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堪称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

《史记》记载：“尧崩，帝舜命禹平水土”，大禹经过13年努力，最终实现“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九州的大山得到整治，九州的河道已经疏通，九州的湖泽附近也修筑了堤坝，四海之内的诸侯都来朝贡），于是“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这就是被世人传颂了几千年的尧舜禹禅让，夏朝的建立似乎是因大禹治水有功而顺理成章建立的。

其实，就连记载大禹治水的史官们也不太相信这一说法。就拿《史记·夏本纪》来说，禹既然是舜生前指定的合法继承人，那么大禹即位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大禹不得不避开舜帝的儿子商均，另辟阳城为都。

此外，史书中还留下了禹、启父子分别通过杀防风氏、征三苗、伐有扈氏等一系列流血手段来稳固统治的记载。这恰恰说明，上古时期远没有儒家所渲染的那样和谐，部族之间的权力交接依然是实力说了算，否则历史上孙叔敖、西门豹、李冰、郭守敬这些治水名臣，就都可以称王建国了。

那么夏朝的建立，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并没有任何一处考古遗迹出土过跟“夏”或者“夏朝”有关联的只言片语。所以，以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就采取了由已知推未知的办法。

简单来说就是：殷墟有甲骨文和史书记载双重印证，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这里是商朝中晚期都邑，而根据同一族群文化遗存的延续性进行逆推，又发现了同晚商文化存在前后继承关系的早商二里岗文化，代表遗址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

在时间上早于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又分别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中心遗址在河南洛阳偃师）和下七垣文化（中心遗址在河北邯郸磁县）。

其中：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体量较小，并无大型城邑。而二里头文化规模宏大，中心遗址区出土有宫殿、铸铜作坊、墓葬以及大量青铜礼器，且与二里岗文化并无直接继承关系。

二里头文化衰落时，以偃师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商文化崛起，原本位于河南郑州西北的大师姑、新密市的望京楼、平顶山东的蒲城店三处军事性质的二里头文化城邑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被毁弃，原址重建起了带有明显商文化痕迹的城邑。

由此，考古工作者得出：下七垣文化是商汤灭夏以前商部落为主体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则是夏文化。换言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在偃师、郑州等地的文化转变，所对应的正是夏亡商兴。时间节点是在公元前1600年—1560年。

目前最新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碳14测年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距它的下限不到200年，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朝国祚有471年不符。

究竟是史书记载错了，还是我们没有找全夏文化遗存呢？目前的诸多证据，都指向了后一种可能。

首先是陶寺遗址的属性判定。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这处遗址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规模空前的城址、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而且地望与史书记载的“尧都平阳”十分吻合，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距夏朝的消亡时间刚好有四五百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对陶寺遗址的定性是：与尧都契合。

其次是大洪水时代背景的判定。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吴文祥的研究显示，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这次干冷事件从公元前2300年—前2200年开始，引起植被带整体南移，黄河流域洪水频发，到前2000年达到极点。

第三是石家河文化的消亡。石家河文化核心区域位于湖北天门，根据所处地域和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以俞伟超为代表的考古专家判定其族群属性为古三苗遗存。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石家河文化遭遇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大规模南下，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突然覆亡，所对应的刚好是“禹征三苗”事件。

由此看来，如果大禹的生存年代以及夏朝的建立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维度内，那么尧舜时代发生大洪水、大禹受命治水、继而征三苗等一系列事件就都能与考古发现一一对应了，也与夏朝积年400年以上吻合。

而目前国内关于夏朝最权威的学术著作《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也将夏朝的始建年代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左右。

由此也带来另一个疑问。

上文提到，二里头文化上限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和大禹所处时代存在300年的时间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考古工作者们对二里头文化的前身进行了溯源，发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河南新密新砦文化遗存近似。

值得一提的是，新砦遗址总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不及早于它的陶寺遗址和晚于它的二里头遗址，文化面貌上也并不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坐镇洛阳辐射晋冀鲁豫多地，而是仅仅局促于郑州新密一隅之地，不像是一个广域王权政治中心，而更像是一个古国都邑。

