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小车司机

"你入党后给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武汉汽车司机工人中，培养和发展一个可靠的党员。"这是1938年春，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接受我加入共产党后，和我谈工作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接着她慢慢地细说分明："现在你正式党员了，而且把你当作干部来使用，你马上就要担负工作任务。可能你不知道，湖北省的党组织，在抗战以前的白色恐怖中，几乎被破坏光了，只有极少数幸存的党员还在进行个别活动。现在省委虽然重建起来，可是党员很少，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待开展，需要大量的党员干部去承担。你们就是新建省委新发展的最早一批党员，所以大量的工作等着你们去做。把你调回到武汉来，就要你在武汉做工人工作。工人工作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目前就有一个任务，要你在工人工作中去完成，就是要你在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个党员，而且在政治上绝对可靠，驾驶技术要十分精良。因为是准备调去给周副主席（这是当时党内对周恩来的称呼）开小车的。国民党给周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必须换一个可靠的党员司机。"最后她强调说："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你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

我听后觉得很惊异，也感到很光荣，党组织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我去完成，这是对我这个刚入党的新党员极大的信任。不过，我才入党，而任务又是这么紧迫，我能办好吗？我真感到为难了。

钱大姐当然知道我有难处。当时虽然表面上说，国共合作抗日了，允许共产党在武汉建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在内部就是党的长江局），也允许上层的领导同志如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和办事处的同志公开活动，还允许党的一张报纸《新华日报》出版，可是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的组织还处于非法地位，党员的活动还实际处于秘密状态，随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侦察和破坏。我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要在短时间内找到绝对可靠的对象，提高他的觉悟，把他发展入党，不是轻松的事。

接着她很耐心地把她过去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经验传授给我，教我如何去做群众工作，如何去识别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如此等等。这使我大大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钱大姐最后说："我马上把你的党员关系转到领导武汉工人工作的武汉职工区委的书记王致中那里去，他是一个上海的老工人，也坐过牢。对于工人工作有经验。以后就由他和你联系了。当然，你以后有空时，到我这里来找我这个大姐，我也欢迎。"

我和王致中同志（他坚持要我叫他老王）接上关系后，第一次碰头研究的就是如何打进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去。几经周折，终于还是从钱大姐那里找到一个线索，经过进步分子廖大姐的关系，和这个司机工会的理事长搭上线，承他同意介绍我到武汉汽车司机工会去当一名文书。廖大姐介绍我时只说是一个失业青年。

这个理事长姓端木，是给国民党里一个什么部长开车的。我到他的公馆去见他，装出很谦卑的样子，让他感到我只是一个想在他那里找一碗饭吃的失业教员。他告诉我说，司机工会里也没有多少事情，不外是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发个通知什么的，现在是由一个国民党市党部派来的秘书在经管，他不常来，以后我就多管一点吧。

我一听说那个工会里还有市党部派来的一个秘书在管事，我的头就大了。国民党放一个钉子在那里，又给我的活动增加了难度。我把这事对老王说了，老王说："这没什么，国民党照规定在各个工会都派有秘书去监管，其实大半是去吃闲饭的人。当然有时也碰到很坏的小特务，你留心着就是了。"

我到司机工会去报到。这个工会设在大街上一幢房子的三楼上，实际上只有两间屋子，一间办公，一间是接待室兼阅览室，陈列有几份陈旧的《中央日报》之类的报纸和一些官办的刊物。办公桌上的积尘很厚，显然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进来过了。这倒叫我放心。我把办公室清扫一下，就守在那里，一整天也没见来一个人，晚上我把被盖卷往办公桌上一铺，将就着睡觉。

过了几天，那位秘书倒是来了，看他有气无力的一脸烟灰模样，想必是一个吃闲饭的。他对我倒很客气，说："老弟，你这一来就好了，我家里有病人，实在忙不过来，以后就偏劳你老弟了。"我心里想，正好，你再也不来才好呢。

