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枣南去
我在战地采访，望到南边一片大山，我知道那是大洪山，那山的一部分延到枣阳县。那里也是将来打游击的好地方。我决定绕道到枣南去看看。那里地盘更大，南边靠着大洪山，更是便于建立游击区的地方。这里更应该赶快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上大洪山打游击。而那一带，听枣北的同志说，更是过去红军反复进出过的地区，新市和平林那一带，更是斗争惨烈。红军走后，反动派的镇压也最残酷，党组织遭受破坏最严重，几乎已经找不到头绪了。
我回到襄樊，向领导汇报了工作。领导决定马上叫我回去，成立县委，我任县委书记。同时要我把工作重点转到枣南，把那里的党组织清理出来，迅速发展，把打游击的准备工作，赶到日军进攻前作好。但是组织上却没有给我提供寻找那里地下党的任何线索。
我又回到枣北把那里的工作交他们去管，然后决定立刻到枣南去。我请本地地下党同志给我提供在枣南找寻地下党的线索。他们说，过去枣北枣南是两个组织，分开活动，彼此不大了解。那里红军走后，遭到残酷镇压，还有多少地下组织保留下来，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想了好一阵，一个叫王克的才给我提供一个线索，说有一个姓张的小学教员，就在平林店。他说："我和他在一个会上见过一面，只介绍说叫老张，小学教员，名字不知道。不过通过他，也许可以找一个青年农民，姓名不知道，但是有个怪外号叫'歪把式'。当时老张说他斗争性强，所以有这个怪外号，至今还没忘记。"
我就凭这么一个线索，就提起小包袱，出发到平林店去了。
找到自己人
我在平林店一个小栈房里安顿下来，就向栈房的伙计打听小学里姓张的教员。那伙计说，这一带姓张的人很多，小学教员里不止一个教员姓张，问我找哪一个。这却叫我为难。我就随便问："有几个姓张的教员？"伙计说他知道的就有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叫大张老师，年纪小一点的叫小张老师。大张老师不在，到山南去了。我心里想，小张老师年轻些，和王克的年岁相近，我要找的很可能是他，况且老张教师又不在，我就找小张老师吧。于是我说："我要找小张老师。"
那个伙计听了好像有点吃惊，问："你找小张老师，你认得他吗？"我说："不认得，是他的一个朋友有事叫我来找他的。"
我用王克的名义写一封信封起来，拿去交给那伙计，托他帮我把这封信送给小张老师。
那伙计出去好一阵，回来对我说："小张老师也不在，出去了，一时回不来，我把信留在小学里了。你就在这里等几天吧。"
我想这事真不巧，但是我不便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久等。我想起王克说到一个叫歪把式的农民，无妨向这个伙计打听一下。我问："你们这里有一个叫歪把式的人吗？"
那个伙计更有几分吃惊的样子，问："你认得他吗？"我说："不认识，是城里有个朋友托我带个口信给他。你可以替我传话给他吗？"他说："行。"
当天下午，就有一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来找我，开口就说："我就是歪把式，你找我有啥事？"我也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枣北的王克叫我来找小张老师的，小张老师不在，我就找你，我想你会知道是什么事了。"
他说："你找小张老师是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你就说吧，到底有什么事。"
我就直白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和你们接党的关系的。"他惊诧地问："你来和小张老师接什么党的关系？"我说："当然是共产党的关系了。"他"哦哦"两声，再没有说什么。
我以为他是承认了，便问起来："你们这里的组织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有人来找过你们？"我这样问，是因为枣北的同志告诉我，抗战开始后，这里有些人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支部，进行活动，其中有原来脱了关系的党员，也有当时的自首分子站出来，打起共产党招牌进行活动的。我怕他们也到这里来过了。
他说："没有，你来找小张老师是第一个。"我说："那就好，你就把这里的组织情况给我说一说吧。现在是抗战时期了，国共又合作了，我们一定要赶快动员起来，准备等日本鬼子打过来后，在这里打游击战。"
他说："组织情况我不清楚，还是等你见了小张老师再说吧。不过你说的打鬼子的事，我们倒想请你讲来听听。过两天我来请你。"我说："那好，我等你。"
过了两天，歪把式还没有来找我，我有些急了，日本侵略军就要打过来了，时间紧迫，要赶快把党组织清理整顿好，发展壮大，迎接战斗。这些同志办事怎么这么拖沓？
当天快黑的时候，歪把式来了。他来约我到一个农民家里去，和一些青年农民见面，听我摆一摆抗日的事。他带起我在一条山沟里左转右转，到底转到沟底一个竹林深处的茅屋小院子里去。一进门，有一个老农民出来迎接，歪把式介绍说他是苏老爹。苏老爹把我们带进屋里一条破长方桌边坐下。穷苦人家里除了逢年过节，是不兴点灯的。这晚不知从哪里弄了一盏桐油灯来点着。虽然还是昏昏暗暗的，却可以看到周围破烂的样子。接着陆续来了十来个青年农民，全都是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模样，赭红色的有棱有角的粗糙面孔。
歪把式说："伙计们，这位老陈先生说是上头派来找小张老师和我的。他说要和我们谈谈抗日的事，所以今晚就请他来谈谈。"
我开始讲话。我尽力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并且想尽力讲得通俗一些。但是除开在我的讲话中嵌进几个这两天才学到的本地土话外，还是﹣派知识分子的文明腔调。"现在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阶级矛盾退居到第二位上去了。我们要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向敌人展开决死的斗争．."