新砦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880年至前1740年之间，它的诸多文化因素都被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所继承。不过，即便是加上新砦期，夏朝的考古遗存上限，与尧舜考古遗存的下限之间，仍然有近200年的时间差。

这也就意味着，从大禹治水到真正的夏王朝崛起之间，有长达200年的历史空白。那么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从考古发现角度，把龙山文化时代到二里头晚期夏文化之间的数百年做一个通盘梳理，会发现：

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节点前后，由于极寒天气的出现，原本生活在内蒙古中部和山西中部一带老虎山文化群体大规模南迁，造成临汾盆地曾经盛极一时的陶寺文化衰落，陶寺晚期遗址中出现了屠城毁墓现象。

而原本有斝无鬲的陶寺遗址，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大量明显属于老虎山文化的双鋬鬲器物，意味着毁灭陶寺的正是南迁的北方群体所为。

不仅如此，原本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群体，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规模向东南迁徙，受此影响，陕西宝鸡地区的客省庄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消失，洛阳盆地突然出现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束颈圆腹罐，而此后的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青铜环首刀、铜戚、斧等，都在齐家文化中找到了原型。

显然，这场持续百年的气候异常现象，远不像史书所记载的只是一场大洪水那么简单，而是整个华夏的人群大迁徙，伴随而来的是为争夺生存区域而爆发的惨烈的战争。

在这场惨烈的世纪大混战中，夏朝的前身夏族群又在干什么呢？

在上文中我曾提到，古三苗的遗存石家河文化遭到了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的侵袭，被认为对应了“禹征三苗”历史事件。

早期的王湾三期文化总面积只有2万平方公里，约和河南信阳市的面积相当，内部又以崇山南北为界，分为煤山类型、王湾类型等多个地方变体。

而在各地方类型中，又以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面积最大、等级最高。有意思的是，登封王城岗刚好是史书记载中的禹都阳城所在地。

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时，总面积已达到了20多万平方公里，除豫东地区外，河南省以及晋西南、鄂北、鄂西都被王湾三期文化覆盖。为什么豫东地区没有受到王湾三期文化影响，这个我们下文会特别说明。

王湾三期文化和晚于他的新砦文化以及更晚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传承路径。在二里头文化已判定为夏朝中晚期文化的前提下，王湾三期文化所呈现出的面貌和分布情况，特别是佐证了“禹征三苗”事件，我们可以得出：王湾三期文化正是大禹的夏后氏部族文化遗存。

当然，这个时候的夏还只能算作是中原地区一个较为强大的部落联合体，并且这个联合体当中出现了甘肃齐家文化群体的身影，早期夏文化当中的青铜因素，正是这一群体带来的。

当王湾三期文化大杀四方的时候，豫东地区却独立存在着一个造律台文化类型，并未纳入到夏部落联合体当中。但当中原地区进入到王湾三期文化末期时，登封、禹州出现中衰，同属夏联合体的新砦却突然崛起，并且其内部呈现出浓郁的造律台文化因素，并传承给了后来的二里头文化。

如果我们把王湾三期文化视作禹、启时代的遗存，二里头文化视作夏晚期遗存，那么在二者之间的空白期内，夏联合体内部必然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战”，故而导致豫东造律台这些东方文化因素突然出现在二里头当中。

至于豫东造律台文化究竟是哪个族群，目前还有很大争议：有的说豫东造律台是后羿、寒浞为代表的东夷族群文化，他们在西进灭亡了王城岗为代表的夏部落政权后，统治这一地区长达半个世纪，而少康复国后的文化遗存，自然就呈现出王湾三期、新砦、豫东造律台等一众文化因素，最终造就了二里头文化的多元色彩。

也有的认为豫东造律台是有鬲或者有虞氏文化遗存，少康是借助这股势力中兴了夏朝，故而二里头文化中呈现出东方文化因素。

但无论哪种推测，夏朝的建立情况都远比史书记载复杂的多，或许正是经历了多个族群的混战融合，最终的夏文化凤凰涅槃，到公元前1750年形成的二里头文化，才真正呈现出一个统摄中原大地的夏王朝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