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转入地下
我自从进入汉口职工区委会后，工作范围更大了，有时还到桥口工业区了解工人情况，到江岸铁路工人中活动。我对和文化界的来往虽然有兴趣，却不得不割爱，退出《大众报》的工作，甚至蚁社里出头露面的公开活动，我也不能参加，而是由我领导的其他党员同志去办了。我办的工人夜校，也改由调来的一位姓韦的同志去办。总之，钱大姐和老王要我退到幕后去，不再直接做群众工作了。也就是真正转入地下，做党的组织工作了。而且钱大姐要求我一直这样做下去，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职业革命家"，这个名词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从钱大姐和老王那里才知道，这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神圣的职业。这些同志担负着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党的各级领导工作。担任地下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是对党最忠诚的最坚定的革命家，过最清贫的生活，担当最危险的任务，进行最复杂的斗争。总之，这是一群心高志远、大智大勇，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已经有成千成万这样的人成了烈士，他们代表中华民族的正气，他们与人民共死生，与天地同不朽。最后，钱大姐问我："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她说："好，你以后就是职业革命家了。"
我不过是一个新党员，党就如此信任我，给我这么一个光荣的称号。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巴不得马上把这个告诉小刘。但是她已经调到鄂西农村工作，和我不再通信了。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她从到农村去做秘密工作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戴上"职业革命家"的桂冠了。
我的工作性质的改变，使得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要作相应的改变。我又搬了一个地方，租了一间民房，以一个失业教员的身份住着。起初上级只叫我去联系几个支部，负责审查和接受新党员。我是一个喜欢参与群众活动的人，要我和过去一块儿做群众活动的进步人士，特别是和过去较熟的进步同学和朋友切断往来，一时还不大习惯。但是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我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不过，我想在切断联系之前，把几个我认为够格入党的同学和朋友介绍入党。
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一块儿在南京晓庄活动过的也是在中央大学就入了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学联"的张植华同学。她是小刘的好朋友。我去找到她时，她正在打听我和小刘的下落，同时也正在找党。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正是来找你，要介绍你入党的。"人党后她仍留在著名民主人士身边做统战工作。
另外一位是在中央大学介绍我参加"秘密学联"的同学惠永昌。他是到重庆中央大学复学后又回到武汉来，准备到敌后打游击去的。他来看我，我直接问他入党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呢，他想到敌后去，正在找党的关系。我说我已经入党，可以介绍他入党，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的情况我很了解，向老王报告后，马上得到批准，由我给他履行入党手续。他入党后仍然想回到东南地区打游击，因此由长江局介绍他去江南新四军里工作。他是学军工的，听说后来一直在部队搞军工，作了军工部长。
还有一位姓吕的老同学，我找到他，说要介绍他入党，他说也正在找我，想介绍我入党呢。于是我们相视一笑而别。后来听说他被党派到鄂东南哪个县去工作，大概也是"职业革命家"了。结果那里出了惨案，他和别的十几个同志，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了。
此外，我还介绍几个朋友去了延安，他们后来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从此不再知道，甚至现在我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我把这一切办完以后，就和一切原来的社会关系完全切断，真的转入地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
突然事件
