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突厥之后，隋朝在东亚地区就成了主导者，突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和大隋帝国相抗衡。对杨坚而言，如何重建以隋朝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是他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年汉武帝征讨匈奴胜利后，东亚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间的主体关系是以汉朝为中心展开的，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以汉族文化为纽带，通过册封建立上下君臣关系和交往的道义原则，以达到政治上对汉朝的绝对服从和军事上的依附。
西晋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挑战中原文明的霸主地位。面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原文明常处于劣势地位，汉代建立的依附关系不复存在，即使存在形式上的册封，也是被册封者为了借助册封者的权威，以加强对内统治的需要而要求的。
总结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东亚地区，失去中原文明这样一个具有权威核心约束力的政治中心，其结果就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以争取现实利益而展现的军事实力上，互相征伐，弱肉强食，这也是为什么西晋灭亡后，中国会出现五胡乱华，进而产生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原因。
因此，当中原王朝重新实现统一再次崛起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以一种复杂的心态关注着新王朝的形势发展。隋朝刚建立.时，就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在《隋书·高祖上》就记载了当时白狼国、韩羁、突厥、百济、高句丽、契丹以及吐谷浑等国家，纷纷派使者来到隋朝观察形势，那些经常受到欺压的弱小民族，更是对新建立的隋朝抱有极大的希望。
那些在中原陷入内乱之际，趁机做大做强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新王朝逐渐统一崛起时，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止和干涉。突厥作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就处在这样一种位置。隋朝打败突厥后，整个东亚形势为之一变，再没有任何一股强劲势力能够阻碍隋朝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对隋朝而言，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原则，积极开拓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杨坚在构建这种以隋朝为中心的关系原则时，始终保持一种稳重务实的态度，这一点从反击吐谷浑和突厥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来。杨坚的出发点不是征服四方，而是保证隋朝边境的长久和平，在这个基础上，他愿意与周边国家进行往来，但前提是必须是在隋朝为君，其他国家为臣的关系下，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特征依旧是"册封"。
既然隋朝主张的是臣服而不是征服，因此即使发动战争也没有扩张和掠夺色彩，而是一种积极防御策略。周边国家政权却因为朝贡而获得隋朝大量的馈赠，从经济角度而言，隋朝是吃亏的一方。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强调政治上服从，力图让周边政权倾向汉化，通过"用夏变夷"的策略，让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认同与依附，这与汉朝实行的领土扩张政策相比，无疑又先进了许多，更具有广泛的适应力与包容性。
杨坚曾经为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下过一道下引诏书，在诏书中就体现出了上述内容，杨坚以"远人内向，乃事关天"为准则，将周边民族的归附视为头等大事。杨坚告诉沙钵略，隋朝与突厥交战，并非要侵占土地，而是要通过战争，让突厥树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臣服理念，而贯彻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落实"遣子入使"制度，实际上就是用儿子做人质，长远的目的是培养继承人的亲隋理念。
从隋朝建立之后的对外政策来看，近期的臣服政策与长期的文化改造，是隋朝重建天下大同、树立中原文明中心这种秩序的基本原则，其理论来源于魏晋南北朝大动乱之后的民族融合与大一统形势的进程，在总结汉朝对外政策的得失经验基础上确定和实施的。
