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长

王翰让我带了一个抗战前在山东做过国民党的县长、老于官场的同志李云汉，到南漳去给蒋元县长当主任秘书。我在蒋元面前还是不公开身份为好，于是由李云汉把我介绍给蒋元，由他委任我当县民教馆馆长，作为掩护职业。但是蒋元看见我和李云汉之间的关系，心里自然明白，只是口里不说，我们心照不宣就是了。他时常"请"我到县政府里去汇报工作，实际上是他、李云汉和我三个人商量大政方针。李云汉说："只有这里才叫作真正的国共合作抗日，真正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哩。"

工作本来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蒋元在上支持，行政工作有李云汉八方应酬，既合于国民党的规矩，又切实为老百姓办点好事。李云汉凭他多年在国民党那边做官的经验，对于国民党那一套规章法度，十分熟悉，并且深知国民党从来是表面一套、内里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表面做得光亮，内里做尽坏事。既要在国民党面前有根有据地说得过去，又能实在地为老百姓做好事，他说就是一个办法："钻空子。"他说："有的是干了不说，有的是说了不干。就和他们打太极拳，揉来揉去，说得过去。让他们明明吃了亏，却又打不出喷嚏来。"李云汉还说："不过要有个分寸，适可而止，不要做得过分，要叫他们当事人应付得过去。做过了头，就会引起国民党内懂事的人特别是那些叛徒的注意，怀疑是共产党在耍把戏，那就不好了。"

我在蒋元的掩护下，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做些合于国民党要"唤醒民众"的宣传和民众训练工作，办了一张四开的油印报纸，举办了一期又一期的民众教育训练班。这都是合法的。同时又推动本地知识青年把半合法的李宗仁支持的由进步文化人办的文化工作站也办起来。由于上面有合法的掩护，下有基层党员的齐心努力，工作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形势是很好的。

来了特务

可是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根本不相信李宗仁，对于由进步文化人组织的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是恨之入骨。所以蒋介石以合法的身份派来了特务头子张元良，担任战区的政工部长。派了许多特务，分别进入各级文化工作站，进行破坏和夺权。他们认为是共产党的，便肆意秘密逮捕，进行迫害。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五战区。李宗仁看来也无能为力了。在李宗仁身边的上层人士还好办，把那些文化人礼送出境，也就罢了。胡绳办的《鄂北日报》被接收了，他也转移到重庆去了。我们这些在下层的，却面临遭受特务打击和逮捕的危险。因为县政权在蒋元手里，我以为还可撑持下去。我们仍在办进步分子的训练班呢。

大概因为南漳县是李宗仁的亲信在当县长，特别引起特务头子的注意，派来了一个公开的"战地服务团"，有好几十个人，其中自然有不少特务。那个团长特别坏，鼻子也特灵。他到民教馆里来和我接洽业务，并住进来好几个人，我看都是特务。但是他们翻遍了所有的书刊，都找不出漏眼来。那张油印报成为他们最关注的对象。对于上面的抗日宣传内容，他是无话可说的，但还是有意挑刺。连那上面一句口号，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他也要和我理论一番。我印的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他就说这个口号不对。我说难道拥护蒋委员长抗战也不对了吗？他却说："不对，拥护蒋委员长是无条件的。拥护蒋委员长就是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抗战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不抗……"他突然把后面的话停住不说，显然顺嘴说下去是"蒋委员长不抗战我们也拥护"，这句话如果从他的口里说出来，那将是大不敬的，他不敢说。我却接上去说："蒋委员长不抗战我们也拥护吗？"他正色道："蒋委员长怎么会不抗战呢？一定会抗战到底的。"我说："我也相信，蒋委员长一定会抗战到底的。所以我们喊'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并没有错。"他还是坚持说："错了，这不是我们的口号，是共产党的口号。"这就是他的结论，但和特务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这个战地服务团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一起，一直和蒋县长打麻烦，说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李云汉是最善于应付的了，也感到很麻烦。他说："说到底，他们就是要赶我们走，你不走，他们总是要打麻烦的。"

