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

我们从南京逃到了武汉，一无所有，狼狈不堪，成了真正的难民了，幸得找到了一处暂住的地方，大家身上还有一点钱，可以过日子。但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中大农村服务团到了武汉，就宣布解散了，但我们仍然还住在一处。武汉的抗战文化活动是相当活跃的，我们常常一起去参加本地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我还把我们在晓庄作日宣传的经验教训，写成文章在《抗战青年》杂志上发表，居然引起重视，还有记者来访问我们。但是，我们都还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岗位，只是抗日的散兵游勇。

这时，报纸上登出了中央大学的通告，大街上也张贴出来。通告上说，中央大学已经迁到重庆沙坪坝，按期开学。叫凡是到了武汉的中央大学的同学，立即到学校设立的办事处去报到，办事处可以免费安排食宿，并且免费让同学分批坐轮船到重庆。我们在武汉的街上碰到很多同学，他们都决定回校复学。我们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到中央大学办事处去报到，回重庆复学。但是我们这一群同学都是坚定的抗日进步分子，其中有几个还是秘密学联的成员，我们组织农村服务团，就是下决心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现在谁还愿意回学校去啃书本？所以我们农村服务团的同学没有一个去中央大学办事处报到的。处报到的。

不过我这时却碰到了麻烦。我在武汉遇见中央大学的四川籍同学，一个个喜笑颜开，都表示愿意回重庆复学，说："这一下可好了，中大搬到我们家门口，哪有不回去的？"我说我不想回去，他们不理解。这还不说，最麻烦的是因为我身上的钱快用完了，不得不给家里写信要钱，于是父亲知道了我的住址。钱是电汇来了，可是父亲不断来信来电，一定要我尽快回四川。他希望我回家看望家人后，马上去重庆到中央大学复学，好好读书，再也不准在外面"胡闹"了。随后他从他的左右得知，我过去不肯回家，大概和我不同意他为我定的那门亲事有关，而且从旁得知我已经有一位相好的中大女同学了，这当然比他为我定的那门亲事更使他满意，是大学生呢。他便写信来说过去的亲事不提了，要我把未来的儿媳妇带回家去，让大家看看，然后送我们双双到重庆上中央大学。

该怎么办呢？我不免有几分犹豫起来。我设想着种种的方案。回中央大学继续读书吗？从个人前途说，自然是好事，如果小刘和我一起回去读书，那就更好了。我把这个意思才向小刘稍作透露，便遭到她的坚决反对，她说她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多年离开家庭，想回去看望老父老母，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她愿意陪我回去走走，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不过，"她说，"你想过吗？我们人党的事，还没有解决，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贸然离开大家，脱离了关系，以后恐怕再找组织就难了。难道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就这么放弃了吗？"她又接着说："你设想只回家去耽搁一个月，时间不长。可是你想过吗？你回到家里那样的环境里，你被温情所包围，你母亲哭哭啼啼，他们要你多住些日子，甚至把你送到重庆要你回中大复学，你有把握拒绝吗？"我说："你和我一块儿回去嘛。"她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的家也搬到重庆去了，我就不敢回去。家庭对于我们来说，也可能是陷阱，说不定掉进去不能自拔，我的办法就是不和我的家庭联系。"

她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已经和家庭取得联系，现在要我断然切断和家庭的关系，于心何忍？我没有回答小刘的话，心想，隔些时候给家里发一封家信，书报平安总可以吧，况且我现在还不能经济独立，还需要家里汇钱来接济呢。小刘明显看出我的犹豫态度，很不高兴，虽然她仍用很温和的口气和我说话，然而态度却是斩钉截铁的，她问我："你是不是还想回中大复学，你是不是不想革命了？"

我说："我当然想革命，我绝不回中大去复学。"那时我们的共识就是，革命和读书是不能两全的。她又问我："你是不是愿意和我永远在一起，同生共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早已向你表白过，我是爱你的，我决心永远和你在一起，生死不渝。"

决心下定，我把一直揣在身上的"复学通知书"掏出来，一把撕得粉碎。我问她："你的呢？"她说："我的早撕掉了。"

于是，我们商量着马上去找老周。

苏区二月

1．到苏区去

我和小刘正打算去找老周，老周却找我们来了。我们马上向他表示，我们决定不回重庆到中大去复学，我们要求革命。他听了一笑，说："革命到哪里都可以革，并不是回大学就不能革命了。"他这么说，我们感到很新奇。接着他说："不过我想，你们要革命，得把入党的问题先解决了，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要求入党的事，我一到武汉，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上说，先送你们到党训班去学习，人党的手续在那里办。"