我虽然不再公开在蚁社做群众工作，但是我仍然直接负责蚁社党支部的工作。蚁社的职工工作范围越来越大，在许多工厂开展工作，还常常通过在文化部门工作的职工的关系，请到一些著名文化人到蚁社办的学习班来做报告，甚至把最出名且最忙碌的郭沫若也请到了。这样一来，名声大起，自然就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我们发现，有时来了一些面孔很陌生、谈起话来格格不入的青年。他们说想来参加蚁社的抗战活动，我们当然表示欢迎。不过他们对于我们开办了些什么学习班，什么人来讲过课，讲了些什么，有没有记录……这样的事很感兴趣。他们还翻看我们有些什么供借阅的图书和报刊，打听蚁社有些什么领导人。我把这件事在职工区委提出来，老王说："他们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进行特务活动。看起来他们是在搞侦察，想要有什么动作了。"
老王是经历过政治风雨的，他的政治嗅觉灵敏，一针见血地说到要害处。我也从怀疑转到肯定，可能国民党的特务要干点什么了。老王叫我赶快在蚁社进行一次清理，决不能有党的文件放在那里，把讲稿笔记和宣传的党的知识的书刊暂时拿开，不要给他们找到可以造谣的根据。
我到钱大姐那里去，说起这件事来，钱大姐说："不只是蚁社，青年救国团也出现这样的人物和事情。显然的，他们会要有什么行动了。"她告诉我，"不仅是图书资料的清理，工作人员也要注意，特别是你，你不能再到蚁社去进进出出了，你转入地下，从公开的场所消失。要嗅觉灵敏一点。对他们不能有任何幻想。"
我是在党的活动半公开的环境里入党的，没有在严峻的政治环境里待过，对于国民党特务的凶狠，没有感性的了解。钱大姐及时提醒了我，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果然，过了不多久，国民党就公开采取行动，宣布取消"民先"、"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个爱国群众团体。国民党在他们的报上公开发表了对这三个群众团体诬蔑的不实之词。特务机关采取了查封这三个团体的行动，派特务占领了"蚁社"的活动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但是除开有些公开发行的进步书刊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查到。
这件事情马上引起各界的反对和抗议，共产党发表了抗议声明，但是已经无济于事。团体被他们宣布查封了，场所被他们占领了，活动被他们停止了，群众被他们打散了。虽然我们也做了一些抗议请愿活动，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决定。幸得事先做过安排，骨干都妥善转移，没有人员损失。
但是在党内，却有一些议论。
我是新入党的党员，对于党史知道得很少，当时对于"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说法，理解很浅，甚至很不理解。但是因为国民党悍然在武汉查封"民先"、"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个群众抗日团体，因而在党内引发了一些议论，很叫我担心。我想这会不会是路线斗争？大家在议论，我也颇有一点看法。为什么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这么大的三个群众团体，被国民党说封就封了，我们竟然只是发个声明，没有还手之力？怎么特务一查封，一占领，这些群众却无所作为，一打就散了呢？过去不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吗？这使我马上想起钱大姐对我传达过的"轰轰列烈，空空洞洞"的批评，看来似乎应验了。当时只听说是周副主席的传达，却没有说这是批评谁。现在大家一议论，我便风闻是指的长江局的最高领导王明书记。
王明是抗战初党中央派到武汉来主持长江局工作的，整个国民党地区党的工作都由他来管，包括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地区的地下党的工作，华东地区的部分武装斗争工作。这是非常复杂和繁重的。但是王明在大家面前所树立的形象，却似乎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样子。他在群众大会上向我们作形势大报告的时候，讲演既有条理又富于煽动性，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宣传鼓动家。他很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著名论点。他明确地对我们说，现在抗战的主力就是国民党，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国民党抗战，我们不帮助国民党，国民党的右派就会破坏抗战，拖住国民党投降日本。所以帮助国民党抗日，就成为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重要任务。
长江局的书记王明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所以大量抗日青年和共产党员很想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受到鼓励和准许，被留在国民党地区进行抗日活动。他们虽然努力工作，却总是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和妨碍，以至公然破坏，比如悍然把抗日活动最积极的武汉三大群众组织给查封了，我们却无可奈何。而且在小刘给我的信中也谈到，他们到农村去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也总是受到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的阻挠和限制。"简直防我们胜于防汉奸"，小刘这样说。
