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潜心研究先秦诸子数十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出版《寂寞圣哲》、《论语新读》、《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先秦诸子十二讲》、《说孔子》、《中国文学史品读》等十余部著作。

曾经，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质问我：“难道孔子没有缺点吗?”

我反问：“难道耶稣没有缺点吗？”他张口结舌。

我知道，作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学者，他们的内心，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学者求真，求历史真相，试图把历史人物，包括孔子、耶稣都历史化，化为“人”。而作为基督徒，他有虔诚的信仰，在心底里把耶稣看作“神”。显然，这位澳洲的学者，对待孔子和耶稣使用了双重思维：他要把孔子“历史化”为“人”，而同时，他把耶稣“神圣化”为“神”。

但是他忘了一个基本史实：孔子也好，耶稣也好，他们在成圣成神之前，都是“人”。为什么西方的耶稣可以“神化”，而中国的孔子不可以“圣化”?

我接着说：“您问我孔子有无缺点，我可以坦然告诉您，孔子一定有缺点。但是，我问您耶稣有无缺点，您敢说他有缺点吗?”

为什么我要把耶稣拿来和孔子比较?很简单，他们二人（注意：是人！）都是公认的人类的先知。作为人，孔子去世之时，已经七十三岁；而耶稣被杀之时，才三十多岁，人格的完成和个性的成熟，虽不能纯以年龄来判断，但是,就孔子和耶稣这两位伟大人物来说，时间的要素还是需要考虑的。

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前一阶段发展到后一阶段，都需要时间，需要有时间来积累阅历和见识。假如孔子在三十岁就去世，则后面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无从攀登和超越。

就所谓个性缺点和认知不足来说，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和修正。个性的完美和认知的高超，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就是他们获得的当时人们的认可和爱戴。孔子和耶稣都有巨大的人格魅力，都以此聚集了大量信徒。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孔子有缺点，那么，寿终正寝哀荣备至的孔子，总不能说比被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和被判死刑服毒而死的苏格拉底缺点更多。

我做这样的比较并非要在佛陀、耶稣、苏格拉底和孔子之间做个褒贬；恰恰相反，我只是用这种“历史批判法”来证明，对孔子、佛陀、耶稣这类代表人类信仰和人文源头的人物，做这样的“历史学批判”和“科学认识”，是非常肤浅并极端有害的。他们其实已经超越了科学和历史，他们在人类信仰的层次上，他们在那样的高度上俯瞰着我们——微笑。简单地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历史学方法，把这类人物历史化，是非常危险的，会引发伦理学灾难。

我反问那位澳洲学者的那句话：“难道耶稣没缺点吗？”并非在反唇相机，要说明耶稣也有缺点；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纠缠于他们作为人的缺点，有意义吗?

他们在我们现在自以为是的所谓科学主义之前，就已经不再是“人”了——他们早已“神圣化”了。这就是文化。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文化。文化有它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为人类提供价值及价值判断标准甚至经典判例。文化还有它实现这个功能的方式：把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伟大人物神圣化，从而建立一个一元的绝对的信仰对象。使信仰“绝对化”“神圣化”，就是文化实现自我功能的基本方式之一。“神圣化”这些人物，目的乃是“神圣化”人类信仰，因为没有“绝对化”和“神圣化”，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

所以，如孔子，如耶稣，如佛陀，都不可过分历史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历史人物，我们把他们神圣化，是在建立文化的功能。如果我们今天再逆向回去，这是对人类文化史的摧毁，对人类信仰体系的摧毁。

认知物理世界，人类需要科学理性；但提升自己德性，人类需要文化信仰，而信仰，往往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或者说，信仰建立在伦理理性而非物理理性的基础上。

物理理性是基于事实的理性，伦理理性是基于价值的理性；物理理性的逻辑是：因为有事实，所以我信；伦理理性的逻辑是：因为有价值，所以我信。信仰之信，与科学之信、历史学之信（现代历史学实际上是历史科学，或科学化的历史学)，有着绝大的不同，那就是，科学之信，乃是对事实的信；而信仰之信，乃是对价值的信。科学之信，乃是先有确凿事实，然后信，这种信，其实只是客观认知，并无主观成分，只与事实有关，与观念无关。而信仰之信，乃是对不确定的确定的信：那是观念之信，起关键作用的并非确凿“实有”的事实，而是理想中“应有”的价值：我们必须有一个念头（主观的)，才能安身立命，于是我们就信了这个念头了。

今天，学者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把历史文化看作是一个基本事实，或者说，他们觉得历史研究就是去考订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考订事实，非常重要，非常必要，但，这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历史不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的总和，而是那些事和对那些事的观念的总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的总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我的理解，就应该包含人们头脑里的观念。比如，鬼神不是“科学”的事实，但是，它们在人类文化史上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在观念上存在，是文化“观念”的事实。这种事实，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发现鬼神并非事实存在，就没有文化的意义吗?文化史上有关鬼神的观念就不但没有价值而且虚妄无知吗?鬼神的观念就没有在事实上影响我们的历史吗?