有一天，老周来带我们到安仁里，记得大概是12号吧。在客厅里，我们看到一个蓄着八字胡的慈眉善目的长者，老周介绍说"这是董老"，并说是从延安派到武汉来的办事处负责人。董老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的情况，便给我们开了一封私人介绍信，说："你们拿着这封信到黄安七里坪找方毅同志就行了。"我们过介绍信后，他又说："不过，七里坪原来是苏区，现在周围还有国民党的部队守着，一路上都有盘查，要特别小心。那封介绍信更要藏好。这里还为你们准备了另外一封从黄安到河口小学去当教员的介绍信。路上遇到盘查，就说是去河口小学教书的。你们在黄安找机会从进山小路直奔七里坪。"

我们听了这些，并不感到紧张，反倒因为要冒险穿过国民党封锁线而感到兴奋，第一次接受考验嘛。我们离开安仁里后，特意到街上买了几本小学课本，认真翻看了一下，以便能经得起盘问。

我们告别同学，坐小轮船到了黄冈，再从那里走旱路去黄安。为了不显得很寒碜，也为了有人向导，不致东问西问，惹人注意，我们专门雇了一个独轮车夫为我们推行李。从黄冈一路上走下来，果然碰到军队盘查，他们看我们真的像小学教员的模样，加上又有介绍信，便让我们过了关。

我们一路顺风地到了黄安。当我们到黄安时，车夫不经意地对我们说："前头的路都是山路，车子不好推了，我给你们找个熟路的挑夫吧。"我们真是求之不得呢。他出去一会儿，便带着一个挑夫进来。那挑夫答应第二天一早就来替我们挑行李，不过说好是挑到河口场去的。

黄安是一个县城，位于到河口场和进山到七里坪的交叉路口，也是国民党军队封锁苏区的重镇。这里驻的军队果然很多，晚上检查也严格一些。我们一住进客栈，就把那封真的介绍信藏在了房间的顶席棚上。晚上查房的来了，不仅看了推荐我们当教员的介绍信，还翻看我们的行李，当然除开小学教本外，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藏在席棚上的那封介绍信取下来，小心收藏好。不久，那个挑夫来了，他什么也没说，挑起我们的行李就上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七里坪该往哪里走，心想等他挑出城后，再告诉他我们改道到七里坪去。出城后在山路上走了一段，我对挑夫说："我们不到河口场了，我们要到七里坪。"他回答说："我这就是往七里坪走呀。"

怪了，他竟然知道我们就是要去七里坪。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七里坪的小街上。看到那挂在街上的红旗和还戴着红星帽的小兵，我们确定无疑是到了目的地了。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的老百姓，很多是拥护红军的。送我们来的那个推车的和挑夫，很可能早已看出我们的动向，暗地里帮助了我们。可惜我们不知道，没有当面感谢他们。

2．新的学校

我们到了接待处，拿出董老的介绍信，他们看后，马上派人把我们送到离七里坪大约二十里地的一个祠堂，这就是党训班的所在了。这座祠堂建在深山老林里，是座不起眼的古式建筑，阴暗而潮湿，只有一个小天井透光。祠堂空荡荡的大殿是我们的教室，天井对面一个没有门窗的敞厅里，靠墙用木板搭了连铺，这就是我们的宿舍。

接受我们的介绍信的是训练班的主任方毅。方毅瘦瘦的，脸上有一块红色的疤痕，听说才从国民党监狱里放出来。协助他的副主任叫彭康，这个名字我在上海读书时听说过，是和郭沫若一起办创造社的那个彭康。训练班伙食由学员推出人来自己管理，有伙夫做饭菜，但是采买却是学员轮流担任。伙食虽然油水不多，但还算不错，饭管饱，菜是就地买的青菜萝卜之类，一个星期有一两回见肉。打牙祭时是把肉熬一大锅汤，再把萝卜煮在汤里。那时正值冬天，山里较冷，大家就着辣椒喝热萝卜肉汤，出一身汗，实在痛快。那热乎劲现在想起来也还让人留恋。

学员们陆续地到来了，一共有四五十个人。除了少数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等地来的工人外，大半是湖北的青年学生，也有从各地大学来的大学生，比如从武汉大学来的刘西尧，从清华大学来的韦君宜。

