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那个时代的中国，率先缔造了一整套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不仅仅是一种政策，更是一种宽容政治的象征，一种对民众的深深关怀。在那个专制王朝的时代，北宋对百姓的福祉如此重视，实属难能可贵。
从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代的光辉。首先，对于退休官员的照顾，北宋设立了全球最早的退休金制度。从真宗、仁宗时期开始，只要五品京官在朝中服务满15年，退休后便能享受到月俸，这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回报，也是对他们晚年生活的保障。
再者，北宋还开创了养廉银制度。这是给文官们除了基本薪水之外的额外奖励，包括三节奖金、绩效奖金等，用以激励他们更好地完成公务，提升工作效率。这种制度，既是对文人的尊重，也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
此外，北宋还实施了全球最早的敬老津贴，这一制度始于仁宗时代。这项津贴被形象地称为“酱菜钱”，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俗气，但其背后的意义却是为老人家提供加菜的钱。只要是北宋的臣民，年满六十岁，便能每月领取几吊铜钱。而对于八十岁以上的长者，除了铜钱，每逢节日，政府还会送上腊肉和各种礼品，这份关怀，真是细致入微。
各位，当欧洲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摸索时，东方的宋朝已经走在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前沿，为百姓提供了如此周到的照顾，彰显了宋朝的文明与进步。
除此之外，在仁宗的统治下，逐渐走向成熟与繁荣。这一时期，政府极度关注老弱孤寡的人民，积极采取措施照顾他们。于是，北宋王朝与寺院联手，由政府拨款，寺院负责，共同承担起收养孤儿和照顾无人照料的老人的重任。
有的孤儿和老人直接在寺院里生活，而有的则被寺院收养，如同家人般照顾，直到长大成人后再让他们独立谋生。在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盛行，许多家庭因环境艰难或子女过多，导致许多女婴被无情地遗弃。宋仁宗深感痛心，他不忍看到这些无辜的女孩在世间自生自灭，于是推动了这项慈善举措，让孤儿，尤其是女孩，能在寺院的庇护下得到政府的关爱与照顾，健康长大。
北宋人口的迅速增长，突破1亿大关，绝非偶然。这得益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安定，政府轻徭薄役，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政府对百姓的关爱与照顾，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从而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寺院收养照护的慈善事业在唐朝已有雏形，但真正将其规制化并推广到全社会，是在真宗、仁宗时期。唐朝时，主要是寺院自发进行这样的慈善活动，而到了宋朝，政府则与寺院紧密合作，共同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慈善机构的传统，如今我们看到的慈济、佛光山等慈善组织，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和传承。
他所创办的机构命名富有深意，居养院如温馨的港湾，庇护着岁月的老人；安济坊如同庇护所，为病残者提供庇护；而慈幼庄，则如慈爱的母亲，呵护着无依的孤儿。这些机构各具特色，又相互融合，彰显着其复合性的智慧。一个寺院便能承载多重功能，其内部组织之完善，不禁令人赞叹。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所创立的以工代赈制度。在现代，这或许被称为“以兵代赈”，但其核心精神在于厢兵制度。当黄河泛滥、水灾肆虐、蝗虫漫天之时，政府招募士兵，并非为了征战沙场，而是让他们化身为勤劳的工匠，为政府服务，成为仆役差役。虽然薪资微薄，但这一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包容性，无论年老年幼，只要身体健康，皆有机会参与。报名后经过筛选，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在艰难时期得以生存。
这一制度与现代的经济低迷时期颇为相似，当失业问题严峻时，政府或许可以借鉴此法，招募失业者参与公共建设，如清扫街道、美化环境等，以工代赈，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改善了社会环境。
仁宗的智慧在于他不仅创建了厢兵制度，还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层。体格健壮的厢兵被选拔进入禁军，成为校阅厢兵，为国家的安全贡献力量。而那些无需校阅的厢兵，则成为社会的长工，虽然名义上仍是士兵，但实际上已与军事训练脱节，成为了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制度设计，既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又兼顾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周全而细致，体现了仁宗的仁爱与智慧。
