了大量康复后带有抗体的人群，造成的危害已经远远不及第二次爆发时的严峻了。当然即便如此，最终第三次1918流感病毒的爆发，还是带走了数百万人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