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地主庄院
1939年10月，我到了宜昌，按约定的接头暗号到指定的交通站去联络。第三天老蔡（在武汉就认识）来找我，带我去见了钱大姐。钱大姐见到我很高兴，说："上回本来要带你回鄂西的，王翰把你留在鄂西北了，这一下好了，你到底还是调到鄂西来了。"
当时我一点也不理解她说的"这一下好了"是什么意思。接着她说："你来得正好，赶上参加我们湘鄂西省委的会议，你在这里休息几天，就由老蔡带你上路吧。"上路到哪里去也没有说，我也不用问，这是规矩，到时候跟着老蔡走就是了。
我从鄂北到鄂西，走了一千多里地，一路颇受风寒之苦，但最苦的是一路住的是那种幺店子，没有蚊帐，晚上蚊虫叮咬，叫我害了疟疾（那里俗称"摆子")。我一到宜昌就发了"摆子"，忽然一身冷得咬着牙齿打战，捂在两床被子里，还觉冷得不行，可是过一个多钟头，却又发烧烧得像一团火炭，弄得昏天黑地的难受。而且每天同一时间就会发作，打了几天，我便被弄得有气没力了。我过去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受过这份罪，觉得难受。当地人却笑我少见多怪，在他们看来，在这里"打摆子"的人多的是，这算不了什么大病，秋凉过后，便会好的，要不了命的。
老蔡来看我，见我害了疟疾，似乎也不怎么惊怪，他说："不要紧，吃几颗奎宁丸就好了。"他去拿一小瓶奎宁丸来，我照说的吃了几天，果然就"断住"了。老蔡叫我把奎宁丸就放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我的病刚好，老蔡就来叫我跟他走。我们上了小轮船，往下来到枝江上岸，从那里往南步行一天多，到了一个叫西斋的小镇，再往乡下走不多远，看到了一个地主的大庄院。老蔡说："到了。"我奇怪，怎么到这样一个地主的庄院里开省委会呢？老蔡看出我的疑惑，说："是的，就是在这里开会。"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青年，老蔡对我介绍说："这是李逊夫同志。"原来这个同志就是这家大地主家里的一个少爷。
我不再感到奇怪，出身于剥削阶级而参加革命的青年多的是。连中央的领导同志中都不少，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中也不少。这大概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接受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首先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要读得起书拥有知识的，家里没有几个钱，大概是不成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打农民战争的办法，农民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在城市里参加革命，改造思想立场，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大概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我走的也是这样的道路。我看来这里参加会议的青年，基本上和我也差不多。这个地主少爷老李是共产党员，有什么奇怪呢。我家里算不得大地主，却是当官的，我的父亲在四川军阀刘湘手下当县长。他还开着酒坊，算是官僚工商业者。然而我却是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我一到后便去看了钱大姐。她给我介绍参加会议的同志，有的是在武汉就认识的，有的是新认识，其中有一个叫何功伟的，在武汉时听说过，他现在在鄂南特委负责工作。
湘鄂西省委开会了，由书记钱瑛钱大姐主持。她说明湘鄂西省委是在重庆的党的南方局领导下进行工作。南方局由中央派出的周恩来等同志主持工作。湘鄂西省委开展工作的范围包括未沦陷的鄂西鄂南和湖南西部这一大片地区。钱大姐传达了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抗战已经到了相持阶段，但敌人进一步向鄂西湘西进攻的势头还存在。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妥协求和，积极反共的倾向却日益明显。我们仍然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敌人进攻后，在敌占区发动游击战争。我们有责任既要发展扩大和巩固党组织，同时也要保护好群众中的政治积极分子，不受敌特的伤害。目前必须是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进步。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要分开，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总之，要转变思想和作风，这是最要紧的。
我们在这个地主庄院里开了十几天的共产党的会议，李逊夫做的掩护工作很成功，特务一点也没有发现。自然，特务怎么也想不到在地主庄院里会有共产党在那里开会。李逊夫的父亲不仅在这一方势力很大，谁也不敢惹他，他还是一个拥护抗日的开明人士，知道他的儿子是干什么的，愿意拿出钱来资助他的活动。
