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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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抱月瓶又叫“宝月瓶”，是因为它的腹部像一轮圆月而命名的。一种说法认为，造型起源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时期的金属制品和玻璃制品。
宋、元两代，在西夏十分盛行，大多是两种陶质的，可以拴在马鞍上，以便于游牧民的居住。
后来演变成了陶瓷，成为永乐和宣德两个朝代常用的装饰陶瓷，也大量出口外销，其中以其工艺精湛而著称，堪称精品。清朝的雍正年间也曾烧过，但后来被乾隆下令禁止再烧。
乾隆年间复原，并为不少人所喜爱，直到民国年间，仍有烧成之势。现存的抱月瓶多是蓝白色的，除了瓷，也有珐琅器和漆器。
文物现状在清朝的皇宫里，收藏着许多的抱月瓶，其中一只乾隆年间的“乾隆皇帝”蓝色釉开光的“乾隆御笔”抱月瓶（图1、图2），收藏于颐和园。
此瓶壶，颈部直，颈部有一对兽耳，缺一只耳朵，经过修复补配。器物通高30.6厘米，宽约25厘米，口径6.3厘米，足径10.3厘米。
其余部分以蓝色釉描金的花朵装饰，在盘口处绘制了一幅卷草图案，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磬、蝙蝠、寿纹和缠绕的花朵，取“福庆有余”的意思。印章底部用篆文写着“大清乾隆年间”四个大字。
天蓝色的釉以祭牲为主，也叫祭蓝，色泽浓郁，经过涂金处理，更显瑰丽，在开光部位，以淡粉的花朵和御书的诗词，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受“珐琅彩”思想的启示与影响，康熙中晚期陶工开始创烧粉釉，至雍正、乾隆年间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期，是当时中国瓷业发展的顶峰。
嘉庆时期的粉彩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与乾隆朝相近，但在制作上却较乾隆时期少了许多，用笔也多了些谨慎。
这一款嘉庆抱月瓶，采用乾隆粉彩工艺，在器物内部和底部加施淡绿青绿釉，并用红色颜料书写，并在脖子上加上动物耳朵，这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手法。
这只抱月瓶的青绿色釉较为均匀，与嘉庆晚期的产品相比，其釉面较好，不容易脱落，而且看不出有缺口，当属乾隆年间之物。
抱月瓶纹饰及技法分析这一款嘉庆款抱月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开光处刻着乾隆皇帝的一句《御笔》。嘉庆前期，我国陶瓷生产基本趋于保守，沿袭前代，不愿逾越，故多有题乾隆御题之作，故称“乾嘉窑”。
但是，烧制于陶瓷上的御词却很少见，根据有关资料，故宫博物院收藏了300多件乾隆时期的御诗瓷。
一种是乾隆时期所创的著名瓷器，例如为大家所熟知的汝瓷雕刻；另一种是乾隆年间烧制的御题瓷器。在后面一种类型中，比较常见的有三青盖碗和壁瓶等。
蒋廷锡既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又是当时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康熙四十二年，36岁的蒋廷锡，以顺天府乡试登科，中进士，进了南书院衙，出任南书院路官，康熙的亲信。
从那以后，他的仕途一直很顺利，在乾隆朝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编修《明史》，兼编修《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
蒋廷锡的画与通常的文人画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画更多的是一种宫闱之气，而非纯粹的抒情之作，在他的传世之作中，亦有不少“臣”字，显示其为应时之作。
学界普遍以为，蒋氏是在恽寿平工笔无骨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同时吸收西方技法而发展出“蒋派”的艺术流派。
他兼修山水，蒋廷锡的画，曾在《石渠宝笈》中收录七十一幅，蒋氏的画，一直到道光朝，都受到皇上的喜爱。
蒋廷锡在雍正七年任太子太师，应当和他有更密切的联系。《乐善堂全集》乃乾隆以前所著之诗集，而《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不但收录其中，《乐善堂全集》亦为蒋廷锡所撰，足见其与乾隆之交，深得乾隆之赞赏。
另有《荷》《桃柳》、《黄蜀葵》、《梅》四首《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虽然蒋廷锡死于雍正十年，但这丝毫不影响乾隆自己对此诗的喜爱，也许是因为他想起了当年的亲王，想起了蒋廷锡。
而青花瓷与粉彩瓷的组合，在乾隆年间较为常见。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霁蓝地描金粉绣牡丹”花纹大瓶（图3），是一种以淡蓝为底，以淡粉色的花朵为主体，壶腹为莲花花瓣状，腹下有三组花朵，上面刻着乾隆皇帝的诗词，内有白色，没有落款。
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和这一件类似，唯一的区别是，它所藏的是一幅粉彩花，而没有一首《乾隆御词》。但二者都是以霁蓝和粉彩为主要技法，都是体积庞大、不易烧成的。
此外，此款《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也是在陶瓷上烧成的。故宫博物馆藏有一对青绿色的粉彩花山水诗词大瓶（图4)，其中一只有残品，另外一只为全器。
残件经粘合修补后，该器物的外形和资料较为完好，通高74.5公分，底部有红彩六字“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它是一对由粉彩花卉同御制诗间隔组成腹部纹饰的瓷器，绘有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御制诗为楷、行、隶、篆四体墨彩。
这首诗写的是一首《苍松牡丹》，上面画着松树，下面画着一朵牡丹花，比颐和园收藏的那件乾隆年间的抱月瓶要好得多。此外，201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成交了一件粉彩开光题御制诗花卉纹撇口瓶（图5），其为日本山中商会旧藏；