所以，对一些历史人物绝对化神圣化，是文化发挥自我功能的一种必然方式。其实道德并无现实的理据，科学至今并没有用自己的方法证明实行道德是个体合乎理性的选择，这也许就是比我们更现代、科技更发达的西方，对上帝的信仰一直是社会基石的原因吧。在科学证明道德对于理性的人的价值之前，对孔子、佛陀、耶稣这样的历史人物神圣化仍然是必要的。在科学可以向理性的人证明实行道德是有利的之前，对孔子、佛陀、耶稣这样的人物去神圣化，是很危险的事情。

用所谓“历史批判法”，用所谓现代科学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去研究和确定一个所谓“真实”的作为“普通人”的孔子，并对他做什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然后以一种后来者的优越感，自作聪明，“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这不仅是真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掌握了逻辑利器和科学杀手锏的现代学者的自大。

作为历史学者，不仅仅需要科学精神，还需要有敬畏，需要对人类伟大人物的敬畏，对人类文化创造——包括神圣化孔子、耶稣这类文化行为的敬畏。而这种敬畏，其实也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因为，对孔子这样的人神圣化，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理解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有关孔子的著作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现的。所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反对用文字历史学的批判方法来获得孔子的所谓历史的真实面貌：依照这样的方法是没有可能获得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如果我们想要从已相互叠加的多层面中，经过扬弃而获得这些伟人本来的真面目的话，反而会发现他们离我们更远了。

因为并不存在完全可信的历史记载。几乎流传下来的每一点在历史上都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思维的结果很可能会使我们怀疑到这些大师的真实存在——像是在佛陀与耶稣身上发生过的一样——因为要去除所有神话和传说的话，那在他们身上几乎是一无所剩了。

这一结论的荒谬性产生了对批判方法的怀疑。单纯批判的结果不会使我们认识到任何的东西，并且会使他们的实在性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四位大师(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引者注)早在科学批判法产生之前便在整个传统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哲学家至少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影响了。这种影响力最初是由活生生的人那里产生的，并非来自想象。并且我们在体验这一无可置疑的影响力时，自己的身心也会深深受到震撼。这一渗透到我们内心的影响力，对于我们来讲至今仍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是理性所能证明的，而是一个在心灵上令人信服的暗示。

今天很多学者会对《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博学多识的记载产生强烈的质疑，同时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智识可以识破其中的虚妄，于是他们就觉得他们比司马迁有知识优势甚至认知优越感。其实，比如孔子解释掘井得羊的故事，司马迁就一定信吗?司马迁的意思可能是：何必不信。孔子本人其实也是如此。“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既然是“如在”，他显然是不信鬼神“实在”的。不信鬼神“实在”，为何还祭且“如在”?他的意思可能也是：何必不信。

科学是针对事实的，不得不信。但是，文化有时是针对价值的，面对很多从科学角度看来“不信”之事，有时需要“何必不信”的豁达。古圣先贤固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科学知识，但基本常识也是有的。很多事，从常识出发，他们也是不信的，但，何必不信?为何在信与不信之间要有一个何必不信？无他，神道设教而已。荀子曰：“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鬼事，其实不过是人道。用科学的方法扫除一切“迷信”，正信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信仰之信，本来就不是科学之信；信仰之信，就是对不确定的东西的信。

疑古派认为历史是层累式生成的，他们说对了；但他们由此出发，去抽丝剥茧找最初的那个事实，他们就错了。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发展本来就是演绎的。

科学，发现一个事实，就永远是那个事实；而文化，则是一个观念，滋生出更多的观念。我们当然需要科学，但科学的文化观，就是认识文化的价值以及它实现价值的方式。科学在文化这里，对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包括神话迷信，都要有一个真正科学的认知，那就是：上帝也好，鬼神也好，它可能不是事实，但它们是一个价值。所以，科学必须不仅认识和认同事实，还要认识和认同价值。事实有多种：物理事实、人文事实，还有心理事实。心理事实是：是否有无鬼神对很多相信鬼神的人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鬼神并且鬼神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影响。

所以，文化的功能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决定了人类必须把一些杰出人物“神圣化”，东西方文化莫不如此，且西方文化尤其为甚——中国的孔子，虽被尊为“圣人”，他还是人，且他还是另外一个人——叔梁纥的儿子；而西方的耶稣，已经是神，并且是上帝的独子了。

认识不到这一点，动辄把这些神圣人物“历史化”，乃是庄子所讲的，“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的见识，而用他们自诩的所谓历史批判法，把演绎而来的丰富的文化史层层剥卸，去寻找所谓最后的那一点事实，这简直是对文化的“强拆”与挖坟掘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