开学了，也没有举行什么典礼，就是由方毅讲明这训练班是湖北省委办的，是培养党的工作干部的。当时我听了心里发热，我们都还没有举行过入党仪式，却已经被纳入党的工作干部名单里了，莫非我们在南京由党派人来谈过话，现在又派到党训班来学习，就算是党员了吗？后来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其实那个时候班上的党员很少，大半都是在训练班里发展的。

方毅在讲话中说，训练班的课程只有四门：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一切都是和当前的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其实也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他说学习靠自觉和互助，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固定的教员，只是请同志来作启发报告，然后学员讨论，互相启发，组织中心发言，这好比就是"小先生制"了。课外的书就是把大家带来的书刊集中起来，算是图书馆了，当然也从武汉订了一些新出版的报刊图书。方毅在会上还宣布了学习日程和时间安排，以及学习纪律，总之，一切靠自觉，由学员自己选出的值星值日管理。

开学的当天，训练班举行爬山比赛。大家争先恐后地去爬附近的一座高山。那是一座林木丰茂的山，几乎没有路，一路上真是披荆斩棘，从没有路的地方开出路来。我们大半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很少爬山，爬起来自然很吃力，但是大家以为这是打游击的基本功，都踊跃攀登，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为荣。

爬到峰顶，我们好不得意，举目四望，一片绿色的海洋，十分壮观。只觉心中涌动着一种豪情壮志，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将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我们将要去那波涛汹涌的绿色海洋里大显身手了。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夸大有什么可笑。而回到祠堂去以后的腰酸背痛，脚板起泡，那种痛苦，才是最真切的感受。

3．新的课程

开始上课了。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党的建设，内容很多，由方毅主讲。其实他不过是提个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阅读一本据说是从延安传来的由罗迈写的小册子。我们根据方毅所讲和小册子上说的，进行讨论。

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谁都没有疑问，但进一步讨论，问题就来了，我们这些才从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吗？大家到党训班来，都渴望能成为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但是我们有资格参加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里去吗？

当我们正在为有没有资格入党而困惑时，方毅却为我们解了惑。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爱钻牛角尖，其实读一下党章就清楚了。党章上说只要是同意党纲章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决心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人，自愿申请，经过组织批准，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并没有说你非是无产阶级不可，非得精通马克思主义不可。当然，不要说非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也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说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党的建设课程里，有一条我们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铁的纪律。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白区的生死斗争中，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把铁的纪律理解成为绝对服从并用于实践，则党内的民主就会被削弱以致取消，那是非常有害的，从后来我们党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一门新课程叫《游击战术》，因为我们都设想有一天到敌后去打游击。我们学习的是一本从延安传来的油印小册子。来讲课的不止一个人，比如鄂豫皖边区的政委郑维山就来给我们讲过课。他教我们要牢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这可算是十六字真言了。

不过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叶剑英来给我们讲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因为他的文化较高，讲得较深，分析得更得当，很适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口味。他在讲抗日战争形势时，谈到日军进攻基本上采取的迂回作战办法，这种战术有它的弱点，迂回不成就像大脚蟹的大夹没有夹着人，反被人把大夹扳断了。他说，目前只是因为日军占有一定的优势，才敢于用少量军力实行大包围，可以起用兵少而占地大的便宜，上海之战，南京之战，以至晋北之战都是如此。但是如果遇到我们红军这样士气高昂战斗力强的部队，日军就不敢把夹子伸得很远，怕孤军深入，被我们扳断。他还给我们讲了他名之曰的"一个拳头主义"，他说："两个拳头同时出击，不如一个拳头有力。""一个拳头伸着打人，不如收回拳头出击更有力。"他还说："击溃敌人全部不如全歼敌人一部，我们必须集中全部优势兵力，务求全歼敌人。"他讲的这些道理很是深奥，具有广泛的意义，我们听起来特别过瘾，大家都很佩服，他果然是一个好军师。

我们还有一门课程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门课程是谁讲的，我没有印象了，但对这一门课的内容还是有印象的。因为那时的长江局是由王明领导的，他的那套"理论"很有影响，他的统一战线是带有投降主义色彩的。他最著名的话就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正适合国民党的"溶共主义"的口味。所以在党训班上讲的也多有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抗日的意思。并且告诉我们，不能希望学习完后，全都到敌后去打游击，还要留下一部分到国民党地区做帮助国民党抗日的工作。这一点我和小刘都很反感，我们一心一意是想到敌后去打游击的，现在却说有些人将留在国民党地区工作，而我们很有被留下的可能。后来我和小刘果然都被留在了国民党统治区。有时我想，当初小刘如果没有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何至于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4．大块吃肉