我开始了解情况，和到司机工会来玩的汽车司机有一些接触，然而这却叫我发愁了。那个端木理事长大概给他的首长开车很忙，很少到工会里来，其他司机，不少是给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或者大富商开车的，有的其实是用汽车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也来参加了司机工会。他们这些人个个西装革履，穿得很体面，看样子生活过得都不错，文化也比较高，说起话来，爱学他们的老板的腔调，一派官腔。他们一来工会就是找朋友喝茶，说闲话，不是谈吃喝玩乐，就是吹公馆秘闻。我在一旁很难插得上嘴。更叫我头痛的是国民党市党部似乎很重视这个工会，不久派来一个挂名的副理事长，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大概也是混生活的，平常也不大到工会里来，更不要说办公了。可是他一来就讲他那套"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套话，令人生厌。我在这些司机里，很难发现真正的产业工人，更不要说思想进步的工人了，要在他们中寻找一个发展党员的对象，实在太难。

我虽然也接触有少数开公共汽车的，或者替人拉货的卡车司机，还有修大卡车的修理工，他们都比较朴实诚恳，但是他们大多忙于自己的生活，养家糊口，对于政治好像毫无兴趣，我和他们交往的机会也不很多．一时难以和他们交上朋友，谈上心，找发展对象自然也难有着落。在这样的地方，要想在一个月内发现和培养一个党员发展对象，谈何容易。我真是一筹莫展了。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到底碰到一个青年。

有一天，一个青年司机到工会来玩。我俩闲谈起来。他说他过去是为一个大商人开车的，才从上海到武汉来，现在正为一个大官开小车。刚巧那天那个吃闲饭的副理事长来工会玩，他又吹起他党部的那一套，扬扬得意。这个青年一听就直言道："你少卖你那些梨膏糖吧。"这引起我的注意。过几天他又来了，找报纸看。他不满意地对我说："怎么就只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听说新出有《新华日报》，为什么不订来看看？"这更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他说："那个'卖梨膏糖的'不叫订，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要看，我这里倒有几张，你可以拿去看看。"于是我问了他的姓名，把我放在抽屉里的几张《新华日报》借给他看。他要走时，我说："你住在哪里？你把你的住址写给我，我可以把我看过的《新华日报》送给你看。"他说："那怎么好？"不过他还是把他的姓名住址写给我了。我看他写的字，文化不低，大概是初中以上水平。他的名字叫祝华。

过了两天，我给他送报纸去，同时还带了几本上海出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这一类小册子，我还不想马上给他带更有政治色彩的书。到他家里，他对我很客气。他家里陈设简单，是个平常的家庭。有一个女的，我以为是他的妻子，一问才知道是刚从上海逃难到武汉来的嫂子，他还是单身呢。他竟然有一个书架，那上面有一些新出的小说。看来他爱好文学，这叫我很高兴。

我把《新华日报》和几本小册子送给他后，我们便闲谈起来。他谈他从上海开车出来，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听得出来，他心地纯善，也有思想。我说，我喜欢文学，要借他书架上的小说看，他欣然同意。于是很自然地谈起文学来。谈得很畅快，以致他坚持留我在他家里吃饭。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在饭桌上他说他有时候还练习写点小文章呢，想请我这个文友替他看看。我当然乐意接受，带着他的习作本回工会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常来常往了。谈的话也不限于写文章的事，从《新华日报》上的消息和文章，就有许多谈话的由头。有一回我把他写的一篇经我手修改的文章，送到一个和我有往来的进步刊物上发表了，我把杂志拿去给他看。他看到他的手稿变成了铅字整齐地印了出来，高兴得不得了，反复地看。看起来他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

渐渐地，我对他的家庭和历史情况弄清楚了，也看出他是一个为人朴实、喜欢学习、追求进步的工人。我和他谈话时，他听得很认真，这实在是我发展党员最理想的对象。我又送给他几本介绍共产党的小册子，让他阅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一个有良好品质的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起来很快，绝没有知识分子在入党时那种思前顾后的犹疑，他终于主动地向我表露出他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按照老王告诉我的，一般先不要轻易向发展对象表露自己是党员，要经过上级严格考察同意该人入党了，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我向他表示自己也正在找寻共产党的组织，两人分头找，找到了就互相通气。

