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鄂北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疯狂地扑向抗战中心武汉，国民党的大小机关，早已撤退到四川，把重庆作为抗战中心。老百姓知道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几万中国人，谁还敢留在武汉？有钱的早已逃难到四川大后方，其余的很多逃到鄂西的宜昌、沙市一带。更安全的是逃到湖北省政府和军政机关安营扎寨的鄂西恩施去。至少也要暂时躲到鄂中大洪山下一带的乡下去。
只有共产党不逃难，而是有组织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准备日军一打过去，就地坚持游击战。我就是奉命跟着鄂西北省委领导王翰、曹荻秋、胡绳、张执一等同志一块儿先撤退到鄂北重镇襄樊去的。
从日本飞机轰炸运送新华日报社人员去重庆的轮船这件事，我们深深知道，无论是日本的谍报人员还是国民党的特务，对于侦察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十分卖力的。而关于共产党的情报，他们早有交换的机制的。如果我们包小火轮沿汉江而上，自然是快捷和方便多了。可是也很可能成为日本飞机的目标。所以我们都奉命化装成逃难的普通老百姓，分头买船票坐普通的小火轮走。
我们到了沙洋，下了船，住进一个小旅馆，这时才一起碰头吃饭，商量下一段路程。有十几位是到宜昌的，从这里分手往西上路，我们到鄂北襄樊的从此向北。
这时天气仍然很热，路程又长，大家过去在城市里工作，很少走长路，这一上去几百里路，是要爱惜体力，悠着一点走的好。我呢，从汉口带出来一部自行车，常常把自行车让给女同志骑着走。或者把大家身上挂的挂包堆在自行车上，由我推着走。就这么一路上有说有笑，虽然大家的脚上都打起泡，还是完成了并不能算是很艰苦的"长征"，顺利地到达了襄樊。
襄樊是鄂北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由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立在这里。一切党政军机关都集中在这里，从武汉撤退出来的许多抗日群众团体，也云集于此，十分热闹，这里俨然成为一个抗战中心。但是最根本的是李宗仁这位在台儿庄狠狠教训过气焰嚣张的日本人的抗日名帅，真心想抗日，思想比较开明，他容许在这里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活动。特别是他明白，要搞群众运动，离开共产党是不行的，所以他和我们党达成默契，请武汉退出来的抗战文化人、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钱俊瑞、胡绳、曹荻秋、张执一等在他的战区里组织一个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有一批作家如臧克家、姚雪垠等人也在其中。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抗日宣传队，并且在各重要县城、交通要道上的集镇，建立了文化工作站，形成一个群众活动中心，组织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李宗仁除开准许《新华日报》在鄂北发行外，还请胡绳主持办了一张《鄂北日报》，作为李宗仁的喉舌，大力宣传抗日；还开了进步的文化书店，发售种种进步书刊。李宗仁和蒋介石本来一直就有矛盾，他对于重庆国民党下达的各种限制群众抗日活动的命令，常常是阳奉阴违的。过不多久，在襄樊，在鄂北各地，以至随县枣阳前线，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
我先住在襄阳城里，眼见各种热闹的群众活动，心里就空空地想去参加。可是我受到领导的指示，绝不允许参加公开的群众活动。后来调我到樊城一所民居院子里去住，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是党的鄂西北省委的机关。我被告诫，不仅不能去参加群众抗日活动，现在是连这个院子也不能出去的，虽然我能听到墙外锣鼓喧天。
到枣阳去
过了两天，我见到了王翰。他是鄂西北省委的书记。他说，省委派我到枣阳去担任县工委书记。清理好党组织，准备等日本军打过来以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打游击，一直是我的夙愿，这一回看来就要实现了，我非常高兴。
但是王翰说出那里的情况，却并不让我乐观。他说："那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红三军曾经在那里活动过，组织过苏维埃，群众觉悟比较高，那里的老百姓素性剽悍，斗争性强，这是好条件。但是红军走后，那里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敌人反攻倒算，杀了无数的人，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听说有的逃散了，有的还埋伏着。但是也出了不少叛徒和自首分子，情况十分复杂。"