起初大家都竖起耳朵听，后来都是瞠目地望着我。他们显然无法接受我这一段逻辑性很强的引言。在屋角里开始听到细声的议论。坐在条桌边的害怕打瞌睡，摸出铜头烟杆来装上叶子烟，在灯上点燃，抽起烟来。那烟味真呛人。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农民，显然不耐烦了，用铜烟锅在桌边敲得咚咚地响，说："讲些啥子哟。"歪把式竟然没有制止。
我镇定一下，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组织成一条战线，我们和国民党已经合作了，他们答应不再打我们，我们答应，红军改编成……"
"呃，你莫说那样多，你就给我们说说，现在红军到底咋样了？"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农民，突然打断我的话，粗声粗气地问。
他们对于红军的情况特别关心，完全可以理解，红三军就在他们这里驻扎过，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我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现在已经改编成八路军了，正开到华北前线去打日本侵略军。"
"啥子八路军？"歪把式也不明白。
我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一致对日，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红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
"啥子？""嗯？""呃？"……从我周围发出一片惊问声。
"你说啥？"歪把式的声音最大。
我沉着地解释："是这样呀，共产党和国民党又合作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们答应，不搞赤化，不搞暴动，不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答应不再围剿红军，给我们八路军的番号，开到前线抗日去…."
"你胡说，啥子国共合作？"
"哪个说不搞暴动，不打土豪了？"
"咋个不分田地了？"
"......"
一片暴风雨般的质问声，铺头盖脑地向我飞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歪把式用拳头在桌面上咚地捶了一下，把桐油灯都震得跳了一下。他恶狠狠地望着我，大声说："哼，我一看你那个样子，就是不对头。果然！你叫我把大家找来，就是来听你胡说八道吗？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你说得怪好听。你从哪里贩来的混账话？"
我着急地抗争说："呃，这的确是我们党中央……"
"中央，哪个党的中央？是国民党的中央，还是共产党的中央？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会出这样的主意。"歪把式又打断我的话。
"你怎么能不信呢？这真的是共产党的党中央的政策……"我坚持解释，还没有说完，歪把式霍地站起来，用一只脚踏在条凳上，手指我的鼻子，对大家说："伙计们，你们看，党里派来这样一位'先生'，他要我们去和陆阎王合作，要去和陆阎王办的国民党县党部去合作。你们说，他这个主意多好呀！哈哈哈哈……"
大家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差点被活埋
我简直有些生气了。怎么可以这样乱哄乱闹呢？我大声地说："同志们，同志们……"
"滚你妈的，哪个是你的同志？哪里有和国民党合作的同志？"我边坐的那个农民高声大叫。
有人就质问我："你到底是哪个党派来的，嗯？"
"说不定又是陆阎王派来玩啥子鬼把戏的吧？"另外一个人附和。
"嗯，怪不得他一来就叫我去找小张老师。"说这话的我发现就是我住的小店的那个伙计。
歪把式说："小张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说："哪个不知道他是投降自首分子！"
什么？小张老师不是党员，是自首分子？这却大出我的意料。看来是我搞错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大家议论纷纷，乱哄哄的，气势汹汹。
这时幸亏苏老爹出来给我说好话。他把手一扬，说："呃，莫打岔，听他说嘛，是真是假，难逃众人眼的。"
另外几个老实一点的农民也附和苏老爹的意见："听他说完嘛。"
我这才有机会说话。我说："我的确是共产党派来的……"
"你是哪家的共产党派来的？"歪把式简直是节外生枝，无理取闹，我不高兴地说："中国只有一个共产党，咋说哪一家的共产党？"
另外一个农民说："那可不一定，我们这里就出过两个共产党。陆阎王还派来过他的共产党员哩。"
我说："我是真的共产党派来的，是延安的共产党，有毛主席的那个共产党派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说，日本鬼子打来了，光是我们一股力量还不行，还要把国民党联合起来，把一切抗日的力量都联合起来，才能……"
"那么，我问你，我们这里陆阎王那个国民党，你联合不联合？"歪把式问。
"这个嘛，那要看情况。他要抗日，也要联合，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呀。"
歪把式说："兄弟们，你们听到了吗？他要我们去联合陆阎王和他的'刮民党'呢。"
"我看他又是陆阎王派来的，是陆阎王的共产党。"
"叫他说清楚，他是哪个派他来的。"
"......"