祝华的情况，我曾经向老王报告过，老王还装着不经意地在我那里和他碰过头谈过话。一说起来都是上海来的工人，特别亲热，在谈话中自然对他有所了解。当我把祝华想入党的愿望向老王一报告，老王马上批准了，叫我为他办理入党手续。我也用不着再和进行入党谈话了，就在他的家里趁他的嫂子出去买菜的时候，直接为他履行了入党宣誓。

我向上级报告祝华已经入党后的第三天，奉命通知他到长江局去报到，告诉他将要为党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开小车。我对他说，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严肃的任务，要他一定要仔细小心。他知道党组织对他这么一个新党员如此信任，十分兴奋，答应一定不负党的希望。

我也感到十分兴奋，因为我真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把祝华的党员关系交给老王后，他表扬了我。他将祝华的党员关系转到省委交给钱大姐，并由钱大姐把祝华介绍到长江局去给周恩来副主席开小车。我到钱大姐那里去玩，她也表扬了我，认为我工作积极踏实，适宜做组织工作。

祝华到长江局开车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往来。但是我听说他工作得很好。从最近读到的童小鹏同志写的回忆周总理的《风雨四十年》一书里就可以证明。那上面记述着祝华在武汉一直给周总理开车，后来跟总理到了重庆南方局，听说做了副官。又随周恩来撤退回延安，再后来就转战南北，直到解放。

第一次接受考验

祝华到长江局后，我虽然不做汽车司机工人的工作了，可是我还没有辞去司机工会的文书职务，那里的工作很轻松，用点空闲时间就办完了，我却因此可以继续住在汽车司机工会的办公室里，当然还是每天晚上把被盖铺在办公桌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盖一卷，照样办公。

有一天早上，我睡在办公桌上还没有起来，忽然有人上楼开门进来把我推醒。我坐起来一看，一个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腰上扎着宽皮带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个子很大，十分威武，军服上缀着一颗金星的金领章，是个少将。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军官，显然是将军的副官了，副官后面站着一个挂着盒子枪的马弁。我大吃一惊，他是什么人？找我不会有好事吧？

将军也很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睡在办公桌上，连床都没有一张？"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没有和他搭话，只是疑惑地看着他。他又说："你这地方好难找，在这么个破楼上。"这个楼当然是旧一点，楼底层又是卖煤球的，满地是黑煤灰，楼梯一直上来，全是黑的，又没有灯。不过我这时不想和他讨论关于楼的新旧问题，我想知道的是他是什么人？看来是一个高级军官，肯定不是特务，我稍微放心了。

他从身上摸出一封信来，交到我手里，说："你看看你家老太爷给你的信。"

这时我已经下了"床"，把被盖卷了，请他坐下。我打开父亲给我的信一看，哦，原来是罗广文。

罗广文是我的小同乡，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好朋友，一块儿共事，我们两家可以说有通家之好。但是由于他一直在国民党部队里工作，我一直在外面学校里读书，从来没有见过面。只听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在国民党部队里干得不错，在前一年的对日淞沪之战中，打得很英勇，已经升为旅长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驻防，怎么知道我在武汉的地址，竟然亲自跑到这里来找我。我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只说了一句："久仰久仰。"

他说："你还久仰呢，你从南京逃出来，到了武汉，也不给家里写一封信，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爸妈急死了。我看要不是你没有钱用了，还不想给家里写信吧？"

罗广文说的不假，我最近是给父亲写过一封要钱的信。那是经过组织上同意了的。我们党那时经费很困难，就是专门脱产做组织工作照理应该发生活费的，也因为没有钱，大半是由自己想法解决谋生之道，或者向亲友求助。老王知道我的家道殷实，便同意我向家里要钱。但是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把我住的地方告诉家里，家里得知我的下落后，便委托正在武汉驻防的罗广文找我来了。我说："家里带钱来了吗？"