我们党训班所在的苏区，其实不大，只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大约方圆几十里一片深山老林，人口不多，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赤贫群众。这片苏区是原来鄂豫皖苏区的一部分，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去了陕南川北，在那里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留下的少数病残战士在这老林里东游西击，虽然一直受到国民党军的包围进剿，到底坚持下来并逐步发展起来了。现在经过和国民党的谈判，就要编进新四军的队列里去，正在这山里的七里坪整训，招兵买马。于是给我们党的湖北省委提供这么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办党训班。

我们的党训班才办了一个月，就到了旧历的大年。大家决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慰问红军，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我们原本以为照例办壁报，写标语就行了，但是后来发现那里老百姓大半是文盲，根本看不懂，主要还得靠口头宣传。口头宣传最有效地莫过于搭台子作抗日表演，大戏我们无能为力，就只能搞点小节目，说说唱唱跳跳。我是一个不会唱不会跳的人，不过我和清华大学来的韦君宜都喜欢文学，于是我自告奋勇写书词，由韦君宜上台去说。她倒真行，边说边表演，很是风趣，赢得台下不少掌声，我也自鸣得意于自己做出了贡献。

最热闹的还是去给红军拜年。除开守在各要道口的边哨战士外，红军几乎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大概不过一二百人。他们少数穿着旧军衣，大半是普通的短衣，不过都带着长短枪，还有轻机关枪。最大的特色是许多人戴上一顶军帽，军帽上缀着一颗用红布剪成的红星，倒也神气。我知道不久就要他们取下红星，穿戴国民党发的军服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思想工作要做。

这支部队听说将要发展成为一个上千人的支队，由队长高敬亭任支队长，党派来的郑维山作政委。我们到了那里，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在院里大厅里的墙上，挂着镰刀斧头红旗，中间挂着一张说是列宁的画像，虽然画得笨拙，但是大家还是很严肃地向这张像鞠躬。我们向红军拜了年，唱歌表演结束后，高司令（都这么叫他）叫大家一起聚餐，他说："我们这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讲究么子。"于是大家在院子里，围成一圈一圈的，端起土碗，就一大瓦盆的肉，真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起来。这使我想起《水浒传》里梁山泊聚义厅里的场面来。看着那个高司令和红军战士们的样子，还真是有点"匪气"，然而他却是一个真正革命的英雄汉子，挺招人喜欢的。听说他们不久就要开拔到安徽敌后打游击去了，我们谁都希望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到汤池去

时间过得很快，转瞬到了开年的2月，我们就要结业了。分配到哪里去，干什么，是大家最关心的事。

有一天晚上，方毅找我和小刘到他的房间里去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看你们两个在这里学习是很努力的，你们在班上也很活跃，现在就要结业了，你们对于工作分配，有什么想法？"我坦率地说："我们知道我们大概没有资格分配到敌后打游击去了，因为我们还不是党员。"

他问："你们想当党员吗？"

我说："当然，我们早就想入党了。"

他有几分惊诧地看着我们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提出申请呢？党章规定，想要入党的必须自动向党提出申请。我们在班上考察，认为你们两个是够条件入党的，可是你们不主动提出申请，莫非要我们来请你们入党吗？"

我说："去年在南京时，就有党员周金铭和我们谈过话了，认为我们可以入党。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办入党手续，便从南京撤退了。到了武汉，我们就被送到党训班来学习，我们以为你们会知道这个情况，会给我们办入党手续的。不过来了以后却一直没有人找我们谈话，我们想大概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条件吧。"方毅回答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正等着你们自己来申请呢。"

原来是这样。我和小刘十分高兴。但是方毅说："我们现在正忙着办结业分配手续，没有时间和你们作入党谈话，办理入党手续了。这样吧，你们两个是准备分配到陶铸办的汤池训练班去，将来做农村工作。我写介绍信给陶铸，你们一到，就在那里给你们举行入党仪式，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介绍人之一。"

过了两天，方毅又叫我去，他把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交给我，对我说："分配到汤池训练班去的有十几个同志，我们决定由你带队。这信封里装的就是介绍信和名单，你可以看。还有几个党员的组织介绍信，也在里面，都由你带去，到了那里交给陶铸。我还写了一封信给陶铸，把你和刘惠馨的事告诉了他，请他给你们办手续。"