很明显地看出来，国民党在抗战爆发前，并不想抗战，总想和日本妥协，委曲求全，一心一意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西安事变后，全国人民起来逼蒋抗日了，蒋介石在庐山上还扭捏地说出"抗战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战，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样的话。抗战爆发了，国民党总是不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非常害怕群众。口头上说国共联合抗日了，却非常害怕共产党发展抗日势力。处处防备共产党，侦察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破坏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甚至出现捕杀和活埋共产党员的事。这些事情，对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印象太深刻了。看来我们心怀好意想帮助国民党抗日，这个忙却帮不上，反倒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了。所以我听说党内在议论时，我也有一肚子委屈想要诉说。不过许多更内层更上层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这件事直到后来，我们听说党中央在延安开了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指出这种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扩大抗日的人民军队，处处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是关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我听到六中全会的传达，感到非常顺心，非常解气，自己一肚子的委屈觉得倒出来了。然而，那已经是1939年的春天，我已经调到鄂北工作，国民党已经开始公开反共了。不过这样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虽然危险得多，却也痛快得多了。
难忘的情谊
1．苦恋
我和小刘分别后，一直按照我们相约的，一个星期写一封信。从第一封用隐语告诉我入党了消息的信起，一直是这样，雷打不动。我们分别后不久，小刘也入党了，也用她的隐语"最幸福的时刻到来了"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女人到底比男人多情一些，我写信常常是干巴巴地讲我最近在进行什么工作，有时还要讲些大道理，她写的才真叫作情书。打开信纸，看见映入眼帘的"禾哥"两个字，我就仿佛听到了她那银铃般的声音了。
"禾哥"，这是她的创造，她把我的本名"千木"两个字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禾"字。"禾哥"之下，她那荡气回肠的文字，就不用说了。我真的感到自己就像书上说的那样，沉浸得像喝了美酒微醉的样子到仙境中去了。我们哪怕工作很忙，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要准时发信。我在信纸上画上两颗套着的红心，寄了去。她也会在信纸上压上她的唇形，涂上红色，给我寄来。
我们通信很勤，害怕被人检扣或偷看，便相约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这样别人便无法认识了。那个时候有一种废除方块汉字的激进主张，提倡用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我那时在上海就一直拥护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很快学会了拉丁化新文字的读和写。我和小刘相好后，也教她拉丁化新文字，她也只花了几个钟头，一学就会了。我们现在两地通信，为了保持秘密，正好用这个法宝。我们还考虑到，国民党可能还在搞"邮检"，便相约在每一封信的开头一段，用英文写，邮检的人一看是英文信，内容也没有说什么，便没有兴趣看下去了。我俩一直用这种方法通信，直到后来她到鄂西农村做党的秘密工作，遵守纪律，不再通信了才停止。
2．一条毛毯
虽然蚁社被国民党解散了，但蚁社的党支部还在，我们仍然在武汉职工中进行工作，只是比过去困难得多。这倒也好，许多进步青年受到了教育，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真正抗日，中国才有希望。要求到延安去的青年更多，我们介绍到武汉办事处转到延安去学习的不少，我们终于在湖北撒下了许多抗日的种子。这时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受到了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的痛击，武汉曾展开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然而不久日军各路向武汉包围过来，武汉进入了保卫战时期。大家都估计武汉终会沦陷的，我们奉命准备从武汉撤退出去。
