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方贴榜与唐朝官方贴榜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宋仁宗以来，官方贴榜表现出愈加明显的劝谏色彩。这一现象与当时为磨炼文人风气而颁布的“金榜”有关，也反映出宋朝文人群体的一种重新建构的社会意识。尽管榜单呈现出明显的规训倾向，但是从其职能上来看，每一种榜单又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当地官员虽然也用告示来控制社会风气，但仍然用到了训诫、训诫等文字。

1.布告栏的说教作用

自宋仁宗以来，各地县衙贴榜有了重大变化。在这以前，地方官员主要负责颁布朝廷颁布的各项命令，而在宋朝，由于中央机关的严密控制，他们的宣告权也是建立在皇上所授的架构之上。仁宗年间，由于宋人、西夏两国之战，本来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而由于自己的缘故，又无暇顾及各地，这就为当地的官吏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最早是从边陲之地，有些穷乡僻壤的百姓，因为他们还未开化，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念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告示，出现了这样的告示。并且，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排行榜的制订和发布的结果，与发布者的个人素质、能力和负责程度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一个地区的官府不能很好的处理某些方面的问题，一些官府就会把它归咎于社会风气不正。从那以后，宋朝对百姓的劝说逐步增多，即使是在一篇限制文章中，也会事先写上一些告诫的内容，而那张榜文也开始表现出了更多的劝说作用。

在北宋中叶，普通告示和限制告示还是有明确的界线的。例如，范仲淹贴出的告示就是一种限制贴，即使是富弼贴出的“避难贴”也带有很强的限制。蔡襄发表《杭州戒弄潮》后，“劝诫”与“节制”之间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作邑自箴》将拖欠和偷税的原因，归咎于百姓“愚顽”，并在告示上写了许多训诫，希望用道德来教育百姓，让他们主动缴纳赋税。到了北宋，由于朝廷的治理思想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种问题，所以就把问题归结到了民间风俗上，命令各地官员颁布劝诫，以改变民间风俗。这一点在《劝农》中尤为突出，具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征。因而，在宋朝，各地贴纸出现了一种逐步的劝告化趋势。到了南宋，大部分的告示都带有一些规劝成分。应当指出，尽管到了南宋，宋朝各地官员贴出的告示大都具有“劝谕”倾向，但并非将“劝谕”归类为“劝谕”。诏书、诏书、诏书等，仍有其自身的作用，但在朝廷设立诏书时，特别增加了训诫的内容。这样，既能约束百姓，又能教化人为人。

2.纠正传统习俗的作用

宋朝的当权者们，都是以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为己任的。当权者们发现，宋朝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与传统儒学思想相违背的习俗，必须加以整治。因此，对其进行纠正，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这种习俗对宋朝的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并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其次，官员们相信，这些陋习将会影响人们对农耕的热情，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所以，宋廷和当地官员都会通过张贴告示来纠正一些不合情理的习俗，以此来改变他们统治范围内的人们的观念和价值观。

除纠正不合习俗之外，当地官员还通过布告管理来纠正百姓的不合乎情理的行为。就拿宰牛来说，由于牛群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宋朝曾多次下令严禁私人屠宰。在北宋前期，宰牛宰马是要受刑罚的。至祥符九年，清廷颁布《禁杀害牛诏》，明廷再一次下令不准屠宰牲畜，至清廷年间，清廷对牲畜屠宰的规定更加严苛。在南宋，官方多次颁布禁止令，并命令当地官员张贴告示。再比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关于“祭祀鬼神”的记录，由于祭祀鬼神的手段过于残酷，违背了儒家的教义，也不利于维护宋朝的社会治安，所以被明文规定为“祭祀鬼神”。根据这一习俗，官府贴出告示，以示警告，从而达到纠正地方习俗的目的。为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各地官员都会贴出告示，告示是一种警告，通过告示，人们可以知道朝廷在某些方面的决定，从而做出相应的决定。这样，宋廷和当地官员就可以对不合理的习俗和行为加以规制，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3.对官吏的规制作用

