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窝里
我在谷城办完事后，到了老河口。老河口是一个大地方，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成为鄂西北抗战军事政治中心。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全国已经掀起反共高潮，原来可以半公开活动的党组织，只得全部转入地下。
我们中心县委本来应该放在老河口这个鄂北中心城市的，这样上下联系比较方便。可是我到老河口一看，哪里敢在这里安营扎寨，只得远远地住到隔老河口五十里路的偏僻小镇吉红岗去。
吉红岗是一个山区小镇，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这是一个谁也管不了的土匪窝子。一个姓陈的土匪头子在那里坐地为王。其实这鄂豫边境一带，就是一个叫白廷芳的大土匪的独立王国。他组织了一个豫南十三县联防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把那一带的山大王都任命为司令。吉红岗这个姓陈的山大王，就是被委任的一个司令，称霸一方。这些大王其实没有多少武装，但是他们下面有一大群黑帮，都是地头蛇，通过他们把一方老百姓统治得严严实实的，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们明说是抗日，治安联防，其实和日本派来的特务勾勾搭搭，把山里的特产鸦片烟偷运到前线，走私过去，和日本人做生意，换回这边很缺的日用百货，非法走私，可以赚大钱。老百姓说他们那里出两大特产，一是土匪，一是鸦片烟。土匪和鸦片烟裹在一起，为害甚烈。
这一带是豫鄂川陕的边区地带。贺龙统领的红二方面军在这一带活动过，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也从这里过路到陕南川北，播撒过不少革命种子。这一带的老百姓在土匪、恶霸、官府的几重压迫下，养成了反叛的习性。三个两个农民就敢于杀人上山，揭起旗号就造反。红军来后，把扣在老百姓头上的黑锅盖揭开了，见了天日，都起来闹革命，清匪反霸分田地，闹得红火。后来红军走了，还留下不少火种，埋伏在山里面。有的党支部，多少年没有人去找他们，他们照样活动，过党的生活，把党费都存着。其中有些人混进土匪里去，当起队长、管事来，在土匪大爷面前也是说得起话的人了。
我之所以能够混到这个土匪窝子里去住，就是一个由我给他接上关系的农民党员老陈引荐的。
老陈要我改姓陈，这样和山大王陈司令算得是家门人，又套近乎一些。老陈教给我和这种人打交道的礼节和规矩，把我带进那镇中心一个像城堡样的大公馆的大门。一进屋，只觉得黑森森的鬼气袭人，一屋子的鸦片烟气味。在靠最里面的老式大床上，摆好了烟灯，陈司令正在那里吞云吐雾。老陈走上前去说了几句什么话，陈司令吸完了最后一口烟，坐了起来，漱了口，才抱起他的水烟袋来，招呼我坐在床边的八仙椅上。
大概老陈事先已经把我们约好的话，向他介绍了，说我是老陈同宗的弟弟，住在老河口，做小生意，想到这山区来收点山货，拿出去卖，再把外边的百货运些到山里来卖。进进出出，当然都是要照陈司令的章程上贡的。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一说陈司令就同意了。并且叫老陈发话下去，在他的地界里，不准兄弟伙打劫我的货物，也不要为难我，一律放行。陈司令还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搞顺手了，有你的大买卖做呢。"他说的大买卖，就是替他运鸦片烟出去卖，甚至帮助他走私到日本占领区去换百货回来，大有赚头。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干。
但是要在陈司令这个独立王国里自由自在地活动，不给他做一点贡献也是不行的，老陈特别给我指出这一点。我向上级请示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由我出面把他和老河口"工合"拉上关系，给他办一个织布厂。所谓"工合"，就是抗战时期由外国人出资本和设备，在大后方办手工工厂。"工合"在老河口的办事处里有我们的党员，通过他一说就成了。我回来对陈司令一说，并且亮出了"工合"给我发的有大红印的派令，陈司令十分高兴，对我更是另眼相看了。于是由他出钱和拿出厂房，"工合"出织布机器设备，在他那里办一个手工织布厂。他马上把吉红岗头的几间空房整修出来，交我使用。从此我就可以一面办工厂，一面用织布厂筹备主任的名义，在这个山区自由地走来走去，做党的工作了。