另外北宋也是古代王朝里面，政治最宽容的时代，在北宋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其中有一个代表，那就是包拯，戏曲里面也称他为包青天。
历史上的包拯是位安徽合肥的才子，他的仕途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任枢密副使、朝散大夫，更是给事中，相当于今日的监察院副院长。他的清廉正直，使得民间尊他为青天大老爷。
然而，包拯的威名并非仅仅来自于他的明察秋毫和断案如神。更重要的是，他那犯言直谏的勇气。庆历四年，他上书宋仁宗，力陈清廉的重要性，痛斥贪赃枉法者为明贼。他七次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其贪污腐败、残害百姓的罪行。他更是对北宋的任官制度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朝廷冗员过多，用人不当。
包拯的直言不讳，使得当时的皇亲国戚都对他敬畏三分。他三次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瑶佐，称其为“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结果，张瑶佐被迫丢官，此事震动了整个京城。从此，皇亲国戚都收敛了许多，不敢再为所欲为。
嘉佑六年，包拯成为枢密副使兼龙图阁大局，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他兼任开封府尹时，更是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爱戴。民间有句俗谚：“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任何人都不敢去关说包拯，因为他的脸像阎罗王一样铁面无私。
然而，1062年，这位青天大老爷在开封府尹的任上病逝，享年63岁。宋仁宗深感痛惜，加封他为东海郡开国侯，赠礼部尚书。据说，他去世时，宋仁宗还亲自慰勉他的家人和儿子，并给予他们丰厚的优待。这一举动，无疑彰显了宋朝宽容政治的精神。
包拯的一生，可以说是宋朝宽容政治的一个缩影。包拯，这位名垂青史的人物，不仅未受宋仁宗的猜忌，反而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与地位。这，便是他以其无私奉献和刚正不阿赢得的尊重与荣誉。
对于某些传言，我们必须予以澄清。有人认为包拯的“权知开封府尹”并非正式职位，这实乃误解。在宋朝，只有皇室成员，尤其是王子，才有机会获得真正的开封府尹一职。而“权知”二字，实则是对于非皇室成员担任此职的一种尊称。因此，包拯以副宰相之尊兼任首都市长，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此外，庞太师这位历史上的倒霉鬼，他是一位清官，而非恶徒。他的儿子并未被包拯所斩，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事实。同时，他与庞统并无血缘关系，这也是一个常被误解的点。
更重要的是，宋仁宗对于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做法，展现了他的包容与智慧。他对于正确的事情，总是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尊重。这种对于言论自由和臣子尊严的尊重，无疑是宋朝政治的一大亮点。
再者，宋朝对于柴家子孙及降兵的善待，也体现了其稳定的统治基础。太祖朝并未真正统一中国，吴越等地仍处于独立状态。然而，到了太宗时期，吴越选择归顺宋朝，两国合一。对于吴越的王室，宋朝同样给予了极高的尊重与待遇。这种宽容与尊重，无疑为宋朝的稳定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宋朝的包容政治体现在多个方面。无论是对于前朝降臣，还是对于被其打败的国家，宋朝都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尊重。这种政治智慧，使得宋朝得以在混乱的时代中，保持相对的稳定与繁荣。
吴越国的的最后一位国王钱俶，选择了纳土奉降，为家族的未来铺平了道路。他的八个儿子，在朝廷中得到了重用，成为了地方上的实权官员，这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朝廷对他们无尽的信任与期待。
钱家，这个曾经在江南地区显赫一时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了朝廷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北宋时期，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钱家位列第二，仅次于皇姓赵氏。这不仅彰显了钱家的地位，更体现了江南地区对北宋朝廷的向心力。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变数。靖康之难的发生，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在这场灾难中，北宋的朝廷几乎陷入了绝境。而在这关键时刻，钱家的故土——浙江，成为了朝廷最后的避难所。南宋王朝在这片曾经属于吴越国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家园，延续了150多年的辉煌。
这一切，并非偶然。钱家人在宋仁宗时代依然身居高位，他们的智慧与才华，为江南地区的繁荣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与宋朝相始相终，共同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