“大清乾隆年制”款，器身腹部为三组粉彩折枝花卉图案，间以墨彩书写三组乾隆御制诗，其中的《苍松牡丹》《梅》《黄蜀葵》均出自这组诗。
还有北京保利第三十七届古玩珍品拍卖的乾隆白矾红釉御题诗词花瓶（图6)，瓶子的肚子上也涂上了粉色的花朵，另外还用楷、行、篆、隶四体书法写了四句话，分别是《苍松牡丹》、《荷》和《梅》。
以上所说的一些陶瓷，证实了这一组“粉彩花”和“乾隆”这一组诗词是一种普遍的烧瓷样式，另外还有一些抱月瓶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的参照。
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今年春天拍卖了一件乾隆粉底粉光玉堂“抱月”瓶（图7），与这一尊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比这一尊要低一些，高15.5公分，说明这两种类型的瓷器都是经过烧制的。
这件瓷器是采用滚压的方法，在瓷器上刻出类似于刺绣的图案，这是一种乾隆年间发明的一种新技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故宫收藏的乾隆粉彩开光牡丹纹平罐（图8），与颐和园的藏抱月瓶十分类似。碗身呈洋红色，中间有透光处，正面有一朵牡丹图案，另一面用篆书写着《苍松牡丹》。
比较了一下，就整个造型结构而言，故宫博物馆所藏的这个平罐比较沉稳，而颐和园所藏的那个抱月瓶却显得更加纤细。
这只平壶的兽耳像虽然与颐和园收藏的不同，但在构造上、纹饰上都有相似之处，而且都有卧蚕图案。两件瓷器造型相似，都是用青绿色的釉口装饰。
颐和园的抱月壶是一个类似于盘口的东西，随着壶颈的延长，动物的耳朵也变得更有立体感，而瓶身则是向内收缩，向外延伸。
《御笔》在字体上略有差异，其中“红”、“有”两个大字比较清晰，但总体上仍沿用了乾隆年间的平壶造型。通过与这两种器物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在造型上的继承性。
日本东京松冈博物馆也藏有一只，请参阅1984年松冈博物馆《馆藏东洋陶瓷名品图录》（图9)；
这只是一只珊瑚红色的粉彩瓷器，颜色与故宫博物院的一只粉色牡丹图案相似，但造型却与颐和园的那只大不相同，而镂空的图案，则与2018年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的一只小抱月瓶很相似。
经过整理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颐和园所珍藏的这尊嘉庆时期的抱月瓶在技法、造型、风格上都与乾隆时期的陶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从构图来看，这几尊乾隆年间的抱月瓶风格较为开阔，也有更多的空间，其上方为圆形开光的玉兰，下方为牡丹，其枝干为弧线，一枝与玉兰相互辉映。
整个作品隐含着一个灵巧的“O”，寓意着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乾隆年间，人物形象丰满，空白区减少。
典范的确立与继承清朝的御瓷，大概自乾隆年间开始，就极力追求诗书画印章的完美结合，以迎合皇帝的文学情趣。乾隆皇帝在位较久，对清朝的统治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在此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清代的各种藏品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理。
在乾隆五十年前后，乾隆大帝选定了当时的名瓷，并命“裕昌堂”的画家依样描图，细描细染，制成四册《珍陶萃美》、《精陶韫古》、《燔功彰色》、《埏埴流光》。
收藏的是乾隆时期所选的两宋官窑瓷器，也包括明朝宣德、万历时期的瓷器，并记载其大小，并配上注释，有些是对瓷器的窑名、时代的考辨，有些则是乾隆自己对颜色、烧痕等的见解，藉此可以作为乾隆王朝瓷器的范本。
颐和园收藏的乾隆款抱月瓶，绘画精美，图案精美，集诗词书画于一体，堪称乾隆时期的一件珍品。
历代青花瓷中，以四季花卉配以乾隆之诗，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这首《题蒋南沙相国画屏五景》，应该就是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不然也不会经常在瓷器上看到。
嘉庆年间，在烧制这一抱月瓶的时候，选择了这一款御词，估计这种样式也是乾隆自己多年来比较喜欢的。
总的来说，乾隆御词与四季花的组合在粉彩、斗彩等瓷器上较为常见，这种选用应当是因为这种技法可以表现出更多的颜色，同时也反映了乾隆对颜色的美学趣味。
陶瓷不仅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更是皇帝本人宣扬个人艺术品位的媒介，御制诗的创作、御制诗与瓷器的频频结合，恰恰体现了皇帝本人在瓷器制作中的指导地位。
乾隆皇帝所作的五句御花联应当是景德镇御窑时期的官方作品。那时，皇室用物要经过“呈核再做”这一道工序；
乾隆皇帝命人将蒋廷锡的绘画手稿作为陶瓷的底稿，由工匠临摹，然后配上专门写的数篇诗词，送乾隆审定，然后烧制。用什么花样，用什么诗词，经过多次推敲，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模式。
结语可以说，“御词”和“四时花”相融的作法，是乾隆年间为本王朝所立的一个榜样，为嘉庆年间所继承。
耿宝昌在其《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概括地说：“嘉道”与前代相比，在形制上没有多大改变，仍然使用乾隆的御诗，而“项耳式”则被保留下来，这一只“抱月”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究其渊源，一是由于在嘉庆初期，乾隆仍然是清朝的真正统治者，所以对皇宫用品的口味并未随着新皇的即位而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官窑瓷在艺术上的演变虽然与帝王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更多地是在传承中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