初遇老三姐
我叫老陈找一个可靠的老太婆来给我煮饭和看家，只对她说是帮一个山货客，我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让她知道了。不两天老陈找来一个老太婆。她一进门来就注意打量我，对我笑一笑，说："老陈叫我来帮你，你就是陈先生吧？"我看她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太婆，样子却还精神。我开口问："老婆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她一听我这话，把嘴一撅，刚才的笑容一下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十分不高兴地直起眼睛看我。我说："老婆婆，你怎么啦？"
她更不高兴地说："你快不要咒我吧，啥子老婆婆，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这世道呢。"接着她对我说："这里哪个不知道我叫老三姐？你以后就叫我老三姐吧。"
老三姐对我特别好，一来就帮我收拾屋子，整理书本纸张。我那些东西是不喜欢她来动手的。我说不劳她了，她还是不听，甚至我在桌上写农民识字教材的时候，她竟热心地给我泡茶。那是她亲自上山去采的苦丁茶，味苦却很解渴。她送来茶后，歪着头看我写什么。这真叫我怀疑了。我问她："老三姐，你识字吗？"
她笑笑说："扁担倒在地上，我不认得那是个一字。"这样说来她是文盲，我才放心了。
但是她突然说："但是我知道你在写啥。"
这却使我吃惊，我说："我是山货客，我在记账嘛。"
她却笑一笑说："我知道。"她不相信地笑一下走出房去，嘴里却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也像你这么记账的。"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生疑了。去问老陈："你找来的老三姐可靠吗？"
老陈说："绝对可靠。她是烈士的妈妈，她的儿子是我们前几年闹暴动的带头人，暴动失败被杀了。老三姐还是一个老党员呢，只是失去关系后再也没有接上。"
哦，原来是这样。我问："她说她认得还有一个人也是像我这样记账的，是什么意思？"
老陈说："那是不久前来过一个上级，也是请老三姐照顾他，可是不久就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把老三姐的底细摸清楚后，自然放心了。回去以后，和她打开窗子说亮话。她却说："你一来我就看出来了，还遮遮掩掩的呢。我看你还不如上回来的人那么谨慎。你一来就成天坐在屋里写，如果他们来人（我猜想她说的'他们'就是指的陈司令这些人）看到了，那怎么好？他们的鼻子也很灵呢。所以我天天坐在门口给你放哨，你还不知道呢。"
老三姐一席话把我的脸都说红了，我真是还不如她的警惕性高呢。
我和老三姐既然说穿了，也就不能再绷起山货客的架子和摆排场了。我对老三姐说明这个情况，她说，她早知道我的钱来得不容易，原先她就是让我吃米饭，她吃玉米糁子，现在我们两人都吃玉米糁子。但是她知道我的工作很忙，身体要紧，为了改善我的生活，她喂两只鸡，保证我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她上山去捡些山菌，挖些野菜来补充。她发现我喜欢吃辣的，她就把菜做成各种可口的辣味，很能下饭。
我发现老三姐还很健谈。休息的时候，她就给我摆穷人的苦生活和他们农民搞暴动以及她的儿子被杀的事。那些农民英勇斗争的故事，我听了很受教育。她讲到儿子被杀的事，我想她一定很悲痛，便安慰她，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她似乎并不怎么悲伤。当她一讲到，他们千方百计地终于把那个叛徒抓到了，砍了他的头，拿到她家里来，把叛徒的头供在堂屋的供桌上，来祭奠她的儿子的事时，就眉飞色舞地笑起来，那么满意，甚至有点天真。
我原来给农民讲抗日的事，他们不大听得进去，我把老三姐讲的对他们一说，全都听进去了。于是我改写了我正写着的教材，把他们的斗争故事编进去。这不是我教育他们，倒是他们用事实来教育我了。
老三姐不识字，却很喜欢看我在写什么。我就教她学"新文字"。她虽然笨一点，终于还是会认识我写的简单句子了。当她看到我写的拼音文字"我要吃饭"，而且无须我说话（她用手指指我的嘴，意思是不准我说话）竟然能明白意思时，那个高兴劲儿就像小孩子一般。特别是她把饭做好，竟然在纸上歪歪扭扭地拼写出"吃饭了"三个字的拼音字，拿来放在我的桌子上，回头就离开。当我理解后告诉她说："好，吃饭吧。"她听到了更是高兴。