罗广文说："现在别的都不用说，马上跟我走。"我问："去哪里？"

他说："到我的司令部去。马上走，车子在楼下等着呢。"他就这么不容分说，把我拉起走。我说："我总还得和这里打个招呼吧？"

他说："还招呼什么？莫非你还想回来给他们当个文书吗？"

我只拿了两本古诗词书，便跟他下楼，坐上他的小车，渡江到了武昌他的营房。他把我安排在他的办公兼卧室的隔壁房里。

吃了一餐丰盛的晚餐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训诫起我来。他说："我是奉你父亲大人之命，特地来找你的。他老人家给我的任务就是把你送回四川，回中央大学读书去。"

我刚说出我想留在武汉参加抗战工作的打算，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文弱书生，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抗什么战？打日本是我们这些赳赳武夫的事，你们青年应该到大后方去规规矩矩读书，将来学成报国，你还是回中央大学读书去吧。"

我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政府号召"全民抗战"的道理说服他，一点也不起作用。他说："你抗什么战？给你发一支枪，恐怕连枪机还扳不动呢。"我说，抗战不一定都上前线，后方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宣传抗日，比如唤起民众，我就能够做。他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却训斥我说："老弟，我们马罗两家关系不同，我也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还是听听我这个大哥的意见吧。你这个人读了十几年书，怎么越读越呆了？现在下江人都在往大后方的四川跑，你一个四川人，放下书不读，却跑到这前线来冒险。就是这武汉，天天日本飞机来轰炸，多危险呀。你怎么这么傻呀？莫非是灌了共产党的迷魂汤，弄糊涂了？"

他说起共产党，引起我的注意，他大概看我一个大学生，却到一个小工会去当文书，只有共产党才干这样的傻事。我马上解释，我在那里不过是找个住的地方，其实我是在文化界做抗日宣传工作的。

他进一步想以私利来说服我，他说："老弟，人总要为自己的将来出路打算盘。我们两家是商量好了的，我干武，你学文，将来你大学毕业了，出国留洋去，捞个博士回来，你就出人头地了。两家人都有依靠了，这该多好。我现在已经升为旅长，只要好好打仗，师长军长都是人干的。你呢，先把大学读毕业了再说。你再也不要耽误了。"

他为我们两家描绘的发家蓝图自然是美丽的，但是他哪里知道我的远大理想呢？没有共同语言。我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走出他这个司令部，如果能拿到一笔钱就更好。于是我改了口气，我说："回四川读书当然也可以，但是我离开中央大学已经一年，没有请假，他们大概已经把我除名了。回去也读不成了。"

他以为我为他的好话说服了，便说："那不要紧，搬到四川的大学多得很，你可以转学嘛，就是再考四川大学或重庆大学也可以。"

最后我装着勉强地同意了他的主张，结束了我们的争论。这样一来，他以为他的任务完成了，可以放心了。于是我提出要一些钱，给自己买些衣服，还要买一些礼物带回家去，特别是我早答应过要给我的母亲买一床鸭绒被的事，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我父亲带了钱来了，不够的他还可以给我。

我拿到了钱，真的上街去给自己补充一点衣物鞋袜，还真的买了一床湖北出产的鸭绒被，带回到司令部里去。罗广文看了，便放心了。于是我趁他下部队的一天，给他留了一封信不辞而别了。我在信里说，我在武汉还有一些未了的事要办，一时不能回四川，我已经给家里写信去了，留下的鸭绒被，最近有人回四川时，请托人先带回去。

我回到汉口，马上找到了老王，把这件事向他报告。显然的，汽车司机工会的事我是不能干了，那里自然也不能住了。我到司机工会去辞了文书职务，搬到另外一个做职工工作的同志住的地方去暂住。

第一次当领导

我特别喜欢文化活动，不仅参加了上海来的一批文化人的社会科学座谈会，还和我们党办的《新华日报》的记者有联系，参加他们的采访活动。我甚至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武汉第一次空战》在《新华日报》发表，还为《抗战青年》写稿。