大家议论，如果不是有一条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要进到这个院子里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条统一战线政策，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抗日进步力量都团结起来，把哪怕是地主阶级的开明人士也团结起来，在国民党内部也争取愿意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势力和我们团结起来，就是在敌人营垒里也实行分化瓦解，只把最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我们要想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意外惊喜
湘鄂西省委会散会，大家准备回宜昌时，钱大姐找我去作个别谈话。她说："省委决定派你去恩施担任鄂西特委书记，你们特委除你以外，王栋任组织部长，何功楷任青年部长，郑建安任秘书，刘惠馨任妇女部长。""什么？刘惠馨？"我大吃一惊，甚至怀疑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
钱大姐笑一笑说："是的，我说的就是刘惠馨。"
我说："她不是已经到敌后她的家乡苏北打游击去了吗？"
钱大姐说："我之所以今天才告诉你，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你知道她经过鄂北，是要回苏北去打游击去的。她和我一块儿到中原局，可是中原局已经撤走，到苏北的路被封死了，过不去，所以她又回到鄂西来了。"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我不怕在领导人面前失态，竟手舞足蹈起来，我问："她现在在哪里？"
钱大姐说："她是宜都县委书记，本来应该来参加这个会的，因为临时派她到宜昌雾渡河检查工作去了，没有来。我叫她直接从那里到恩施和你见面。我想你到恩施后不久，她就会到了。"
我高兴得一个劲说"太好了，太好了"，钱大姐却说："还有更好的呢，省委批准你们结婚。我没有什么给你们的，连你上次给我的那条毛毯，本来说好你们结婚时就还给你们的，可是已经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烂了，我只有把作为紧急备用金的一枚金戒指交给你，为你们祝福吧。"
钱大姐拿出一枚金戒指来交给我，我接过手，不知说什么好。钱大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批评错误毫不含糊。可是对于同志，却是那么亲切和温暖，那么有人情味，真像一个大姐对待自己的弟妹一般。
末了，钱大姐对我说："你一回宜昌，马上出发去恩施，前任书记魏泽同正在等你去办交接呢。"
我当然想尽快地回到宜昌动身去恩施，我巴不得马上就和刘惠馨见面。我告辞前请示钱大姐："我到鄂西，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钱大姐说："大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工作具体安排，在会上都说清楚了。你一到恩施接手后，马上召开特委会，传达省委会议，研究工作，然后你一个县一个县地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当然这并不妨碍你和小刘结婚。"
我说："我们结婚很简单，住到一起就是了。也不想告诉任何人。"
钱大姐最后说："恩施已经变为湖北的省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都设在那里，原来在武汉的各种人物，进步的和反动的都集中到那里，当然，特务也集中到那里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集省长和司令长官大权于一身的陈诚，是蒋介石的贴心人，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很有眼光而又坚决反共的。所以你到那里，面对的是很复杂的情况，而对手是很有能耐的。凡事都要小心。省政府有几位老统战关系，湖北的耆老，你们要努力派人接近他们，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真实情况。千万要注意，把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农村，把工作做到下层。现在形势已变，武汉时的那种群众工作方式方法，都要改变，不要追求热闹。抗战是长期的，我们的工作更是长期的。"
钱大姐这一番针对性很强的指示，实在是经验之谈。可惜我们理解不深，后来许多工作毛病都出在这里。这是后话。
到恩施去
我回到宜昌，找到接头关系，就出发到恩施去。我先坐轮船到巴东。巴东是在长江三峡中的一个小县城。我找个小旅馆住下，马上去买到恩施的长途汽车票，还算好，一去就买到一张，人家都说我的运气好。原来是现在汽油很紧，许多车没开了，我买票坐的汽车是木炭车，这种用发生炉煤气作动力的新试验虽然已经成功，可是在路上容易抛锚。
果然，木炭汽车开出巴东，爬坡十分吃力，有时还嘭嘭地吼叫一阵，干脆停下来。于是副司机下来摇一阵鼓风机，把木炭烧旺一点，发生的煤气多一点，才又上路。但是汽车开始发动较难，于是动员旅客下车来，一是减轻重量，再则叫大家帮助推车。车子终于一冲一冲地发动起来了，大冢坐上车继续前进。搞了一两个钟头，车子终于爬到坡顶，可以较快地爬行，向建始和恩施前进。
真难为了这木炭汽车，经过三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恩施。在途中时不时看到一片一片大小平坝，种着水稻，倒也富庶。恩施是鄂西重镇，因此成为湖北的政治中心。城虽不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在城东新修一片所谓"抗战房"，也就是木穿斗竹编泥壁，瓦顶或草顶的简易房子。那就是省政府的所在地。恩施这个城市依山傍水而立，隔江对面是五峰山，五座青峰依次排列，其中一座山峰上还立着一座宝塔。十分秀丽。那条绕城而过的清江，真是清得透明见底，游鱼可数。五峰山下沿江边是一片果园和一个柑橘林，青翠欲滴。中间一条石板铺的官道爬上山垭口，直通三里坝的省政府。