应该说打败突厥，是杨坚重新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开始，但也仅仅是个起步，因为隋朝当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在西部战场，窦荣定手下的行军总管贺娄子干率部打败吐谷浑的进攻，为不让吐谷浑再次进犯，《隋书·贺娄子干传》记载，杨坚再次命令贺娄子干进兵河西，调拨五州军队深入吐谷浑境内，大败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最终凯旋。这一仗让吐谷浑大伤元气，以至于后来再次进犯岷、佻二州时，一听到贺娄子干的名字时，吓得立即退了回去。
吐谷浑之所以屡次进犯隋朝西部边境，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西部边境没有村坞。针对这种情况，杨坚向贺娄子干下达新的命令，要求将当地百姓组织起来筑垒居住，并要农战兼备。贺娄子干经过仔细调研，认为西部边境地广人稀，自然环境不适宜屯聚，不如废除屯田，让各镇彼此相连加强戒备。杨坚采纳了贺娄子干的建议，自此之后直到隋朝灭亡，史料上再也没有吐谷浑入侵的记载。
开皇四年（584年）四月，杨坚在新修建的宫殿宴请了吐谷浑使者，这表明吐谷浑已经臣服隋朝。当然，臣服的原因除了隋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之外，吐谷浑内部分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隋朝打败突厥到和吐谷浑建立君臣藩属关系的整个过程来看，决定隋朝成为东亚地区政治主导的关键节点，就是打败突厥。突厥分裂衰落后，吐谷浑也没有底气单独挑战隋朝，连带反应是依附吐谷浑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例如党项等族，也跟随吐谷浑一同依附隋朝，甚至连西域女国也遣使朝贡。显然，西域各国在知道突厥败给隋朝的消息后，都愿意和隋朝这个新兴起的大帝国展开外交杨坚所遵循的这些原则，经过时间的发酵，后来成为大唐帝国的羁縻政策及其管理体制。
开皇四年（584年）五月，杨坚端坐在大兴殿上，接受契丹国主派来请降的使者，当场册封契丹国主为大将军，这就意味隋朝争取东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取得了成功，这对隋朝的内政外交具有重大意义。
西晋灭亡时，东北部的鲜卑族大举南下，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权，其中最强盛的当属北魏帝国。以此为契机，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马韩和辰韩等也趁机摆脱了中原王朝的控制，攻占了乐浪和带方郡，分别建立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其中以北方的高句丽最为强大。
隋朝刚建立时，由于应付突厥的侵扰，杨坚无暇经营东北地区。高宝宁在东北地区始终勾结突厥侵扰隋朝，而高句丽当时也和突厥一样，支持高宝宁和隋朝作对，力图维持其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高句丽对高宝宁的支持，让杨坚看透东北问题不仅是个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还会成为中原地区动荡的隐患，同时也是隋朝重建天下秩序的阻碍，所以杨坚在应对突厥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东北少数民族。
开皇四年（584年）契丹的归附，可以说是隋朝争取东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胜利。在隋朝的积极争取下，除了受高句丽控制的一部分契丹部族之外，大部分契丹已经依附隋朝，而依旧是《隋书·契丹传》记载∶"诸部相攻击，顿颡谢罪"，也说明契丹依附之后特别听命于隋朝，在内政上，国内借助隋朝的权威来约束不听话的部族，巩固其内部统治地位。在对外关系上，如果和突厥产生冲突，就接受隋朝的调停，这样就使得契丹成为隋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属国，以及战略缓冲要地。
除了契丹之外，隋朝争取外夷归附的另一个重大胜利，就是成功争取了靺鞨的归附。
靺鞨在高句丽的东北部，其部族分布颇为广阔，当时内部尚未统一，隋朝刚建立时，靺鞨内部总体分为七个部族，互相没有统属关系。隋朝建立后，杨坚对其积极招抚，于是开皇元年（581年），靺鞨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进贡。
就这样，从隋朝建立伊始，靺鞨就和隋朝建立了藩属关系，后来在开皇年间，史书上记载的就有靺鞨五次向隋朝进贡，可见关系极为密切。到了隋炀帝时，靺鞨甚至出兵协助隋朝征讨高句丽。
杨坚虽然也积极争取靺鞨，但实事求是地讲，过程不如争取契丹那样顺利，除了粟末部主动依附之外，对白山部就有些无可奈何，始终未能打破其与高句丽的密切联盟，甚至在开皇十八年（598年）还发生了高句丽联合韩羁白山部，共同带领万余大军侵犯隋朝东北边境的事件。
尽管最终争取白山部以失败告终，能够取得契丹以及靺鞨粟末部的归附，依旧是隋朝争取外夷归附的重大胜利，这对处理东北边境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连被视为最为反复无常的奚，在突厥被打败后，也遣使入隋，这说明隋朝在四方的威信正在树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威信会越来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