我简直把她当我的老妈妈了。她也真把我当儿子一般看待。我在山区跑动，染上那里很流行的疥疮（她们叫"干格捞")，老三姐除开用艾叶水让我洗澡外，还用一个最野蛮的办法，就是把一杯硫黄点燃，放到被窝里，叫我脱光衣服睡进去，让硫黄熏，只留鼻子在外出气。这当然很难受，却很管用，我的疥疮竟然被她治好了。我感冒了，她就在面条里放很多辣椒，强迫我吃得大汗淋漓，然后把我捂在被子里蒙头发汗，竟然一碗辣面条便治好了我的感冒。
我到这山区里来的任务，就是把这一带过去留下来的党员清理出来，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抗日，准备一等日本侵略军打过来，就在这里打游击。我们明知日本侵略军一来，陈司令很可能当汉奸，所以我们设法派了些党员到陈司令下面当兵，准备到时候就搞"枪换肩"。我搞了两个多月，组织清理出来一些，也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我发现这里的农民斗争性强，性子很野，说不对头就枪对枪刀对刀地干了起来。自从红三军从这里走了以后，他们反抗恶霸的倒算，搞过几次暴动，结果都失败了，牺牲了不少的人。他们一经和党组织联系上了，就强烈要求报仇雪恨。我说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不能那么搞了，他们说："冤有头，债有主，杀那些狗日的恶霸，啥子统一战线，不懂！"我怕他们瞎搞，闹出麻烦来，就利用这个织布厂，以训练工人的名义来办党员训练班，给他们讲党的新政策。
艰苦生活
我在陈司令的独立王国里用筹备织布厂的名义，自由来去，工作起来倒也方便。但是我的工作范围比陈司令的独立王国要大得多，包括光化、谷城两个县。因此我不得不一时扮成收山货的山货客，一时又扮成小贩，挑起货郎担子作为掩护，在四处游乡串院，进行工作。
我下乡去，挑起七零八碎的日用杂货，少说也有几十斤重，在乡村小道上爬坡上坎，顶着夏天的大太阳走路，有时还要遇到突然的"偏东雨"，道上爬坡上坎，顶着夏天的大太阳走路，有时还要遇到突然的"偏东雨"，怕淋湿货物，要拼命寻找避雨的地方，或者下起淫雨来，在那溜滑的泥泞路上挣扎，这些我都经受住了。
吃的玉米糁子、白薯、土豆做主食，没油少盐的大锅青菜、萝卜作副食，这和我在农民党员家里吃的差不多，倒没有什么。恼火的是在旅途中小栈房里过夜睡在到处是汗渍和臭虫血的木板床，盖上像石头一样又重又硬的被子。那被子用手一摸，到处是疥疮壳和熏人的汗臭味，恶心得叫我难以忍受。
更可怕的是刚躺下一会儿，我身上的汗气便把床缝里墙缝里群居的臭虫家族引了出来，要我为它们提供晚餐。我被咬得心慌，哪里还睡得着？叫老板换被子是不可能的，只得向他讨一捆干草，堆在潮湿的地上，我钻进草里过夜，这样倒真能人睡了。我身上的疥疮就是这么惹上身的。我衣服上的似乎永远消灭不了的虱子，也是在这种栈房里沾上的。
这种虱子，不像臭虫，喝了血就跑，它是寄生在我的衣服上，以至头发里。喝的血倒不多，可是咬得人心慌。繁殖力特别强，不几天我的衣服乎所有的衣缝，都成了它们的安乐窠，而且带着一串串白色的虱蛋，借我身上的热气孵化出来。甚至有很小的虱子爬上我的头皮，寄居在我的头发里，逍遥自在。我用手一搔，便有喝饱了血的小红虱落下来。我气得只有把头发干脆剃掉，叫小虱子再无藏身之地。
虱子、臭虫虽然喝我的血，令我痛恨，但是我可以以血还血，消灭它们，倒也痛快。唯独有一种在土灰地上最容易生长的跳蚤，那才叫我头痛。它总是突然在身上这里那里，狠狠地咬我一口，痛得几乎要叫我跳起来。听说它还能传染上一种危险的热病，可以要命的。
那时正是夏天，在乡下，几乎所有的害人虫都出来了。和苍蝇、蚊子的斗争便成为一场苦战。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在中原一带地区的农村，有那么多的苍蝇。更奇怪于那里的老百姓能够那么心平气和地和苍蝇和平共处。他们认为那在屋子里成群乱飞的是家苍蝇，那是无害的。有害的是从茅坑里飞来的像将军一般神气的绿头屎苍蝇。于是我在农家里吃饭，我们还没有坐下端起碗时，总是看见那盛玉米糊的土碗边上，黑黑地蹲着一圈的苍蝇。我起初看到了几乎不敢去端那土碗，却又不得不吃。吃了后心里老犯嘀咕，却真的没有害病，大概吃多了和他们一样，培养和提高了抵抗力了吧。
对于那嗡嗡飞进来的绿头大苍蝇，他们却是很讨厌的，必定要打掉或赶走。据说有一年流行痢疾，就是这种绿头苍蝇之过。