宋朝各地区的官员、胥吏和百姓的行动，主要是以颁布节制文书的形式来进行的。在现实生活中，各地官员贯彻指令的情况，直接关系到贴榜的结果，因此，在贴榜之后，一定要遵守承诺。如果官方只是公布禁止名单，没有任何用处，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官方会先贴出告示，如果告示不管用，就会贴出告示来限制和禁止。如果限制和禁令无效，那就按照法律来处理。由规训到规训，由规训到律令，由律令到律令，这一进程离不开中国古时提倡的“以德治国”。由于“慢令”和不服从命令等现象会对官府的行政运作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他们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地区进行严格控制是很重要的。如果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从而加剧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的冲突。当地官员经常通过榜文来告诫和制约自己的臣子，这既是对臣子的一种规制，又是一种缓和官民冲突的手段。

4.紧急公告的发布及其社会效益

榜文因其消息传递速度快，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利用它来管理和及时响应，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在事件发生之后，朝廷也可以利用告示来处理突发事件。“急事帖”是指宋朝君主在太平盛世或天下大乱之际，以公文形式发布的一种公文。这种告示不能从特定的作用上来区分，但凡是宋朝君主为了应对突发事件而写的告示，都可以被称为“紧急告示”。和平年代，如有局部灾害，则可用“紧急告示”代替“紧急告示”。同样的，在乱世之中，朝廷也会发出特别的告示，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紧急告示。

在宋仁宗年间，还处于太平盛世的时候，确实有军队出逃。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皇上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的发出日期是嘉佑六年十一月份，这道圣旨的发出日期和天时不同，因而被称为“紧急告示”。告示是在十一月贴出来的，因为冬天的缘故，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如果任由这人胡作非为，或是严厉打击，都会使士兵变成不安定的因子，不是饥寒交迫，就是为了活命而掠夺百姓的钱财，也会引起民愤。所以，仁宗在告示上写下了免责的话，希望他能在期限内投案。这是仁宗皇帝陛下在诏书上的一句话，用来催促那些逃跑的士兵投案自首。南宋的救荒告示，以辛弃疾在湖南赈灾时写下的八字告示最为著名，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告示，写下的告示是：“失足者杀，失足者杀”。榜文的各种不同，既有其在抄写时的疏漏，也有其自身对榜文的认识。因其文字简义赅，又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历来为历代南宋高官所推崇。

辛弃疾在确定书目时，很好地运用了“标榜”的优越性，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固定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榜单上所说的，都是“闭籴者”和“强籴者”这两个操纵粮食价格的人，这两个人明显是冲着粮食来的。而“配”与“斩”的结合，也就是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囚禁与强迫捆绑在一起。故而，在灾荒之年，对饥馑之人的生命漠不关心，也可被定罪。虽然没有明确的惩罚标准，但辛弃疾还是将惩罚标准写在了告示上，并且将这种惩罚的严重程度写在了告示之上，这才让粮食价格稳定了下来，同时也让百姓们对这场灾难产生了极大的忌惮，让这场灾难没有继续蔓延下去。这种做法虽然有违榜文的本意，但在短时间之内，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说明了各地贴牌、随时而发的情况。紧急告示的运用与官吏的个体行动紧密相关。张灏以告示蒙蔽百姓而潜逃，从百姓的反映可以看出，百姓对于当地官员贴出告示的信任感很高，这一方面是告示自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太原被围困，消息封闭，百姓得不到外界消息，只有依靠当地官员贴出告示才能获得外界消息。除此之外，正如之前所说，在金南侵的时候，皇帝陛下或者是朝廷发出的各种告示，用来收集开封百姓的财富，这也是一种紧急告示。

通过对宋代碑帖运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碑帖运用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宋朝统治者在对宋朝进行统治时，把宋朝民间风气败坏归结于文人风气败坏，从而造成了官吏的越位。为此，皇上贴出了一张“教化天下”的告示，希望借此来改变宋朝社会的总体风气。同时，皇上还颁布了“不告不告”的诏书，目的是为了防止和警告官员，也为了保护百姓的权利。同时，皇上也向百姓直接贴出告示，对社会进行治理，显示出告示上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