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委会议
我和小刘一起到与这个柑橘园相连的江边另外一个果园去，在树丛中找到一家民居，魏泽同就住在那里。一见面老魏就说："我等你们来，都等得有点发急了。"我说："我知道，你是急着想回老家去吧？"他说："那还用说，谁不想到延安去？"
他大概介绍了鄂西地区的党组织，是雍文涛带队的一批合作指导员在各县开始建立的，有些党员是从武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转过来的。鄂西特委下面除开原来的恩施、建始、利川几个县委、来凤咸丰中心县委外，还新加上巴东、秭归、兴山三县合组的巴归兴中心县委。特委名称也应该改成施巴特委了，不过大家还是习惯地叫鄂西特委。宣恩、鹤丰只有零星党员和支部，没有建立县委。接着他介绍了各县委的党员分布情况，看来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和机关单位，在农村的党组织不多，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将来要打游击，农村基础不好，是一大弱点。他还介绍了学校比较集中的恩施、建始的学生中进步力量较大，反动势力也很猖獗，斗争紧张。这一点也有问题，形势逆转，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容易遭受打击。我问起统战工作，总的看来，在地方上层有一些关系，但联络不够，更没有形成地方势力。而以陈诚为首的中央势力、正规部队和地方团队，都比较强，特务活动因为有陈诚自建的直接指挥的特务系统，深入到各方面，包括在农村搞他的"新县制"，也有基层的特务活动，这对我们在农村活动十分不利。干部情况和组织详细情况，因为我们将开特委会，下面的主要干部都要来，他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和小刘回家后，我对她说："我在鄂北，只当过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管的基本上是农村组织。现在突然要我管鄂西特委这么大一片地区的党组织，而且是湖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地区，党组织基本上都是新建立起来的，锻炼不够。敌人却是如此的强大，是国民党的嫡系，特务组织如此深入，更加上现在新的反共浪潮。我们正面临一个大的转折关头，而思想和作风，并没有跟着转过来。所以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我真有点怯火。"小刘说："上级党组织和钱大姐对我们如此地信任，我们只有谨慎小心，尽力而为。"
我本来预定要开一次特委扩大会的，但是我考虑在恩施这个地方，要找一个像李逊夫家那样一个僻静的地主大庄院，根本不可能。像我和小刘住的农场这个地方，来往的人很多，且在大路边，开几天几个人的会都不敢，不要说十几个人了。因此我决定，除开在恩施开特委会外，其余的会都到下面去开。我亲自下去参加。
我还利用时间到省政府那边去把原来的两个统战系统的党员接上关系，要他们了解省政府的动向，坚守岗位，不可暴露。我还和小刘一块儿去拜访了省民政厅的主任秘书聂国青。他是湖北地方势力的首领民政厅长张难先的好友，和湖北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省参议会议长石青阳等都有关系。而且政治上倾向进步。我是拿着他的儿子聂菊苏的介绍信去拜见他的。聂菊蒜是我的好友，现在正在鄂中敌后打游击。他的党员身份，他父亲完全知道。因此我也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找他的。他一看介绍信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以伯父称他，他也以世侄相待。小刘更是和聂伯母一见如故，和聂小妹也是亲热得很。
他把陈诚来当省长以后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湖北的地方势力对于蒋介石派他的亲信陈诚来掌握湖北的党政军大权，是不满意的，但是地方势力却团结不起来，没能力反对。而陈诚搞的"新县制"，派了许多他亲自训练出来的青年，其中不少是他自己系统的特务，深入到乡保，想彻底掌握政权。他还把一些内部资料交我阅读。我告诉他，我因工作很忙，以后就由小刘来和他联系。从此在统战工作方面，有了一点眉目。（解放后张难先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任，聂国青任湖北省副省长。)