我们职工区委开会，把各支部的党员都做了安排。有的随着工厂迁移到四川各地去；有的安排撤退到农村去，准备将来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战活动；有的是跟家人一起逃难回到老家去。江岸的铁路工人青年党员，则坚持要撤退到平汉铁路沿线，和日本鬼子进行斗争，后来他们参加了平汉铁路工人抗日大队，在平汉铁路沿线打游击。长江局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工铁路工人抗日大队，在平汉铁路沿线打游击。长江局的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同志以及《新华日报》全部工作人员，都成建制地迁移到重庆去，在那里建立南方局。王明已经回延安，由周恩来任书记，仍然统管国民党地区各级党的工作。湖北省委的班子分散了，有的如方毅等人已经随原鄂豫皖苏区部队，向安徽淮南一带敌后挺进，打游击去了。一部分随陶铸进了大洪山，在那里开辟游击区。一部分随钱瑛撤退到鄂西宜昌，建立湘鄂西省委，一部分随着王翰、曹荻秋等撤退到襄樊，先建立鄂北特委，随后又建立鄂西北省委。这些情况，当时当然都不知道，是后来才听说的。
汉口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同志带我到钱大姐那里去。钱大姐告诉我说，她已决定到宜昌，王致中将跟她一起去鄂西，我则随王翰到鄂北襄樊去工作。他们是我的入党接受人和第一个上级，在他们领导下进行了半年多工作，受益不少，也很愉快，一旦说要分手，实在依依不舍。本来我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只是不好明说，于是我说"为什么不把我跟你们调到一起？"
钱大姐说："一切服从组织决定。"
她这一句话把我下面想说的话全堵住，再也不好说别的。不过钱大姐还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接着说："我知道你的女朋友刘惠馨现在正在鄂西农村工作。但是鄂北那边需要你去工作，你还是服从组织的需要吧，小刘以后我会替你照顾她的。"钱大姐说了这么一句很有人情味的话，使我很感动。更感到，能够在她的下面工作该多好呀。
接着钱大姐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要分手了，一个共产党员走遍天涯，到哪里都一样，都是为党工作，为革命而献身。组织上要调你去鄂北，自有组织上的考虑。据我所知，你工作比较积极，认真负责，长于做开辟工作，能够较快打开局面。因此你适宜到做开辟工作的地方去。你去的鄂北地区已经临近前线，为了准备敌人打过来后，在敌后迅速展开工作的需要，要派能大刀阔斧开辟工作的同志到那里去工作，你就是这样被选中的。估计工作任务会很重很紧迫，而且有相当的危险性。我先和你谈这些，使你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也要不客气地指出你工作的缺点，你喜欢大包大揽，抓得太多，有时大而化之，工作不够细致。然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最需要耐心细致，一点一滴地干，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这是你今后要注意的。"
我这才明白钱大姐在这办理人员调配工作十分紧张和繁重的时候，还不忘记挤出时间来叫我去她那里的用意。她说的这一番话，真是使我茅塞顿开，一生受用。我真是太感动了。
从钱大姐那里告辞回来后，我心里总觉得空空的，总还想再去见钱大姐一面才心安。这一别，很难说能不能再见到她了。于是我拿起我用家里给的钱新买的一条毛毯，成为不速之客，闯到钱大姐家里去了。
我说："我到鄂北前线去，居无定所，用这种毛毯的机会很少了，这还是新的，你用得着，我就拿来送给你用了。大姐，你的身体比我差，你就收下吧。"
钱大姐大概很能理解我的心情，她不迟疑地接受了，说："我知道你这位知识分子的感情，我就领你这份情吧我收下先用，也许你将来和小刘结婚还用得着，那时我没有钱给你们买一条新的，就还你们这条旧的吧。"我没有想到钱大姐竟然想得这么远，更是感动，强忍住才未落泪，很快告辞出来。
但是不久以后，钱大姐倒来看我来了。一见面她说："看来，我将来只有还你一条新毯子了。"我不知道钱大姐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她接着说："你从报上大概看到日本飞机在长江上轰炸轮船的消息了吧。那条轮船装载着我们新华日报社的人员和物资，肯定是汉奸报告了日本的特务，专来炸我们的。死伤了不少同志，烧毁了大量物资。幸喜当时我没有在那条船上，不然恐怕已经做烈士了。你的那条毯子放在那条船上，成为牺牲品了。"
后来，1939年冬，钱大姐把小刘调到鄂西恩施，并批准我和小刘在恩施结婚。她许诺的那条毛毯，还没有来得及兑现，小刘就在恩施牺牲了。1948年，我到香港向她汇报工作，在我回成都前，她批准我和王放结婚，送给了我一对金戒指，一方面是送我们作纪念，一方面也是作应急准备金之用的。她同时还拿出一条旧的毛毯来，送给我们，她说："你和小刘结婚时，我没有把我许诺的毛毯送还给你们，小刘已经英勇地牺牲了，留下了遗憾。现在你和小王结婚，我把我用的一条旧毛毯拿出来送给你们，作为你们结婚纪念，也是为了纪念小刘，作为遗憾的弥补。"
我真没有想到，她还把这件事记挂在心上，这份礼物实在是太珍贵了。我和小王结婚后，一直盖这条毛毯。毛已经完全磨光，我们一直不肯把它丢掉。后来我们生了小女儿，又把它剪成两块，给小女儿盖。直到80年代，重庆红岩纪念馆向我征集文物，我就把钱瑛同志送给我们的这条旧毛毯给他们拿去，希望他们还放在红岩纪念馆钱大姐过去住的房间，不知现在还看得到不。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