由县民教馆举办的战时农村青年训练班，是我们培养进步青年，为将来打游击时准备基层骨干而开办的，由我亲自讲课，蒋县长、李云汉主任秘书、教育科的黄科长也来讲话。都是讲的抗日的大道理。因为是县民教馆公开办的，自然也要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那个抽大烟的"烟灰"来讲话。他实在讲不出个什么抗日道理来，只是照他们那套老调子胡说一通。那个战地服务团一来南漳，就要求来讲课，并且要求参加管理。管理的事，我没有同意，说这是民教馆办的，由民教馆管理就行了。讲课的事自然不好拒绝，只好请他去讲话。他一到班上，还是讲他们那套"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套话。他大放厥词，骂起共产党来，说共产党在陕北搞封建割据，八路军游而不击，扩张势力。学员们都是进步的抗日青年，哪里听得进去，虽然谁也没有反驳，可是那种消极状态，已经被他看出来这个训练班的政治倾向了。他回去以后，就常常派他的团员来班上听课和参观，实际是在搞侦察。

那个特务头子，趁学员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混进学员寝室去，对学员的抽屉和挂包，实行突击检查。检查到一些进步书籍报刊，已经不妙，更没有想到的是检查到一个学员才写好的入党申请书。这就不得了了。

还好，这里是由李宗仁的心腹蒋元统治着，特务还不敢自己公开动手抓人。那个特务头子，把进步书籍和那份入党申请书摆在蒋县长的面前，大吵大闹，说这个训练班是共产党办的，这里有共产党。他要求他来接办这个训练班，更要求蒋县长逮捕那个学员，交由他们审问。还认定我这个民教馆馆长一定是共产党，也要加以逮捕。

南漳脱险

蒋县长本来就讨厌这些特务，现在这些人到他的面前来气势汹汹向他发号施令，他是军人出身，哪里受得了？马上回绝了。他说："我是这里的一县之长，你说的事，我要调查清楚了再说。你拿来的那些书刊，是襄樊的书店里都买得到的，那算什么证据？你交来的那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我倒想问问，你怎么得到的？"特务头子当然不好把他的卑鄙行为说出来，只是说："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办法。"蒋县长说："你这是真是假，我还要调查，不能听你一句话，我就随便抓人。至于那个民教馆馆长，是我任命的。你怎么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你拿不出实在的证据，随便猜测，你这是想诬陷我吗？"那特务头子说："把他抓起来，交我们一审问，他就会现出原形的。"蒋县长害怕那些特务真的抓我，就正言厉色地警告他："这里不是你们的天下，我才是这里的一县之长，你要随便抓我下边的人，我就有本事把你先抓起来。"

那特务头子走后，蒋县长马上把事告诉了李云汉，李云汉马上把我叫到县政府他的签押书房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李云汉认为这件事情很严重，据他从蒋元口中得知，全国正在掀起反共高潮，张元良这个大特务头子在蒋介石面前，告李宗仁不少的状。蒋介石已经下令解散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张元良正在和李宗仁抢夺地方政权，南漳也是他们要抢的地盘。这次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张元良，这又是一个把柄。李云汉很担心我的安全。他说："蒋元带有自己的警卫部队，县政府倒没有事，但是你住在外边，那里又没有警卫，他们这些特务，是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他们看来已经盯上了你，如果他们采取阴谋绑架，把你偷运出境，蒋元也没有办法保你了。"

我还没有想得这么严重。我说："我的事情再研究，现在首先要处理好训练班的事。首先要保护那个青年，叫他马上撤退到乡下去。训练班怎么办？那里的党员要不要现在撤退？"李云汉说："那个青年叫他马上递一张请假条，走了就是。训练班却不能马上散伙，党员也不能就走，那样叫蒋元不好说话。反正距结业只有一个星期了，坚持办完，然后散去。他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别人的证据，还不会动手乱抓人的。我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我来的时候，省委领导告诉我，我要负责把你掩护好，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的。我看万全之计是叫襄樊马上发一份电报来，说你父亲病危，你马上写一张假条，向蒋县长请假，然后你偷偷回襄樊去。蒋县长把话说得那么硬，估计他们没有得到张元良的批示，这几天他们还不会对你采取行动。"

我问李云汉："蒋元那里对他怎么说？"李云汉说："蒋元实际上早已看出你的政治面目了，只是没有说开。我现在马上去找他商量，让他马上发电报给李宗仁，先告在这里的特务一状，说他们造谣生事，正在阴谋挤他走，根本不提训练班的事。"我正欣赏李云汉办事的老练，他又说："你，我只有向蒋元挑明，要他保护你。"