蚊子在乡下比城市里多得多，我真的体会到古人说的"聚蚊成雷"的境界。我既然已经进入贫民行列，我就是有足够买蚊帐的钱，也不好买蚊帐，只有和大家一起受罪。
但是这里的夏天，还有几种我过去从未见过、一见就害怕的虫子。一种是蝎子，那些乡下的土墙房子，到处是土墙缝，一到晚上，蝎子就从那些土墙缝里爬出来歇凉，满墙爬来爬去，有的就落到我的床上来。我吓坏了。老三姐却一点也不怕。她伸手用两个手指夹住蝎子的尾巴，任它扭来扭去，把它丢进一个土罐，盖了起来。我问她干什么，她不回答。她天天晚上帮我捉蝎子，都放进罐子里去。过了几天，我的饭桌上添了一盘菜，看来像是用面糊裹河虾油炸的，很脆很香，味道很鲜。她见我吃得很香，很高兴。她说："我以后叫你多吃这个油炸菜。这是很补人的。"我吃了几回后，我说："老三姐，你去抓河虾，太辛苦了，而且费油。"她说："只要你能吃，对你身体好，这点油是该费的。"我说："这小河沟里虾子多吗？"她说："河沟里虾子倒不多，你屋里墙上的蝎子倒不少。够你吃的。"我奇怪地问："你说的是虾子吗？"她说："我说的是蝎子。"我一时还没有弄明白，她说的"虾子"和"蝎子"的发音差不多。我问："你怎么说屋里蝎子很多？"她才说："你吃了几回了，吃的就是炸蝎子，你屋里墙上的蝎子。我怕你吃不下去，所以用面糊裹起来炸，你就看不出来了。"我惊叫："哎呀，我的妈，你怎么给我吃蝎子？"我简直感到有点恶心了。她却说："你不知道，这蝎子是最补人的东西。我们这里害痨病的人还捉蝎子来夹掉尾巴，放进嘴里生吃呢，那样最补人。"我几乎要呕吐。她说："你不是说很香很脆很好吃吗？"我说："吃起来是好吃，可是你一说是蝎子，我就不敢再吃了。"老三姐说："以后如果你身体不好，我还要估倒你吃的。"
在这屋里，我还怕墙边满地爬的千脚虫和蜈蚣，特别是蜈蚣。千脚虫爬得很慢，容易消灭，蜈蚣却跑得很快，不容易消灭。而且咬了有毒，我的脸上被咬过，马上就肿一大溜。
这些害虫，一到秋凉就会少起来，我不用怕。但是另外一种病害忽然传来，却真叫我胆战心惊，我几乎想要离开。这就是在这一片传染开来的霍乱。霍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得了这种病，上吐下泻，厨血屑一两天，就会死去，当时几乎无药可医。这个病热天最易传染，从饮食、水源，特别是苍蝇都可以传染。往往是一个人得了，一家人很难幸免，全都会死去。一家死绝，以至一村死绝，也是常见。这些都叫我毛骨悚然，心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被传染上吧。老三姐也非常担心，并不是担心她自己，而是我。她到山里去，扯来一些野草，叫我洗澡。她除开不准我出门外，还亲自进山到老林里去捡些野菌挖些野菜，淘洗干净，拿回来煮给我吃，她决不到市镇去买吃的东西。我和她说好了，我到老河口城市里去买些专治霍乱的药如像时疫水、香正气水之类的回来，交给老三姐，送给一些党员和群众。老三姐还不放心，她要我干脆出去，到襄河对面没有疫情的地区去躲一阵，把这一段时间躲过去以后再回来。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同意了，因为我迟早是要到那里去检查工作的，现在提前过去就是了。于是我安排老三姐回到她远山里的老家去住一段时间，我便轻装出发过襄河去了。
奇遇国民党乡长
我渡过襄河，到达南边一带的农村去巡视工作。我先到离河岸不远的一个任支部书记的农民的家里去。这回我没有挑起货郎担子去，而是打扮得好看一点，穿着老三姐用土布缝的对襟短衫长裤，摇着纸扇走去。因为我是以筹办工合织布厂下乡招工的名义去的。我身上带得有陈司令聘我为织布厂筹备主任的委任书，这就是我的通行证。我就是以招工的名义住在那个农民党员家里的。我召集党员来开会，也是以织布厂招工作为幌子进行的。
那个支部书记是一个老党员，红军过路时他参加苏维埃，入了党，红军走后，他留下来，失去了关系。后来曾经参加农民暴动，失败后出去跑了几年"滩"，前两年才回来，和这里新建立的党组织联系上了，他把过去的党员清理出来一些，当了支部书记。
他是一个无地无房的地道的佃农，租种着地主的几亩河滩地，遇水就基本无收，交了租后，就只能靠房前屋后种的红薯玉米和瓜菜度日了。我住在他家里，虽然我有意地给他较宽余的饭钱，却不准他专门为我买米买面，割肉打油，给我弄好吃的。我坚持和他们家人一样吃。煮一大锅玉米糊，就着酸菜吃，没有见一滴油花，连盐味也是只能把用绳子拴着的块盐放进玉米糊锅里转几下提起来，稍微有点盐味就行了。
我来巡视工作，除开开支部党员会外，还想把我自己编写的农民教材拿来在农民党员里试讲，看他们听得懂不，以便修改。白天他们都要下地劳动，没有工夫，只有晚上才能来参加，来听我讲的只有四五个人。我用我的教材讲了一个晚上，效果还好，因为我不只是讲革命的大道理，我多用老陈和老三姐对我讲的他们那里的具体事实，这些话都说到他们的心坎上去了，一听就懂。