我和小刘认为，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农场外的大路边，来往人很复杂，不够安全，更不便接头开会。于是决定搬家。托农场场长以躲日本侵略军飞机为名，在五峰山背后的乡间，为我们找一处农家小院。不久他就找到了，就在五峰山宝塔的下面清江的曲处。我是以一个从武汉逃难来的失业教员身份住进去的。租了两间房搭一个小厨房。这农家是一户自耕农，夫妻俩和两个孩子，只有四口人。竹篱笆门里一个小院，单门独户，掩映在一片竹林里，十分幽静。只有一条断头小路，通过一片梯田下到清江边。我们喝的是清江水，洗衣服也在江边石滩上。
第一次鄂西特委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组织部长王栋，青年部长何功楷，妇女部长小刘，秘书郑建安都来了（宣传部长是谁，记不起来了）。他们是以贺我搬新居的名义来的。小刘不得不以主妇的身份，时不时地到厨房去做家务。
在会上我传达了省委会的精神，特别着重传达钱大姐的讲话。我特别强调，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现实政治环境，反共高潮将要到来，我们必须改变工作作风，把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转向为群众谋福利的经济斗争和生活斗争。要利用合法的公开的斗争方式。特别要改掉武汉时代那种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光开花不结果的作风。组织力求精干和纯洁，已经太红的同志必须转移阵地。我们必须坚定地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要从学校调一批党员到农村去开辟工作。要加强统战工作，争取乡保政权和自卫武装组织。动员农民青年党员去当乡丁保丁，掌握武装。组织上要进行初步的考察，有些思想动摇的党员，要暂时停止联系。我们的党组织力量不大，应该扩大，但是都必须在巩固中扩大。
我传达后，大家认真进行讨论，都在"转变作风，转移阵地"这八个字上取得共同认识。散会以后，何功楷着重去抓恩施的青年学生工作，因为那里问题最多，还常常在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壁报上还很暴露。小刘去抓几个女子中学的党的工作。我和王栋则分头下到各县去传达和检查工作。王栋走北路，建始、巴东几县，我走南路，到来凤、咸丰、利川、宣恩几个县。我和王栋下去检查工作回来后，感到组织上还要再调整。巴归兴中心县委书记王煜（即王宇光）在那里太红，必须马上调整到利川县任书记，何功楷在恩施也较暴露，调整到建始任县委书记，孙士祥新来，任恩施县委书记。张师载新来，任来咸中心县委副书记（后来调来了延安回来的杨弟甫任中心县委书记），这样，组织比较多、工作比较强的县都有县委书记了。
组织部长王栋对我说，郑建安是上届特委留下的秘书，他既较暴露，还发现他思想上有问题。担任特委秘书，在我身边工作，接触全部机密，不大合适。他建议让他仍旧教书，他的秘书职务暂时也不撤。改由刘惠馨"坐机关"，抓特委的机关建设工作，还兼管妇女工作。
王栋的这个考虑，我是同意的。但是我知道小刘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老想在外边跑工作，她的积极性很高，她到隔恩施六十里的屯堡女中开会，当天一个来回，跑一百二十里路，她不觉其累。现在索性要她"坐机关"，抓秘书工作这一摊子，她会干吗？我不好说，我说："只有请组织部长亲自出马去说服她了。"王栋真的找小刘谈话，小刘竟然同意了。只是晚上在床头她对我埋怨："你为什么不亲自对我说？"我只好打官腔说："这是组织部长分内的事嘛。"她说："你大概以为我会不同意吧？"我不好回答。她说："我到底是已经经过几年党的教育和工作锻炼的党员了。"她这话实际上是在批评我。我确实把她看低了。
小刘"坐机关"
刘惠馨把"坐机关"的任务担当起来以后，首先就是把自己外部面貌，从一个大学生改造成为一个无知无识的家庭妇女，一个和我这个逃难来的失业教员的身份相符合的小户人家的太太。头发的样式自然要剪短一些，脸上不施脂粉，衣服相应地要打扮成一个家庭主妇的模样，短上衣配上大裤脚，土布鞋和一双广式袜子。因为要做家务劳动，腰上常常围着围腰。这样的外形改造，并不困难，动一动手也就完成了。她感到烦恼的是要把她的神情，改造成为一个粗笨女人，眼光木钝，头脑简单，笨手笨脚的模样。和房主人与附近农家妇女相交往时，要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灵气从自己的目光中抹去，要尽力把自己习惯用的文明词儿从自己的嘴边削掉，谈一些居家的油盐柴米的小事和埋怨物价暴涨日子难过的家常话。这却不是一下就能习惯的事。何况她本来是一个十分聪明机灵、性格活跃的人，和自己人相处，总是像银铃一般的笑声不断，眼光忽闪忽闪地光彩照人。一出门却马上要用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对她来说，真是太难了。但是她都很快就做到了。