这些情况被钱大姐知道了，把我叫到她那里去，对我说："我们党的工作，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做公开工作的，比如武汉办事处的同志。《新华日报》的同志。另一部分是做秘密工作的，比如湖北省委和其下的党委系统的同志。还有一部分同志，是在各种社会团体比如工会、青年救国团、妇女救国会，以至在国民党的机关、法团、学校里工作，他们的活动是公开的，可是他们是接受党的领导的秘密党员。至于你呢，就不同了。党已经决定，你做工人工作，也就是在工人中做党的组织工作，在工人和职员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成熟了的发展成为党员，并在那里建立党的支部，领导工人运动，进行革命斗争。你是属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部分了，因此在报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你是不适宜的。要发表也必须是化名。"

我跟我的上级老王到江岸的铁路工人的居住点去，那里是一片贫民区，有的连破烂房子都说不上，只是一些用芦席搭起来的棚子。老王带着我钻进那些席棚里去，和那些穿着油蜡片衣服的最下等的铁路苦力"老张，老李"随便地叫起来，亲热得很。他随便在什么破凳子烂床上坐下来，和工人拉起闲话，穿着脏衣服流着鼻涕的小孩在他的膝前爬来爬去，叫他叔叔，怪亲热的。老王并没有对他们讲什么革命和抗日的大道理，却只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痛苦。我却在一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处放手脚，说话也搭不上腔，那些小娃娃看我穿戴整齐，谁也不来和我亲近，弄得我十分尴尬。

老王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带着我一块儿回城。回城后，他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便和我分手了。然而我却深深感到"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到底怎么开展工人工作呢？老王只带我那一次，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还得靠我自己去钻。要像老王那样直接到最底层的工人中去做工作，我实在没有那个能耐，我只有到各种职工组织的抗日活动团体里去，在那里或许可以结交一些青年工人。

我先到武汉职工抗敌后援会去参加他们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街头讲演，唱歌，演戏，办壁报等。办壁报是我的拿手，于是他们要我负责。和我一块儿办壁报的一个青年，文章写得不错，我们很谈得来。我大胆地和他谈人生理想，表示要共同寻找最先进的抗日组织，结果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宣称寻找到了。一交换意见，才知道他本来就是党员，是想来发展我的，而我也正是想发展他的。于是我们打通了关系，更好工作了。

在"职抗"搞了一段时间，老王看我在职工工作中有办法，便调我到一个更大的职工团体"蚁社"去工作。在那里我更觉得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因为那里主要是机关职员、商店店员、小学教员、银行跑街和一些失业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地方。他们一般都有点文化，谈话也容易合拍。我开始在其中物色思想进步、明显有所追求的青年，和他们互相交换阅读进步书籍、《新华日报》以及介绍党的抗日主张的书，和他们谈人生理想和追求，以至互相鼓舞，分头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结果当然是我对他们说，我找到了。他们都强烈地要求我转达他们想入党的意愿。我报告了老王，经老王批准让他们填了人党志愿表，再经过老王的审查同意后，由我和他们进行入党谈话，这时他们才知道我本来就是共产党员。待他们宣誓完后，老王宣布成立一个蚁社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并且把在"职抗"的那个党员，也交过来，编入这个支部，由我领导，负责开展武汉职员工人中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当了领导。

我到钱大姐那里去玩，她特别提醒我说，不要满足于初步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热烈，要扎实地做组织工作，要大胆发展党员，形成有战斗力的组织。她说，武汉的群众工作，宣传上搞得轰轰烈烈，是有成绩的，但如果组织工作跟不上，没有及时巩固成绩，把群众踏实地组织起来，把其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群众里来，进行有组织的活动，那也是靠不住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偃旗息鼓，甚至一哄而散，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钱大姐说："这就叫作是轰轰烈烈，空空洞洞。"

"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这八个字形容得太好了，引起我很大的注意。我们的确常常陶醉于十万二十万人的大游行，大示威，壁报标语满街满墙，看来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其实多是表面文章。这八个字，真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便说："大姐，你说得太好了！"钱大姐说："这哪里是我说的，这是周副主席最近的指示。"