他们还举出眼前他们受到以抗战名义向他们摊派的苛捐杂税，以及乱拉壮丁，弄得鸡飞狗跳，许多青年不得不逃出去，有的只好上山去入土匪的伙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又丰富了我的教材。他们说的用不同形式组织群众的办法，对我的启发很大。
但是我一讲到现在是抗战时期，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合作抗日，就怎么也说不通他们。一个青年说："到底是谁统谁？合作合作，我看他们是存心要'活捉'我们吧。"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没有被说通过，如何去说服这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党员呢。
这个青年党员进一步说，他最近还看到上面发来的文件，说共产党破坏抗战，游而不击，叫各乡各村都要注意汉奸和异动分子。他说："这异动分子不就是指的共产党吗？幸亏我们联保的陈主任看了，没有说什么，也没有下传，叫我存了档。你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我的确无法回答他。
下来后我问支部书记，这个青年党员是干什么的，他说，这青年姓赵，大家叫他小赵，他在乡联保办事处当文书。我又问支书："这个联保主任是谁？"他说："他的底细，一般人不知道，我才清楚。我慢慢给你说吧。"他后来告诉我说："联保主任在我们这里过去就是乡长，是国民党反共搞联防联保，才把乡政府改成联保办事处，乡长改叫联保主任的。我们这里这个联保主任姓陈，我们仍然叫他陈乡长。这个陈乡长原来是我们这里一个老绅粮的少爷，在外边读过书，还听说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国民党清共时清到他的头上，和他一起干的几个都被杀了，唯独他靠他的老太爷的关系，写了自首书，声明退出共产党后，被放出来。他的父亲又送他到外边去读书，抗战开始才回来。他在老河口混成了一个联保主任，也就是我们这一乡之长。他征粮收税，抓壮丁，和别的联保主任差不多，不过为人还比较正派，也宣称要防奸抗日，国民党说的防奸是防共产党，他却说成是防汉奸。这是小赵告诉我的。"
我想这样的人，大概是那种在革命高潮时卷进革命，而当革命低潮时便退出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想革命，却不能坚持革命。就像这个联保主任，参加过革命，一被捕却自首，退出革命。但是他却不甘心当国民党特务，破坏革命。甚至抗战一来，他们还站出来积极参加抗战活动。这样的人我在枣阳就见到过不少。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欢迎他们参加抗日进步活动。我准备安排别的知识分子党员相机去找他，但是却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故，我在这里直接和他对了面，建立了统战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小赵在听我讲课时，见我的手头上有一本油印小册子，他借去了。我到附近乡下去走了一下，回到支部书记张老三家里，准备要回去了，那个小赵还没有把我借给他看的农民教材还回来。我叫他去联保办事处去找小赵。不多一会儿，张老三回来了，他说他没有找到小赵，却碰到那个联保主任，联保主任对张老说："听说你家里来了一位到这一方乡下来替织布厂招工的先生，有这个事吗？"张老三回答说："有这回事。他是替吉红岗陈司令办的工合织布厂来招工的。"他说那个联保主任，就是他说的陈乡长说："我也想了解织布厂招工的事，你叫他来找我一下行吗？"
我想，正好，我可以借织布厂招工的事，和他见一面，摸一摸他的底。我一个人去了。陈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一见面他就说："听说你先生姓陈，那我们还是家门人呢。"寒暄几句后，他问我："你们办的那个织布厂是'工合'来替陈司令办的吗？"我说是的。他问："你先生到我们乡里来是来招工的吗？"我说是的。他问："你招到了几个了？"我说："这里的农民不识字，不够条件。"他冷冷地说："所以你就来教他们，给他们讲课了。"