她真像一个主妇那样干起家务活儿，挺麻利的。她把房子打扫干净，木楼地板抹得现出木纹。木床上的臭虫卵彻底肃清，把一张东倒西歪的木板桌改造成为一张书桌，甚至在墙上贴上年画。我嫌俗气，便挥毫写了一张古诗条幅来挂上，也符合我的身份。
我的工作很忙，几乎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各县巡视和检查工作。一共有八个县，每个县相距大概都在一百多里以上，够我跑的。那时长途汽车很少，因为坐汽车要通过检查站，我尽量不坐。因此来来往往都是步行。每天在那蛮荒的荒山野岭里奔走，晚上只能住那种鸡毛野店。在路上只能吃粗劣的苞米加红苕饭，就着辣椒萝卜青菜吃。能吃上菜豆花，就算好的了。又因为一天大概要走近百里路，有时连续一走就是五六天，到了县上，工作也忙，休息不够，一两个月拖下来，我的身体拖瘦了。回家以后、小刘十分怜惜我，让我换衣洗澡，割肉买菜，做好吃的让我饱餐。她还特意和山里人到树林里捡香菌回来，还买猎人打的野兔野鸡，用盐腌好，等我回来吃。
有条有理
我回家来，马上发现，小刘不仅把家务事做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把特委的机关工作做得更有条理。特别是为了保证组织安全，制定出一整套秘密工作制度。她首先把特委和各县委的组织系统的情况，领导同志姓名、化名、掩护职业、通信地址，都用只有她才能破译的密码用很薄的纸很小的字登录下来，卷成一个小纸卷，用油纸裹好。她还怕放在家里不安全，偷偷地放在屋后竹林里一个竹桩里。她把最紧要的用数字密码抄在一本数学习题本里，一看不过是学生用废了的练习本，其实里面藏着最大的机密。她拿给我看，这本天书，即使她把密码告诉我，我也无法读通。当然，她说，最重要的姓名地址都反复背诵，记在她的脑子里，就是把她的脑子挖了，也是挖不出来的。
她接着把特委对下面各县委以及各处单线联系的党员和上层统战关系的交通通信关系建立起来。她把张翼和谢文煊所在的农场作为交通站。所有下面有事到特委来的人，或者要和特委联系的，都必须经过交通站。交通站下面分头设立了对各下属单位的通信处和通信办法。通信处有的设立在政府机关职员、学校教员、商店店员的家里，特别是单门独户的小商店里。这些人当然都是选择可靠的党员。这些通信处也并不知道设在农场的交通站的地址，交通办法都是由交通站长定期去通信处取信，特委决定见面地点时间后，通知通信处转告下面来人按时间地点去接头。这样，除了特委领导和交通站长，无人得知特委机关及全部领导人的姓名住址。就是和下面的同志见面，除非是过去便认识的，一般都化了名，有时甚至改了装。至于通信，上下往来尽量减少，要写，也多用事先约好的隐语，或者干脆就用密写方法。用米汤写，用碘酒显影这种最普通的密写方法，她从来不用，这很容易被邮检特务检查出来。小刘用的是特殊药水，特务无法查出的。有一些简单的通知，她就在机关学校传达室的"邮件招领信插"里留信，由交通站去取，或者在《湖北日报》上登事先约好的寻人启事、遗失启事、征求购物启事等等，以建立上下联系。特务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国民党的特务是非常凶狠又非常狡猾的，对于破坏共产党很有经验，特别是特务之中有叛变的老共产党员，这些叛徒更是可恶，他们懂得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方法。不严格注意秘密工作的不断出新，就会出娄子。党组织遭到破坏，往往不是由于特务的能耐，而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由于党员不遵守党的一套秘密工作纪律。小刘告诉我，这是钱大姐常常对她说的话。后来的惨痛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特委的机关工作和我们的家务事，已经够多的了，可是小刘还觉得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坚持还要把她的妇女部长当好，把妇女工作抓起来。我说服不了她，只好和组织部长王栋商量。起初王栋不大同意，后来也只好让步，让她跑几个女子中学的党的工作。
小刘的烦恼
小刘"坐机关"的工作积极性可以说发挥到了极点，可是她却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十分快活的样子。她只是以不能引吭高歌而感到惋惜，因为那和她的家庭主妇的身份是不合的。有时她就和我一起，关起门来，低声唱歌，我们常常唱那首苏联的歌曲：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大小的边僻村庄。／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谁永远能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不会灭亡。