帮助胡绳办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由上海转移到武汉来的一些进步文化人的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许多是我一直在报刊上和生活书店出版的新书中读到他们的书或文章的作家、学者、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如像胡绳、石西民、柳是、曹荻秋、何伟等。我谛听和贪婪地吸收他们所讲的一切，感到大开眼界。我也无所顾忌地"大放厥词"，谈如何在职工中开展社会科学学习，如何推动职工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大众哲学》这本书，抗战前在上海的进步青年中非常流行，到武汉来以后也一样。但是如何推动工人读这本书，提倡工人学哲学，还是一个他们似乎很少听到的事。所以他们对于我的发言，颇有兴趣，特别是研究哲学很有成就、写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著的胡绳。

胡绳专门找我谈话，对于我引导工人学哲学，特别有兴趣。我估计他是党员，但是他并不知道我是党员。他鼓励我更多地读哲学书，并且把哲学和现实斗争（比如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说他正在办一张面对劳动大众、宣传抗日的报纸叫《大众报》，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办报活动，作为他们报纸和工人联系的纽带。我一听，这是好事，而且我本来就喜欢写文章和参加文化活动。那个时候，我这个新党员的组织观念还不强，也可以说还不知道事事要向组织请示报告的规矩，我没有向上级请示，便一口应承了。我想，这就是在工人中进行文化活动，可以发挥我更大的积极性，难道老王还不赞成吗？

从此我就通过蚁社在工人中宣传和散发《大众报》，而且几乎每天都跑到大众报社去。我又把我在工人群众中采访的一些新闻写成通讯，化名在《大众报》上发表。工人们看到他们的活动上了报，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愿意出钱买这张报纸看。因为职员店员工人比较有文化，我就鼓励他们自己写通讯，由我拿去交给胡绳，在《大众报》上发表，他们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了，劲头就更大了，把这张报纸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和看《新华日报》一样了。胡绳看到他办的《大众报》在工人中生了根，真正成为大众的报纸，不仅报纸发行多了，而且在工人中拥有了一批通讯员，稿源也扩大了，他对我这个"纽带"非常满意，以至对我做工作，和我谈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大有要吸收我入党的倾向。大概是胡绳向组织去问过，知道了我本来就是党员，因此他想把我调到大众报社去工作。

不久老王来约我和他一起到钱大姐那里去，一见面我就挨了钱大姐的批评。她说："这样的事是应该你先向组织请示，经过同意，才能去参加大众报社的活动的。"我还想为自己辩解，说："那张报纸是胡绳办的，是宣传抗日进步思想的呀。"钱大姐说："即使是党办的报纸，你要进去，也得组织批准。这是党的纪律问题。"这么一说，我不得不承认是自己错了。我说："那么，我以后退出在大众报社的活动就是了。"

这时钱大姐和老王却都笑了，弄得我莫名其妙。老王说："今天倒是来研究你以后怎么到大众报社去做兼职工作的问题。"

怎么的？我错了，却还允许我到大众报社去工作？我简直弄不明白了。钱大姐说："你没有请示经过批准，就擅自到你并不了解的报社去活动是一回事，现在决定你到《大众报》去做兼职工作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同的两回事。胡绳办的那张《大众报》，正是给工人职员看的报纸，你是做工人工作的，你正可以通过这张报纸，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工人工作。"

我不管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是兼职还是专职，反正我可以到大众报社去工作了，这是我很高兴的。

我到了报社找到胡绳，他大概已经得到上级的通知，对我分外热情，当然工作还是照他原来布置的办。不过他说："你干脆搬到这里来住吧。这样工作更方便些。"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我从汽车司机工会搬出来后，一直是暂时寄住在老王介绍的一个同志家里，不很方便，进城也远一些。搬到报社来住，那就有更多的时间了。