我说："我还不是党员，你还是请哪个党员带队吧。"方毅说："交给你带队，是对你的信任，你必须完成这次带队的任务。这一路上要经过国民党管的地区，你要负责把大家安全带到。这封介绍信，更要保证交到陶铸手里去，一路上注意保密。"

我和小刘商量，一定要保证那封信件的安全，可放在身上或放在箱子里都不可靠，该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在我们带的一本硬皮闲书里，揭开里层纸，把硬纸板挖掉一块，放好信封，再贴上纸还原，谁也看不出来。这个工作由细心的小刘来完成，且不告诉任何人。这本书也由小刘带着。

出发以前，我和大家见了面，商量了行程和路上注意事项，要求行李尽量精简，凡是犯忌的书刊都不带走。方毅见我很注意安全，也就放心了。他还说，出苏区后这一段路程，特别容易引起怀疑，因此第一站到河口场，不住旅馆，到河口小学找熟人住学校。他给了我一封去找小学教员的介绍信，我想可能那里就是一个交通站。我们这一群人正像小学教员的样子，正合适。

我们走了一天，赶到河口场，直接去了河口小学，找到那个老师。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家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我和小刘设计的书信密藏法也没有机会接受考验。第二天一早，我们下河去雇了一条小船，顺河而下，直奔黄陂。这里隔苏区已经很远，嫌疑较小，可是为了安全，我觉得还是以不住县城为好。看看时间还早，为了避开可能的旅馆检查，我们决定继续走十几里路，到一个小镇上去过夜。在那里的小栈房里，根本没有县城里常有的军警检查，平安无事又通过了一程。

我们经过孝感，雇了挑夫挑行李，沿着通应城的公路，向汤池前进。原来以为走公路，一定快捷，谁知这条号称公路的大道，却是一条挖宽了的略具公路模样的烂泥大路。泥土既没有夯实，上面也没有铺上石子，更不要说平展的路面了。我们到那里时，正逢下了一场雨，雨水排不出去，便成了烂泥塘，走在这样的路上，溜来滑去，可吃够了苦头，比在山区的石板路难走得多了。

我们在这条烂公路上走了两三天，终于到了应城，汤池就是应城不远的乡下，我们赶到了那里，到汤池训练班报了到。小刘把她藏的那封密信挖了出来，交给了我说："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把这封信拿去交给陶铸。他看了信，表示知道了。

我最想知道的是他什么时候和我们进行入党谈话，办理入党手续，他却没有作声。我只好开口问："我们的手续什么时候办？"

他说："你的手续在我们这里不能办了。"

我感到很意外，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刚接到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的信，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决定调你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你的入党手续等你到武汉去，由组织部钱瑛给你办吧。你可以在这里休息几天，等找到去武汉的便车，你就搭车走。"

到武汉前夕

没想到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听说这个农村合作训练班是由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李范一出面办的，这个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就派到湖北各地农省政府的李范一出面办的，这个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就派到湖北各地农村去推行合作化运动。要是我就在这里受训，结业后就可以和小刘分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再分离，那该多好。况且我不想入党问题一直这么拖来拖去，我多想就在这里工作，就在这里解决入党问题。我隐忍着，没有在陶铸面前表现出任何一点不同意见的神色。我只是提出，在等车的这几天里不想闲着，我和小刘他们一块儿活动吧。陶铸表示同意。

汤池训练班还在等学员报到，没有开学，已经到来的学员便被分配到附近场镇去做抗日宣传。我当然跟着小刘她们那一队出动了。其实我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能和小刘待在一起，我知道虽然她在同伴们面前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也是很不愿意和我分开的。果然，在我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们一起走到田野里，在一条小溪边的树下坐下。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霞光却还没有散尽。小刘沉默着，望着小溪，也不看我。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想来她也是一样吧。

天慢慢黑下来了，远山已模糊，近树也朦胧起来，小刘忽然倒向我的怀里，用模糊的声音叫我："禾哥。"她第一次叫我"哥"，并且独出心裁地把我的名字"千木"两个字合并起来，叫我"禾"。

我听她喊一声"禾哥"，感到特别亲切，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在她脸上亲吻起来。她顺从地让我狂吻，竟然泪流满面。她的身躯软绵绵地躺在我的怀里，只用那闪光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不说一句话。我们两人都坠入爱河，沉沉如醉，四围静悄悄的，天上流星飞渡，也浑然不觉了。