接着王翰给我布置任务，他说我这次去，就是要把还没有遭受破坏、埋伏下来的党组织，清理出来，接上关系，恢复组织。对于自己打出共产党旗号的，要细心加以清理，没有经过审查的，一律不予承认，特别要注意叛徒受特务指使，先于我们打出旗号来钓鱼，想破坏我们的组织和控制进步青年。日本侵略军可能不久就会向襄樊进攻，那里很快就成为敌后，给我们准备力量进行游击战的时间不多了。任务是十分紧迫的。那里接近前线，有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有日本侵略军的侦探活动，工作是比较危险的，要我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接受了任务。说实在的，我的心里真没有底。但是我没有在王翰面前表示任何畏缩。相反的，我怀着像一个就要上战场的战士一样的心情，向王翰表示接受任务。他一再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虽然任务很艰巨，我想我能够承担。
我在省委搞秘书工作的小丁同志的指导下，按照秘密工作的规矩，我改名姓张，是一个失业的小学教员，去一个小学寻找职业的。我还第一次领到了活动经费。虽然少得可怜，可是我很珍惜。直到我出发的第二天早上，她才给我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的是我将去接头的人名、地名、关系口号和几个去寻找的党员线索，她要我马上背下来，把纸条收回去烧了。她还教我如何去观察和接头，怕我冒失。这些做秘密工作的纪律和经验，我都是很缺乏的。
出发以前，我找来一本中学生用的小地图集，把枣阳的方位看好，知道有哪些集镇，哪些集镇是红军走过的，哪里可能有党的线索。
我突然想起，我去的地方不是已经接近前线了吗？那些地方一定是哨卡林立，在那一带行走是不方便的，我何不去找胡绳同志，给我办一个记者证，作为《鄂北日报》的战地记者，我就可以在那一带通行无阻了。经过同意，我马上骑车到设在襄阳乡下的鄂北日报社去找胡绳。他是总编辑，给我签发了一张记者证，派往随县枣阳前线作战地记者。临别时，胡绳告诉我："不过，过一些时候，你也真要送回几篇战地通讯回来发表哟。"我说："那是自然。"
我背起一个裹着换洗衣服和宣传抗日的小册子的小包袱出发，骑上我的自行车向枣阳去了。
清理农村党组织
我决定首先到枣阳北部的鹿头镇去，在那里有好几个党员线索。
我头一天到达六十里外的双沟，这是一个大集镇。我住了下来，晚上果然有军警联合稽查队来查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问得很严，有的还在翻箱倒箧地清查。幸喜我怀揣记者证，拿出来亮了一下，便没有再问了。如果没有这张记者证，还不知道要打多少麻烦呢。
晚上闲着无事，我坐下来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上前线去了，一切不用担心，自然又不免表述一个知识分子的报国之情的慷慨激昂的话。
第二天，我走了一整天，才到了鹿头镇。这是枣北桐柏山下一个比较大的集镇，一进镇头便看到一个高耸的教堂，俨然是这个镇上最起眼的建筑了。我先不忙直接到小学校去找我要接头的姓刘的教员，我先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和堂馆拉起闲话来，打听那个刘老师，他说："哦，你说的刘老师，我就是他的学生。那可是个好人，会帮你忙的。"看来这个姓刘的教员没有什么问题。
我饭后就到小学校去找到了这个姓刘的教员（他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就叫他老刘吧）。对上接头暗号，他高兴得不得了，说："眼见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我们被隔在敌后，再也不好找组织了。你不知道这里有好多的事要向党组织汇报呀。"他马上去把另外两三个小学教员叫了来，一一介绍，都高兴得不得了。
我问起来，才知道他们早已自发地组织起党支部来，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了。他们是听说上面来过人，可是他们知道，这个人过去的确是党员，后来"清共"时却曾经自首过，登过报脱离共产党的关系的。他虽然没有做过坏事，抗战开始，还在城里把一批青年组织起来，进行进步的抗日宣传活动，在青年中比较有活动能力，有相当的威信；老刘他们这个小学校的党支部，就是在他的推动下，自发组织起来的，但是他们算不算是真正的共产党呢？所以他们久久地盼望着上面的党派人来找他们。我终于来了，他们自然很高兴。我从他们的口里，还打听到，这里农村里，过去建立过苏维埃，很有一些党员，可是后来一清共，都被打散了。因为多是农民，没有再被追查过。老刘曾去和他们联系过，他们却说，老刘他们是假党员，他们绝不和城里那个自首分子拉关系。即便上面来人是真找过他的，他们也不干，谁知道上面来的人是真是假？