小刘那银铃一般的歌声是很好听的，她唱着唱着声音就大起来，我不得不用手指一指她的嘴，叫她小声一点。她无可奈何地压低嗓音，感到别扭，只好停止。就像一股汹涌而出的清泉忽然被强制堵塞，不准流出，她那难受劲我是理解的。只有一回，我和她出去散心，爬五峰山。经过艰苦攀登，终于爬到了峰顶。举目四望，群峰低昂，清江逶迤远去，好一幅现成的山水画。在最高点有一座十三层的高塔。荆榛满塔，我已经感到累了，小刘坚持要爬上去看看。我只好跟她拨开尘网，拾级而上，终于到了极顶。从那小窗洞望出去，有着飘飘凌云的感觉。小刘这时可高兴了，她放开歌喉，高声歌唱起来。她那高亢的歌声，真是响彻云霄了。我知道她在农居里扮成主妇，不能自由看书和歌唱，已经憋够了，今天总算可以自由自在地放声歌唱，让她尽情享受快乐吧。好在这里空旷无人，只有天空能看到高高飞翔的老鹰，这更激发她的豪情。灌木丛里的小鸟在"啾啾"地叫着，算是与她和唱。我让她唱个够，才相扶相依，回到农家。她一进门看到灶前的锅碗瓢盆，显然又不愉快了。
但是最使她不愉快的事，突然来到。有天早上起来，她对我说："我怀孕了。"这本来是喜事，我就说："那好呀，我们的爱情有了结晶了。"她却皱着眉头说："你还说好呢，这可要给我们带来麻烦了，特别是对我。"她这么一说，真的提醒了我。她怀了孕，将有几个月基本上不能工作了。而且生下孩子，她要养育，带来的麻烦更多，像我们这样的不安定的生活，带着孩子，很不方便，而且这要增加一大笔开支，我们哪来的钱呢？真的，这件好事，细想起来，给我们将带来的麻烦可大了。她烦得要哭的样子。
是要想个办法才好。组织上既然批准我们结婚，自然就准我们生孩子，但是我们特委组织很穷，连现在几个脱产领导同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都难以维持，有时还得靠有较好收入的党员和统战关系的资助。现在平添一笔开支，从哪里来？小刘是完全可以工作的，如果拖上一个孩子，她怎么办？我本来有我们现在不要孩子的念头，小刘马上拒绝了，她说："不，正如你说的，这是我俩爱情的结晶，我怎么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养好。"
有了办法
经过几天思考，我对小刘说："我们走投无路，只有向我的老家求援了。"她说："那不是把你已经割断的家庭关系又接上了？"我们两个参加革命后，害怕家庭的干扰，都和自己的家庭割断了联系。从我决定到鄂中打游击，向家里发过一封告别信后，我再也没有和家里以及原来的亲友写过信，他们全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干什么事情。她也一样，她一到鄂西，连和我的联系都断了，更不用说她的家了。我家在大后方的四川忠县农村，有家有业，比较富裕，我要向家里求助一点钱，是不成问题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从鄂中回到鄂西恩施，我已经和中央大学的同学刘惠馨结了婚。把她家的情况也略加介绍。我也没有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只说是我们现在生活困难，希望他给我们兑点钱来。我当然只好把兑钱的地址告诉他，那就是小刘联系的省政府民政厅的秘书主任聂国青处。
信发出去半个月，一直不见兑钱来。小刘去省政府聂家问时，聂伯父告诉小刘说，有一个从四川来的姓何的人，留了一个他住的旅馆的地址，说是要找姓马的五先生。小刘当然马上就知道是我的家里来人找我来了。她把地址纸条拿回来交给我，和我开玩笑说："五先生，有人找你来了。"来的人说是姓何，并且叫我五先生，我想大概是我父亲的贴身跟班何天清。我决定去见他。
我到那旅馆去，果然见到何天清。一见面何天清就说："五先生，家里找你找得好苦呀，几年不见你的音信，只听说你到敌人后方打游击去了，那多危险呀。一直收不到你的家信，家里担心得不得了。这一下可好了，接到你从恩施写回去的信，一家把那信读了又读，老太太哭了好几场。家里从你的信里知道你娶了新太太，还是大学生，更是欢喜得不得了。一家人都说，一定要派人来恩施把你和你的太太接回去，还要在家里热热闹闹地给你办喜事，风光风光。我就是这样到恩施来了。谁知我到省民政厅去找那位大官，他就是不见，传话说根本不认识一个姓马的，说好说歹，才让我留一张条子。"
我没有想到一封家信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们身负重任，怎么能够回家呢？但是我必须拿到一笔钱。我就说："我是要回家的，并且带着太太回来。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走。"他问为什么，我就编了一个借口，说："就是你去找的民政厅的那个大官，是我的好朋友的父亲，掌着民政厅的大权，什么官，我正求他给我找个差事，虽然不能指望县长，找个好饭碗是没有问题的。我要等把这件事办成了，才能回家。不然我一个平头百姓回去，在乡里也没有脸面嘛。"
他听了当然相信。我的父亲在四川曾经做过几任县长，他一直是亲随，知道民政厅是管委派官吏的。但是他说："不过听老大人的意思，等你回去办了婚礼，还是要你们两个到重庆，回中央大学读书去的。"