夜已渐深，我们不能不回去，我们站起来互相搂着腰向训练班的大门走去，可是快要走到时，却又折返回来，在门墙外走道上徘徊，不愿分手。最后，小刘终于说："你到武汉，我到乡下，这一分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会？但是不管天塌地陷，你永远在我心中。"我说："但愿这个相会的日子不会太远，到那时候，我们再也不要分离。"

我们沉浸在激扬的感情交流中，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两颗怦怦跳动的心紧贴着。最后我送她到女学员的宿舍门口，她只说一句"给我写信"，便转身飞步进去，我知道她不愿让我看到她的泪眼。

第二天早上，她和几个相识的女学员来送我，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和大家一样笑着和我握手，祝我一路平安，便挥手告别了。

我入党了

由于一直没有直接开往武汉的便车，我便搭上到皂市的便车，在皂市下车后，赶上到汉口的小客船，不到晚上，便到了汉口码头。下船后我直接到陶铸给我写的省委组织部的地址，拿着陶铸的介绍信去找钱部长。

钱瑛我过去见过，可是没有和她接触过。党训班快结业前，她曾到七里坪党训班来了解学员情况，给我们讲过一次话。讲的什么，早已忘记，只是记得那晚上她和大家围着火堆烤火说闲话。

组织部并没有挂牌子，只是一幢普通的小院子，两层楼房。我到了那里，拿出陶铸的信，交给钱瑛："钱部长，这是陶铸同志的信。"

钱瑛矮矮的个子，慈祥的脸，很随和的样子，让人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她接过信去，抽出来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马千木。坐吧。"接着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我以后就叫你老马，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钱大姐。"

她说："一切明天再谈，今晚上你就住在这楼上，不过是打地铺哟。"我自个儿出去到街上吃一碗面，回来到楼上打开行李卷，美美地睡了一觉。我算是到了自己的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起来盥洗后，活动一下筋骨，觉得精神特别好。我到街边胡乱吃了点早点，便匆匆回到小屋，坐在那里，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不多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果然是钱大姐上楼来了，她笑眯眯地问："昨晚睡好了吗？"我回答说："昨晚睡得好，今早也醒得早。"

寒暄几句后，钱大姐说："你的情况，我到七里坪时，方毅就告诉过我了。现在可以给你举行入党仪式，不过你要先填一张表。"说着，她拿出一张油印的表格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入党申请表"！我好兴奋，不一会儿就填好了。我郑重其事地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把它交给了钱大姐。

钱大姐接过表看了看，问我："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

我说："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钱大姐笑了："原来是这样。"

钱大姐在申请表上签上了"介绍人钱瑛"，上级批准人也是签的"组织部长钱瑛"。本来方毅说他可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但由于他不在，也就未写上。钱大姐对我说："你在南京就已经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经受过考察，候补期可以免去，这一栏就不填了。入党仪式后你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我听了十分高兴。

随后，钱大姐对我进行入党谈话，那内容和在党训班上方毅讲党的建设时说的差不多。接下来就是举行入党仪式了。我心想，这入党仪式是一个很庄严的仪式，不知有什么过程。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再简单不过。钱大姐从她的一本马克思著作上翻出一小张马克思的照片来，又从另外一本书里找出绘的党旗，她把两本书立在桌上，把一张写着宣誓词的纸交到我的手里，叫我当着她的面，站在马克思像和党旗前宣誓。

誓词只有几句，仪式也不堂皇，可是这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真感到热血沸腾，紧紧地握着举着的拳头，大张着眼盯着党旗和马克思的像，严肃认真地宣完誓后，钱大姐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好激动，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仪式一完，我急切希望的就是给小刘写一封信，向她报告这个喜讯。于是等钱大姐一下楼，我便在小桌上展纸疾书起来。记得我离开汤池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小刘在小溪边话别时，相约一定要每个星期写一封信，特别是举行入党仪式后，一定要当天就给对方写一封信报喜。当然，信上是不能写"入党了"的话，如果我入党了，就写"理想的日子到来了"，如果小刘入党了，就写"最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在那个时代，有志气的青年，的确是把参加共产党当作自己最高理想，认为那就是自己最幸福的日子。

我展纸写上"我的最理想的日子到来了"，又情不自禁地写出"我入党了"几个字，感觉不妥，只好抹去。但是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站起来大喊了一声：

"我入党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