我简直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我想说话，可是没有人听，这些人怎么这样的胡闹？这是我来这里以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噗！"忽然有人把桐油灯吹灭了，接着一个人吹了一声口哨，接着在黑暗中有人叫："打他狗日的！"于是一个拳头就落到我的头上来。跟着一个烟杆头打在我的肩头上，打得好狠。我想就是坐在我身边的那个青年打的。我叫喊起来："同志们，不要乱来……"
但是谁也不听招呼，继续打我。有人在喊："把他埋了！"
坐在我旁边的苏老爹把我的头按进他的怀里，保护起来。苏老爹大叫："不要打了，要出人命的。"
歪把式也大叫："不要打了，把灯点起来。莫非他长翅膀飞了不成。"
灯点起来了，苏老爹起来走过去和歪把式说悄悄话，我没有听清楚说什么，只听到："不要胡来……今天算了……等老张回来再说。"
歪把式说："今晚上这个会就算了吧，明天我们再说。"他对我说："你就住在苏老爹这里吧，等张老师回来再说。"
共产党回来了
显然的，他们对我不信任，把我软禁在苏老爹这里了。真金子不怕火来烧，住在这里也好，比住在镇上旅馆里还安全些。
大家散了后，苏老爹对我倒是很客气的，招待我吃了晚饭。睡前我问苏老爹："他们为什么这样胡闹？我真的是上级派来的呀。"
苏老爹说："你不明白，这里出过假共产党。你一来就找那个小张老师，他是自首过的，叫大家咋相信你？"
原来如此。苏老爹说："别的不说了，你今天算是逃过一难。"我怎么算逃过一难？我想问他，他说："不说了，张老师回来，自然明白。"
过了几天，张老师回来了。他径直来找我，一见面就向我道歉，说歪把式认错人，把我看成是陆阎王派来找那个自首变节分子小张老师的坏人了。我说："这也难怪他们，是我没有搞清楚，一来就说是找小张老师，我以为小张老师就是我来寻找的人。"
老张说："歪把式就是这么个同志，毛脚毛手，见风是雨。要不是苏老爹这个老同志阻止，听那几个青年的胡来，说不定把你拉到后面山沟里活埋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一个作恶多端的叛徒的。"
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昨晚上我只听到"埋了"的话，不知道是这么个意思。老张说："我回来一听说，就狠狠地批评了歪把式他们。歪把式觉得对不住你，今天不敢来见你哩。"我说："那没有什么，梁山的弟兄，不打不相识嘛。"
然后老张把他这一趟出去的经过说了。他说他就是专为找党才到襄樊去的，通过他过去认识的党员才找到了党，听他们说已经派出老陈到枣阳去接关系去了，现在大概在枣北鹿头镇，叫他到那里去找老刘和王克。他赶到鹿头镇，王克说我已经拿了他的介绍信出发到枣南平林店去，走了很多天了，于是他急忙赶了回来。他这么一说，我肯定他就是我真正要寻找的老张同志，我这才算是和这里的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
以后的事就简单了，老张把这一带党组织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自从红三军走后，敌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了无数的同志和农民。许多人跑出去四处流落，这两年才敢回来。可是不论到了哪里，他们的核心组织却没有散过。歪把式就是其中之一。