这里的情况看来还怪复杂的。老刘他们这几个青年看来都是很热情的抗战青年，真心想参加共产党的，可是他们却是在一个自首分子推动下自发组织起来的党支部，显然是不合法的。我失悔在他们面前亮出了我的身份。我想我必须回襄樊去汇报，看怎么办。
我回到襄樊，向王翰报告了，他的指示是，自首分子组织起来的党支部，或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党支部，我们不能承认。但是小学校的那个支部，可以经过我们的甄别，重组成我们的支部。那个自首分子所领导的进步群众，我们要接过来，直接领导，从中发展党员。那个自首分子如果不是伪装的，可以和他建立统战关系，容许他参加抗日活动。农村里打散了的党员，要清理出来，加以组织，准备建立县工委，展开活动，准备游击战。
我脑子里想得很复杂很麻烦的问题，王翰就这么几句话，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我马上回到枣阳鹿头镇，把老刘他们几位重新接受入党，重组了支部，由另外一个教员王克任支部书记。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和县城里那个自首分子公开说清楚，欢迎他参加进步活动，但他领导的群众组织必须交由我们领导。不久就在其中发展了几个小学校的教员入党。同时，还是通过鹿头镇这个小学支部，把枣北农村的党组织清理出来。那里倒是简单，农民组织虽然散了，却没有被破坏，愿意回到组织里来的人很多，同时还有许多青年愿意入党，又接受了一批青年党员，一下就有好几个支部建立了起来。这都是有过去的组织基础，所以工作比较顺利，很快我们就把县工委建立进来了，由我担任书记。大家只叫我老张。
这里的农民群众，曾经经历过红军建立苏维埃的洗礼，也经历过红军走后反动派血腥镇压的考验，觉悟较高，就像一堆干柴，只待革命的火星落下去，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鄂北前线
为了了解前线战争情况，我专门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随县前方作战地采访。很快搜集到一些素材，我就以马识途的笔名，写了几篇战地通讯寄回去，在《鄂北日报》发表了。枣阳这里大家都看到了《鄂北日报》刊出的战地通讯，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以马识途的名字写战地通讯的就是我老张。
这里是由李宗仁的一个能打硬仗的师守着。敌人好像没有进攻的迹象，只是用冷枪冷炮在互相攻击。这里实际上隔真正的前线还有十几里路。我说我要到前沿阵地上去采访士兵。师长却不同意，他说："虽然现在热战没有打起来，冷战还天天在打，那枪子炮弹可是没有长眼睛的，你撞上了怎么好？并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发起疯来，你正在前线，那就危险了。你要采访，我可以找两个参谋和你谈，他们什么材料都有，够你拿回去写的。"我说听的材料我当然要，我还要看的材料。我总得到前沿阵地去亲眼看看，亲自到战壕里去访问士兵。
他们终于拗不过我的要求，派了一个参谋陪我去。我一到了最前沿，就直接钻进战壕里去。
日军的大炮开始轰击起来，越来越密，但见前沿外浓烟四起，炮声震耳，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弹坑。过不多一会儿，日本的飞机也频繁地飞到前线来轰炸。我眼见一串串在太阳下闪光的炸弹，在战壕前面野地里落下来，火光四起，泥沙飞天。眼看就要落到我蹲的战壕里来了，我下意识地紧缩身体，紧低下头，只得听天由命了。但听得一片嘘嘘啸声，接着一片轰隆声，炸弹在战壕外爆炸了。飞起的土大片地落到战壕里来，战士们满头满身都是，有的几乎埋了半截身体。他们好像满不在乎，只是站起来抖一抖，又抱着枪坐在坑道里了。他们教我不要缩身埋头，说那样说不定会给一片土埋了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注意前方，他们笑着说："还早呢。"
他们说，敌人要用飞机把前线各段都轰炸完了，还要用炮兵轰击前线阵地，并且把炮火延伸到后面老远去。有时还要和我们还击的炮兵阵地对攻一阵。就是这样，敌人也不一定敢马上出击。我说："看来敌人的士气并不高。"他们说："漂洋过海，到别人的国家里来逞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要不是长官用刺刀督阵，那些当兵的哪有那么大的劲头。"有个战士说："他们还很想家哩，晚上听到隔他只有二十几米的敌人战壕里在吹口琴，唱歌，咿咿呀呀唱得好不凄凉。"
我们正说着呢，敌人又开炮了。这次打得更凶些，炮弹成群地从我们的头顶天空飞过，发出嘶嘶的啸声，我真有点害怕，缩身低头，不敢说话，却引得他们笑了。那参谋说："这炮弹的啸声越大，越说明这是在轰击战线纵深地段，不是在轰击我们前线阵地。这里一点事也没有，你不用害怕。"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故意打起精神和他们说闲话，以此来掩饰自己。