我下车后，直接到那片柑橘园里去。那个柑橘园的农场场长张翼和技术员谢文煊都是我们的党员，担任我的掩护工作。鄂西特委的交通站就设在那里。谢文煊是小刘发展的党员，我也认识。
我一直进去找到了老谢，也见到了张翼。他们说，住处已经安排好，我和小刘要结婚的事，他们也知道了。老谢打趣地说："洞房就在这个农场隔壁一个小院里，只等你们这对新郎新娘来了。"他妻子问："小刘为什么还没有来呢？"我说："她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大概这几天就要到吧。"
新婚宴尔
果然，过了几天，小刘就到了。她原来在这里工作过，一切都熟悉，径直到了农场老谢那里，当然马上见到了我。我们相见，呆呆地互相看着，简直不知道是真是梦。我多么想一下把她搂在我的怀里，狠狠地亲她。但是在老谢面前，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很平静地说些"你来了""我来了"这样的话。老谢说："这样吧，我带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新房。"
于是我们一起到农场隔壁一个小院里的一间老式木板房去。老谢想得十分周到，房子叫人收拾过，墙上糊了报纸，靠里墙摆上一张老式的花床，正是农村里结婚用的那种。虽然陈旧了，那木架上刻满吉祥的花样，倒也合我心意。最叫我们满意的是，在大床上已经垫上稻草，上面已经铺好布毯，叠好棉被，放好枕头。那被面和枕巾上还绣着大红大绿的花呢。小刘对老谢说："你怎么还搞这一套？"老谢说："这是上面交代的。"小刘说："这花被面恐怕是你独出心裁吧？"老谢说："图个吉利嘛。"在屋角竟然还放了一个梳妆台。小刘看了，却大不以为然，她说："要这个干什么？老谢，拿走，拿走。"老谢说："这是人家原有的，我拿到哪里去？你不用扔在那里就是了。"其他还有一张方桌，方桌上有一盏土陶做的桐油灯，古色古香的。现在战争时期，煤油进不来，煤油灯已是奢侈品，这里盛产桐油，就只有点这种桐油灯。配套的还有几张小方凳，小刘说："这倒是很合用的。但是锅碗瓢盆呢？"老谢说："还有一间厨房呢，都在里面。"我们进了后面的厨房，果然一切应用杂物都买全了，甚至水缸、澡盆、马桶也有了。老谢说："柴火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只是米面油盐作料和蔬菜等小刘来买。"小刘说："那是自然。"显然她非常满意。我只是觉得成个家，竟然有这么多麻烦。
老谢说："你们自己今天还不能开伙，就到我们农场吃晚饭吧。那里准备了便饭。"
我们一块儿回到农场，在柑橘林里转了一会儿，这是农场培养的优良柑橘，已是硕果累累。到处闻到一股果树和青草散发出的清香，空气十分清新。清江就在这一片翠绿的果园外，有汩汩流水声。真是洞天福地。
晚饭时间，我们来到场部。这哪里是老谢说的便饭，在场长老张家里，特地为我们结婚办的几盘几碗的丰盛晚餐。想不到我们还能正儿八经地举行结婚宴会，我们还能说什么？但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却是想很快地回到我们的新房去，我们还有多少话要说呢。
我们耐着性子喝酒吃肉，听着他们两位的祝福。待晚宴一完，我们立即辞出，老谢送我们到新房，把桐油灯点亮，说："看来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不受欢迎的人了，我该走了，晚安。"
老谢一走，我们把门关好，插上门门，我们终于进入到两人世界里了。我拦腰把她搂了起来，狠狠地亲她，咬她，啃她。她也顺从着，任我摆布，只是醉眼模糊地望着我，问："你疯了？"我说："我是疯了。飞走了的幸福，忽然飞回来了，我怎能不疯？"
她说："我真也没有想到，还能回到你的身边来。真叫天作之合呀。"她也开始对我疯狂起来。钻进我的怀里，搂着我的颈项，把我的脸上头上吻遍。嘴里喃喃地叫："禾哥，禾哥。"她简直像一团软绵绵的面团。我抱起她来害怕散落到地上，把她横捧着放到床上去……
天明起床后，我和小刘一块儿出去采购米面油盐蔬菜等日用品回来。请人为我们在清江担水，我们便自己动手淘米洗菜，劈柴烧火，做一顿饭。我们小两口相对坐在小桌边，端起碗，吃自己做的饭菜，比吃什么大餐也香得多。我们虽然还缺这少那，但是我们第一次充分地享受家庭之乐，那味道也是难以忘怀的。我忽然发了诗兴，找了张纸就在小桌上写了起来，真是一挥而就。小刘也很认真地琢磨着和我一同修改，定稿为《我们结婚了》而且自我欣赏地低声念了起来：
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我们也找到了证婚人，／可不是亲戚或社会名人，／而是我们遭遇的"艰辛"。／我们也找到了介绍人，／可不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媒人，／而是我们矢志不渝的"革命"。／我们不必登报，要求社会的公认，／也不用领取"立此存照"的结婚证，／这个社会和法律我们根本不承认。／我们不请自来的头一个客人，／在房檐上跳着的小麻雀，／为我们奏起了欢快的结婚进行曲。／我们不请自来的又一个客人，／在窗口上忙着的小蜘蛛，／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漂亮的窗帘。／我们相互发誓，双手按着革命经典：/"我们永远不会离婚，／除非谁做了可耻的逃兵，／我们永远不会分离，／直到我们该永远分离的时候。"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