他这一问，使我大为惊异，难道有人向他告密了吗？我尽力掩饰地说："是的，我给农民讲点织布的事。"他笑一笑，拿出一本小册子，我一看，正是我带来的农民教材，怎么落到他的手上去了呢？他说："你说农民不识字，那你就该是给他们读识字课本，你这却不是识字课本，也不是讲织布厂织布的事，却是给农民讲抗战打鬼子的事。"我便顺着他的话辩解："是呀，织布厂的人也应该知道抗战打鬼子的事呀，抗战救国，匹夫有责嘛。"他却说："可是你讲的却还有农民受压迫剥削，要组织起来造反的事呢。"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不好回答，我只得说："我没有讲那些，我只讲抗战的事。"
他忽然变得严厉起来，对我说："陈先生，这可是在这本农民教材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呀。老实说吧，今天请陈先生来，就是想问你，你到这里来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什么人。你不说清楚，你就莫想走出这个办事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傻瓜。老实说，你一到这里来住到张老三家里，我们就知道了，你讲的什么课我们也知道了。你们那个小赵，他竟然把你带来的农民教材带回到联保办事处里来。更荒唐的是他竟然把这本小册子让我们乡丁队的小队长李队长看到了。"他把那本小册子举起继续说："你的这本小册子，就是李队长交上来的。你知道李队长是什么人？大概你们的小赵还以为他是进步分子，想要赤化他吧？现在可以告诉你，他是从老河口党部派来的乡村通信员，专门干情报工作的。"
啊，我的头马上大了，我竟然这样地不小心，一来就落进他们的虎口里了。我不怪小赵，他是一个年轻党员，我可是这一方的党的负责人呀。在这里工作局面还没有打开，就栽了一个大筋斗，失悔也来不及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我受过党的教育，知道在这样的场合里，我该怎么办。我很坦然地说："既然已经落进你们的陷阱，就随你们怎么办吧。"
陈乡长忽然转成温和的语调，对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时代你这件事或者还有转圆的余地。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要抗日还需要你们这些坚决抗日的人。"他把门关上，对我小声地说："我凭良心，也不想赶尽杀绝，愿意放你一条生路。我们这里那个乡村通信员，今天早上回老河口去了，估计下午就会回来。你是聪明人，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办。"说罢，他把那本小册子还给了我，对我说："我看你干这一行，还嫩了一点。你怎么能带着这样的本子走来走去呢？你怎么能这么大模大样地给农民讲课呢？你们那个小赵，也未免太积极了一点吧？"
他这一席话，使我明白了他的政治立场，他还是同情革命的。既然他向我亮了相，我得趁此和他建立起统战关系，以后好利用他这个关系，开展活动。我对他说："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希望和你建立联系，以后我派人来找你，希望你在可能的范围内，如像你今天一样，给我们以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表现的。"
他冷冷地说："我不过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以后如果需要我帮助，我会像今天一样，相机行事的。"
我问："我这一走，那个乡村通信员回来，找你的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这个你不用操心了，我自有办法的。要紧的是你快走吧，谁知他会不会今天上午突然回来。"
我回到张老三家里，马上叫他和小赵立刻撤退到襄河北边去。我告诉联络的办法后，便回到了吉红岗。
后来我派人去和这个联保主任建立联系。他回来说，那天还真危险，我前脚过河，那小特务中午就回来了。一回来就对陈乡长说，党部叫他马上回来，命令联保主任立刻以汉奸嫌疑把我拘押起来，他们随后派人来审问。
多亏这个联保主任，我才算没有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陷阱。而且从那以后，我的警惕性也提高得多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