我回去马上拟一份来时已经约好的明码密电向省委王翰请示。下面的同志来向我报告说，出了事了，很紧张。我说我早知道了，叫他们不要紧张，有蒋县长在，特务不敢怎么的，坚持一个星期，把这一期办完，他们和学员全都疏散到乡下去，以后我派人下去找他们。文化站的一个同志问我怎么办，他说他听到那个战地服务团里一个常到文化站来玩的进步青年偷偷告诉他，那个团长在团里散布说，我一定是共产党，他们已经拿到证据，就要对我采取行动。我说我自有办法。我不想把我的打算告诉他们。

其实我把形势还是估计得乐观了一些。他们诚然不敢未得蒋县长同意，公开逮捕我，但是他们可以采取秘密绑架，或者暗杀的办法。到那时蒋县长也莫奈何。果然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他们已经开始监视我的行动了。我看这情况不妙，晚上就到县政府里去找李云汉。

一进李云汉的房间，他就说："我正要派人去请你到县政府里来呢。"他把省委发回的明码密电拿给我看，省委很着急，怕我出事，要我不顾一切，马上离开，工作以后派人来接。李云汉还告诉我说，蒋县长也接到长官部里熟人的电话，说是张元良在李长官面前告蒋元的状，李长官没有理会。看来他们很可能采取非法的行动了。我告诉他，我发现在民教馆里，已经有特务在监视我。他说："看来情况紧急，为保万全，你今晚上也不要回民教馆去住了，就在我这里睡一晚上，明天一早就偷偷回襄樊。我现在就去和蒋县长说一下。他也很关心，你的安全就是他的前程。"

不大一会儿蒋县长也一同来了，握着我的手说："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走的好。我怕他们明天在城门外等着抓你，明天一早你坐我的轿子，我派我的两个马弁押轿，一直把你送出南漳县境，我才放心。"我对蒋县长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共事不久，我看你真是个人才。前程远大，好自保重。"他当然不知道我是李云汉的上级，只以为是李云汉荐给他的一个民教馆馆长，大概是一个共产党员罢了。他还说："李长官受的压力很大，我在这里恐怕也搞不长了。"

第二天天没亮，李云汉就把我从县衙门的后门送出去，蒋县长的两个马弁果然已经押着轿子等在那里了。一路平安无事地出了南漳县境，我下了轿，对他们谢了又谢。轻松地步行回到襄樊。回到襄樊见到省委的王翰，我汇报了情况，他认为我们当机立断，马上离开，这是上策，蒋元用武装护送也很有必要。不过他还是批评我，说我下轿以后，不该大路回襄樊，应该另从小路回来，这才万无一失。如果特务不在南漳，却在南漳外大路上等你，你岂不是自投罗网？他叫我量事要量得深一些，这对我们外大路上等你，你岂不是自投罗网？他叫我量事要量得深一些，这对我们做危险的地下党工作，是太重要了。

蒋元果然不久就丢了县长的差事。他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直到解放后不久，广西桂林有人来"内调"，了解蒋元的情况，看样子认为他是李宗仁的亲信，在南漳又做过国民党的县长，脱不到手。我负责地把他在南漳做县长和我们合作，并且掩护我脱险的事说了，也可能李云汉也作了证明，他算是安然无事。后他写信来表示感谢，说他担任桂林市政协的副秘书长。

再度逃生

1939年初夏，日本侵略军从随县、枣阳前线向襄樊进攻，打了几仗，虽然打到了襄樊的外围，却再也无力前进。李宗仁的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光化县的重镇老河口。那个城市不很大，张元良的特务活动又很猖獗，鄂西北省委完全转入地下，迁往谷城下面襄河边的小镇茨河。那里有"工合"办的纺织训练班可作掩护。

我跟着王翰一块儿到了茨河，我被省委调任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我决定把中心县委放在光化，于是我先到谷城去，把那里的党的关系接过手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后，再从那里转到光化。

我去谷城，要过襄河，我正走在河滩上，还没有到渡口，突然听到飞机声，转眼就看到日本飞机飞到头顶上来了。飞得很低，连飞机上的"红膏药"也看得清楚。它在渡口投了一枚炸弹，飞了一个圈子又折转回来，直直地对准我们这些在河滩上的人低飞过来，用机枪向我们扫射。这河滩上光光的，一点掩蔽也没有，我们只得卧倒在沙坝上，听任飞机的扫射了。只听到哒哒哒哒，一排子弹从我们头顶上倾泻下来，我想这下完了。我看到我身边的沙上飞起被子弹激起的一串沙尘。飞机飞过去了，我起来一看，被打倒了好几个，沙上有许多摊血和被打死的人。