歪把式带着那几个青年积极分子来向我道了歉，我倒作了自我批评，并且表扬了他们的革命坚定性。他们都很高兴。所以他们很积极地把原来的组织清理一下，竟然有好几百参加过党团和赤卫队的人。我和老张给他们办了短期训练班，真正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组织起来准备上大洪山打游击的事情。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的课堂就设在后山上埋死人的官山上。那里埋葬了很多的烈士。晚上他们分批地秘密集合进坟山。大家就在那坟头上坐着，听我们讲话。说实在的，我只是一个才人党的书生，只能谈点书本上看来的大道理。讲的当然没有错，可是并没有使他们的精神打起来。老张就不一样了，他用本地通俗的话，讲得生动有趣，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最叫我激动的是，老张站在一个坟头上说："同志们，伙计们，今晚上我们又到这里开会来了。上一回我们是在这里散的，这一回还是到这里聚起来。"
四周围都在细声地说："是呀，是呀。"
老张说："上一回我在这里说过：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还会回来。今晚上你们看，我们又回来了。上级派这位老陈同志回来了。"
大家都说："回来了，是回来了。"
老张说："我还要告诉埋在我们脚下的战友们，我们又回来了。"
大家都以沉默来寄托自己的悲痛。站在我身边的歪把式他们，都用手擦眼泪。
老张打破大家的沉默，问大家："回来了没有？"
四周围的人都举起手来，高呼："回来了！回来了！"
这声音传得很远，传进树林，传过高山，传进深谷，传过溪流。真的，我仿佛觉得，那树林，那高山，那深谷，那溪流都在说："回来了！"
打游击的梦想没有实现
我在枣阳把枣北枣南的组织都清理出一个头绪后，回到襄樊向王翰报告，告诉他那里的农民过去受红军影响很大，都盼望着红军回来，有的农民支部还一直坚持着，已经初步清理出一千多人，虽然其中有的人不一定是党员，但至少是基本群众。老王听后大为高兴，他告诉我，已经决定成立枣阳县委，叫我任书记，再找一个本地同志任副书记。一切要准备日本侵略军打过来后，就地坚持游击战。
我回到枣阳后，把县委建立起来，一共五个委员，一位本地姓张的同志任副书记。这时襄樊传来老王的指示，说枣阳很快将落入敌手，因此把枣阳县委划归鄂中省委领导。那里的省委领导就是我熟悉的钱瑛和陶铸。我马上奉命进大洪山去接头。
那里正在建立鄂豫抗日边区，筹备建立抗日边区政府。以湖北著名的国民党民主人士李范一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那里正有许多青年集中，抗日热情高涨，每天都是沉浸在抗日热潮中。陶铸对我说，为了便于我的活动，给我发了一张委任状，委派我做中校政治工作队长。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我们自己组织的抗日政府发的委任状，虽然只是一张普通白纸印的，我却觉得很珍贵。从此我多年想打游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在边区中心住了半个月，参加过一些会议，还陪陶铸到随县去和国民党的专员见过面，谈合作抗日的事。我兴高采烈地准备回枣阳去，大干一番。可是有一天，钱瑛钱大姐找我谈话，她说她又奉中央之命，调到湘鄂西省委任书记，到那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党的秘密工作。她说："想必你还记得在汉口分别时我对你说过的话，你这个人工作大胆放手，适宜于做开辟工作。你来枣阳工作这几个月也证明我的判断。考虑到湘鄂西那里，也是做开辟工作，因此我想把你调回国统区工作，你和我一块儿走。"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想打游击的美梦又落了空。于是我把枣阳的工作交代给鄂中省委的顾大椿，便跟着钱大姐回到了襄樊。
一回到襄樊，却又有新的变化。鄂西北省委的王翰向钱大姐说，我本来是鄂西北省委的干部，现在李宗仁的副官蒋元要到南漳县做县长，他抗日坚决，思想进步，向我们正式提出，要派两个党员去帮助他工作。南（漳）宜（城）安（康）中心县委正缺书记，老马就可以在蒋元县长的掩护下，去担任书记，在那里开展工作。钱大姐权衡了一下，竟然同意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