我又对他扯了一个谎说："我们两年没有回大学复学，学籍早已没有了，怎么复学？读书的事等我工作一阵再说吧。"何天清当然不会和我辩论，只是说："我来接你不回去，你给老太爷写封信我带回去吧。"我说："那是自然。"
何天清便把他带来的钱给了我。我没有想到给的还不少，可以够我和小刘过半年日子了。这可是替我解决了大问题。我答应回去写好信再来旅馆交给他。他却说："我总得看到五先生的新娘子，我回去才好说话吧。"我当然不希望让他看到小刘，便借口说她到巴东看朋友去了，一时回不来，我说："反正不久我们就回来了，还看不够？"
我把钱拿回去交给小刘，和她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家信，拿到旅馆去交给何天清。和他告别时，他却有几分神秘地细声对我说："我来时，老太爷还单独找我去说几句话，要我告诉你说，'现在风很紧，他们两个都要注意保重身体'，他老人家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久走夜路必撞鬼',我也不晓得是啥意思。"
我嗯一声说知道了，便告辞回去了。回到家里，我把这话对小刘说了，看来我的父亲大概已经猜出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了，所以叫我们要注意安全，看起来他不是一个跟着蒋介石顽固反共的人，是可以作为统战对象的。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关系替我们养孩子呢，何况是他的孙辈？于是我们决定，等孩子生下来后，就送回老家去抚养，这样，我们就减少了很多麻烦，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外面干革命了。而且我们想，父亲既然已经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并没有表示反对（他过去也干过辛亥革命），这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向他要钱接济我们呢。于是我们决定保持与我家庭的通信联系。
我写了一封家信，小刘也以一个媳妇的身份向公婆写信。我特意告诉她，父亲非常注意语文和书法，认为那是处世的衣冠，要用古体文言文，并且以娟秀的毛笔字书写，这样可以赢得父亲的欢心。这个对于小刘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她写好后让我看一下，果然是个大学生的派头，文笔亲切顺畅，字迹娟秀可爱。因为家里还没有见过这个新媳妇，寄一张照片是必要的。小刘把她珍藏着的我在南京晓庄时给她照的一张单身像找出来，附寄回去。这张照片幸得寄了回家，才得以保存。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成为她的"遗像"。
我和小刘两人寄信回家后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小刘的文言家信受到父亲的特别称赞，说文章和字比我还写得好。照片自然更受到母亲的喜爱，长得那么秀气的一位下江姑娘。他们忽然得到这么一位既漂亮又有学识的儿媳妇，自然是欢喜不禁了。父亲来信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当然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我能很快带着媳妇回去，他们还将为我们补办一次婚礼，在亲友中才显得风光，自然还可以照乡里风俗收一些贺礼了。
小刘感到好笑，说："还要补办婚礼呢，真有趣。"我说："你还要盖上盖头帕，坐一回花轿，抬到堂屋，和我这个穿八团花马褂礼服头戴插花礼帽的新郎官行礼如仪，然后送入洞房，让我两个享受洞房花烛夜的欢乐呢。"小刘说："那真是太好玩了。"我却说："乡下兴闹房，要经受无论是晚辈或长辈都百无禁忌地对我们恶作剧，我们可是要吃苦头的。"小刘说："吃苦头倒不怕，我担心的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回去，怎么好去拜堂？"
真的，小刘这一说，倒提醒了我。我们在上一封信里还没有告诉家里小刘已经有孕在身了。于是我们又商量着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家里小刘已经怀孕，并且提出生了孩子后，孩子就留在家里由他们抚养的事。
没有多久，家里回信来了，更是高兴。把孩子留在家里抚养，是不在话下的事。还说等小刘生了孩子，自然还是要我们回到重庆去上大学，继续深造。他们想的虽然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已经无意于回中央大学复学，但是孩子的抚养问题却得到解决，这是我们最感觉难办的事，这一下总算有了着落。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