我看那飞机的模样，很可能转一圈后飞回来再扫射。我急中生智跳进河水里，身子淹到黄色浑水里去，只露出鼻孔出气。大家都学我的样。这时飞机果然飞转来了，我索性把头也埋进水里去。过了一会儿才露出脸来，飞机继续在沙坝上扫射一通后才飞走了。它扫射的只是已经死了的或者受了重伤的人，我们这些藏在浑水里的人，全都安然无事。

这一回我算是又捡到一条命，活出来了。

意外重逢

我到了谷城，满街都是人，大半是从襄樊逃难到谷城来的。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搬来的也不少，把像样的好房子全征用了，我想找个旅馆暂住也不行。看来住在城里也未必安全，于是我又赶一程，到离谷城三十里外的石花街去，我和中心县委的前任书记约好在石花街接头。我到了石花街，街上也几乎住满了逃难的人，到处乱纷纷的。于是我就以逃难人的身份，在石花街的乡下找了一间民房住下。

第二天我按事先约好的地点、暗号去找前任中心县委书记。一见面才知道是小丁。她抓紧时间和我办理了交接工作。

办完交接，我准备向她告辞了，她却忽然对我说："别忙，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两个人。"我以为是去见本地的党员干部，没有在意。走了一会儿，她带我到一个也住着许多逃难人家的农家院子。进了门，她说："我要叫你大吃一惊。"

她带我进一间堂屋里去，一进门，我真的大吃一惊，不觉叫了出来："啊，钱大姐。"我的老上级钱瑛同志来了。钱大姐笑着和我招呼，回头向里屋叫："小刘，你出来看，哪个来了！"小刘？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农妇模样的女人，啊，果然是小刘，我的千思万想的恋人刘惠馨。她竟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微笑着看着我。我真想拥抱她，却碍于在钱大姐面前，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拍她的肩头，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她也点头说："我也没有想到。"钱大姐说："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钱大姐说："我们先什么也不说，好好来做一顿好吃的饭吧，大家见面也不容易。老马，你去抱柴火来烧火。"于是大家都忙起来，真的做出了一顿按当时的条件说来算得上是丰盛的好饭菜。

吃罢饭后，天色还早，钱大姐发话了，说："老马，我们等你等了两天，是你自己浪费了你自己的宝贵时光的。你和小刘出去走走谈谈吧。"

以身相许

我们欢欢喜喜地走出院子。从小路到田野里去，转进一个小树林里，找到一个僻静的石坎，坐了下来。太阳已经偏西，那斑驳的阳光从树木的枝叶间落下来，照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温柔，那么温暖。我们什么话也不想说，消消停停地拥抱起来，互相亲吻，好像这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时间，好像也凝固在我们的嘴唇上了。我们温存够了，泪眼模糊地互相看着。

最后还是我开口说话，我说："我们分离不过一年，却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再见。"

小刘说："我是预期着在这里和你见面的，只是怕你赶不上。"

我问："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我仍陶醉在相逢的快乐里，说："我早一天迟一天来不是一样吗？我们再也不要分离了。"

她却说："但是我们正像古诗词说的，'相逢却是别离时'。"

我问："为什么？"

她迟疑一下，终于说："钱大姐没有告诉你，要我对你说我并不是调来和你一块儿工作的，却是来和你告别的。"

"为什么，为什么？"我着急了。

她说："这还问为什么，组织的决定，也是我的志愿。"

我还是不明白，问："什么决定，什么志愿？"

她很冷静地说明缘由，她说："我在宜都做县委书记，被特务盯上了，不得不离开，回到宜昌钱大姐那里，她就要我陪她一起到河南竹沟中原局去开会，她说开完会后，就把我留在中原局，从那里派我到敌后去，到我的老家苏北打游击，打鬼子去。你知道，打游击一直是我们的愿望，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而且是回到我熟悉的老家苏北去，我当然很愿意跟着钱大姐上路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以为你已经去大洪山里打游击去了呢。我们到了鄂北谷城，钱大姐见到了王翰，她得知你调任光谷中心县委书记，就要到谷城来了。她就要王翰催你快到谷城来，然后才告诉我说你正要来谷城，为了让我们能见面，钱大姐有意在这里多留两天，专等你来。你不来我们就见不着了。你今天终于来了，到底给我提供了向你告别的机会。"