这时候，一个通信兵跟着连长到前线阵地战壕里来了，连长一来就说，他受到师部的责备了，说眼见就要打大战的样子，记者到前线的营指挥所也就行了，怎么让他跑到最前沿阵地里来？真是胡闹！他对陪我来的参谋说："师长也骂你了，问你怎么搞的。"我对连长说："是我自己要到前沿阵地里来采访的，不关他的事，我回去自然会说清楚。"连长叫我马上随来的通信兵回到师部去。
我真想在前沿阵地多留几天，这样才能采访到好新闻，但是真要大打起来了，我又真有些害怕，于是我同意马上回去。我和那些可爱的广西小战士们依依惜别，他们也对我颇有好感的样子，竟然送给我一件他们前不久缴获的战利品，一面日本小国旗。那面小旗的四角处用毛笔写着"武运久长"四个字，旗帜中间用毛笔签满了日本的人名。这面旗上已经有弹孔，还渗着血印。他们说，这是从一个敌兵身上搜到的，他在冲锋时被我们打死了。我细看了这面旗帜上的签名。这显然是这个日本小兵出征时，他的亲朋给他送行，签名送给他，他把旗帜珍藏在身上，作为护身符的。然而他被日本军阀强征到中国来，糊里糊涂被打死了。
我感谢了那些可爱的战士，跟随那个通信兵回师部去。陪我来的参谋也一块儿回去。我们必须穿过正在被日军炮击的那个地段，连长要我一切听那个通信兵指挥，他经常来去，很有经验，叫我不用害怕。
我们上路了，起初因为我已经有经验，知道正在头顶上啸叫的炮弹，不会打到我的身边来，不用害怕。但是当我们通过那硝烟四起、弹片横飞的弹着地段，却不能不令我胆战心惊。那个通信兵却是机灵得很，他拉起我一会儿奔跑，一会儿卧倒，竟然平安地通过了一段。那个参谋也沉着地跟过来。但再往前行，炮弹正在纷纷爆炸，几乎过不去了。这时进不得，退也不能，我真的着了慌，不知如何是好。那个参谋看到这个阵仗，也有点紧张了，只是比我好一点。那个通信兵安慰我说："不要紧，你跟我来。"他把我拉着跳进一个才爆炸过的弹坑，他说："这里比较安全，我们蹲一会儿看看。"我想到处在落炸弹，怎么说这里还安全呢？他解释说："刚才落过炸弹的弹坑，不会马上又一颗落到这同一个弹坑里来的，新落下的炸弹总要有个距离。"我们待了一会儿，四周都在落炸弹，硬是没有一颗落到我们这坑里来。我信服他了。那个通信兵观察一会儿，拉起我说："现在发射得少一些了，快跑。"于是他拉起我往后方跑。就这样他拉着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外一个弹坑，弯弯拐拐地终于走出险地，回到了师部。
我切身认识到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了，一个小战士教会我从死里逃生。
我在随县枣阳前线战地走动的时候，有几件事，一直叫我难以忘怀。
在那战场上血腥遍地、白骨突露的野地里，在那被炸垮烧毁的房屋和断井残垣间，在那野狗乱窜的黄昏，我总看到丛生的杂草里，有朵朵不知名的野花，在寂寞中开放，而且开得那么有生气，在晚风里昂头摇摆。我看到了总觉得它是在向我眨眼睛，要向我说什么似的，也许是在向人类抗议："万物之灵呀，你们为什么把美好的大地践踏得这么破败？"
有一回更叫我惊异的是，在野地里我发现一个被抛弃了的锈迹斑斑的钢盔，一枝野花竟然在黑暗的钢盔下，从一个子弹孔吸收一点阳光，顽强地生长起来，而且从钢盔上那个子弹洞里钻了出来，在春风里扬扬得意地开着，向这互相厮杀、互相践踏的战乱世界，展示它强大的生命力。我的灵魂为此而震颤了。
就在隔前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约两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大炸弹坑里积满了春水，有几只不懂事的小鸭，无视远处正轰鸣着的炮声，在炸弹坑里的水面上，天真地翻着筋斗，互相嬉戏，和炸弹坑周围新翻起来的松软的土地上茁壮长着的青草、野花相映成趣。这时太阳是这么明丽，天空是这么晴朗！大自然多么可爱，它抚育起来的生命是多么可贵呀。而这些新生的小鸭和野花野草，是多么天真无邪，它们的生命力又是多么强大呀。
而更叫我惊喜不已的是，在前线那阴湿的坑道里，我发现一个战士，在没有战斗的宁静时刻，竟然用一个废炮弹壳当作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种上野花。那野花虽然没有多好看，却是那么有生气地开放着。这真叫我震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共处在一处，两种反差很大的气氛，融会在一起。亏这个战士竟想得出来。我无法琢磨他是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我很感动，我觉得他的心胸比我开阔得多，他心灵的境界比我明净得多。
这个景象，一直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泯灭，直到老年。我相信我在前线看到的那个战士所想的是，他们虽然正进行着惨烈的战争，却渴望着赶走侵略者，赢来和平的岁月。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