听到这里，我的心都要碎了，说："我向钱大姐提意见。"

她严肃地说："你不要去提，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你不是一直也想打游击吗？"

我无话可说了，沉默着。

小刘把我搂得更紧，以温柔的声调喃喃地叫我一声"禾哥"，接着说："要离开你，难道我好受吗？我把你的感情早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我永远无法离开你了。当大姐告诉我说你在这里，而且就要和你见面，我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自己问自己，怎么办呢？但是我一看到钱大姐，看到她那慈祥而严肃的面孔，想到她的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爱人老谭，看她是怎么舍生忘死地工作的，就再也没有勇气向她提出改变主意的打算。她默默地看着我的思想波动，她在工作这么紧的时刻里，却做出一定要在这里停留两天，专等你来的决定。你却老不来，可能我们见不到，我没有机会和你话别了，她也替我着急。所以她刚才说，是你自己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光的。钱大姐是一个很严肃的上级，也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大姐。"

"我将永远等着你。禾哥，我永远是属于你的。我的感情，我的身体，我的一切都永远属于你。除非我在战场上……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离。如果我在战场上倒下了，我只希望胜利后，你来到我的坟头，向我献一束花，并且告诉我：我们终于胜利了。"

我把她更紧地搂住，阻止她再这么说下去。

夕阳从树林后面慢慢地沉落下去了，天色渐晚，是该送她回去的时候了。我们两个站起来，紧捏着手，依偎着走向她住的院子。可是到了那院子门口，她却不愿意进去，她坚持要送我一程。于是我们又依偎着走向我住的小村。送了一程，她还不回去，再送一程又一程，竟然到了村口。又该由我送她回去了，就这么一程又一程地送到大院外边。我们在黑暗中亲吻，我们告别，要分手偏是这样的难，她又要再送我一程。我无法拒绝，甚至盼望就这么来回地走下去。

我们走了一会儿，眼见在东山那边，橙红色的圆月升起来了。我们踏着月光，在小路上走着，唧唧哝哝地细语着。我们又走了一程，她说："我走不动了，我们到那块石盘上再坐一会儿吧。"

于是我们走到路边不远的一丛小树林背后的一块石盘上坐下。没有人能看到我们，事实上这么晚也没有人在这小路上行走了。这时，月亮已经升得相当高了。它那么沉静地在微云中漫步，把我们坐的石盘照得通亮。周围十分沉静，只有草虫在低声地吟唱。这真是一个情人幽会的最好的地方。

经过白天太阳晒过的石盘，坐在上面并不觉凉，小刘躺在石盘上，我自然也跟着躺下，把她紧紧搂到怀里。她在我的怀里贴得紧紧的，低声地说："禾哥，我想了很久，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了回报你对我的深情，我要把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你。就是今夜晚，就在这个石盘上。"

我像是触电一般，手颤抖了，感觉真像有一股什么神力，一下传导到我的身上。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忽然冷静下来，我说："小刘，我不能这样，如果你怀了孕，多么不好？"

她却说："那就更好，我这一生，除开你，谁也不嫁。我不怕谁说什么，如果怀了孕，就生出来，养大。我活着时陪我，我死了时，叫他来找你。"

"我也和你一样，除了你，我一生不再娶。"我搂着她亲吻她。

这时，月亮已经高悬在天空，时间不早，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说："千言万语，终须一别，夜深了，我要送你回去了。"她很不情愿似的站起来，依偎着我，我搂着她，从小路走向她住的院子。在路上我问她："你们什么时候走？"她说："可能是明天。我先陪钱大姐到河南竹沟中原局，她到那里开会。我从那里到皖北，再转到苏北淮安。"我说："你这是又一次长征了，路上要特别小心。"她说："你放心。我到皖北以后，都在我们的游击区里行走，并且有武装。你在国统区里做地下工作，手无寸铁，才叫我不放心。你要注意安全才是。"我点头说："我知道。"

我们到了院子门口，她又紧紧地搂着我不放，说不尽的缠绵。最后终于说："禾哥，你回去吧。"我狠狠地亲了她一下，转身走了。我没有回头，但是我知道她一定站在门口，看着我的身影融进暗淡的月光里去。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