其实所谓报社，不过就是两三间房子、四五个人。史枚和冬垠（他们是上海来的文化人，专门编辑和写稿子的）两个住一大间，那里就是编辑部了。我住在他们隔壁，一切接待杂务就在这里进行，有点像办公室，也是校对和堆放报纸和杂物的储藏室。我也成为办杂务的人员，什么名义都没有，什么事情都做。我负责把编好的文稿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由我就在印刷厂校对，有时为了版面的需要，当场把有的稿子或增或删，甚至有的版面需要补白，由我临时写几句补上，这都是我的任务，都得到胡绳授权的。报纸上架印好后，我把报纸当场分发一部分，其余的由我雇车拉回来，堆放在我的房里，再分发出去，这时我又变成发行人了。同时我还继续在蚁社联系的各职工团体中工作，并且以《大众报》记者的身份，和各工厂的工会保持联系，进行采访并组织稿件，这样看来我又担任记者和通联部的工作了。如果有闲工夫，我也参加一点编辑工作，帮助看看来稿，做些文字修改工作，如此说来，我还算个编外编辑呢。

既没有职位，也没有拿工资，工作很忙，却是很愉快的。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和这些文化人有了联系，且能向他们学习写文章编报纸的本事。我的上级也比较满意，因为我并没有耽误我做蚁社支部书记的工作，相反的通过这张报纸，还扩大了我和职工的联系。特别叫我高兴，组织上也特别满意的是，我终于通过《大众报》的通联关系，和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的产业工人接上了关系，这就是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卷烟厂和彩印厂。

第一次在产业工人中做工作

我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后，经向上级请示，决定在工厂附近办一个工人夜校，吸收烟厂和彩印厂的工人来学习。我在大智门车站附近，租了一套一楼一底的房子，把它作为夜校的地点。楼下一间改车站附近，租了一套一楼一底的房子，把它作为夜校的地点。楼下一间改造成为一间教室，楼上的一间作为工人们喝茶摆谈的地方。我为了工作方便，从大众报社搬了出来，住在这间楼房里。但大众报社的事我还没有完全放弃，只是减少了工作量。

我们办的这个夜的。过《大众报》和这个公司的工人已经有了联系，一开始便有十几个学员来参加，但是要动员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却遇到不少阻力。于是我通过认识的工人，到一些工人家里去访问动员。

那个时候，工人们大多是拖着一家大小，住在大智门附近的贫民窟里。我到那里去一看，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一大片横七竖八、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的破烂平房，有的就是用芦席和草搭建起来的，一场大雨或者一股大风就可以全都卷走。七拐八弯的小路常常是泥泞不堪，难以下脚。这里唯一的新设施恐怕就是公共接水用的水龙头了。

我穿着一套粗布工装去的，到了那里，还嫌太干净了。我低着头进了阴暗的棚屋里去，看到这些困难家境的人家，简直没有勇气开口，动员他们到夜校读书，因为对他们说来，读书，也许算是一种奢侈了。我对他们一说起，他们就说："你看我一家大小，一天忙着求吃的，还糊不上嘴巴，哪有工夫去读书？"但是他们对于能免费读书，还是有点兴趣，说能叫小份去识几个字，倒也是好事。我一口答应他们。小孩子也可以去，反正都是从我们自编的教本的第一页上的"人，工人，工人做工"读起。好在卷烟厂用的女工特别多，很多实际上都是没有够年龄的童工，都是那么活泼可爱心灵手巧不过十几岁的妹囡。她们对于去上学识几个字，倒是比彩印厂的有点岁数的男工兴趣大得多了。

经过几天的家访动员，总算有好几十个男女工人来参加，其中女孩多些，还有十多个是工人的小孩。而且这次深入棚户的查访，使我长了不少见识。

过去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工人，大半是从书本上获得的概念，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中国这个半殖民地里的工人，是什么样子。知道那些外国老板在中国用中国的原料，雇中国的工人，特别是童工，为他们生产香烟、棉纱等等商品，实行超级剥削的惨象。工人们居住在那样的茅棚里，忍饥受寒，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外国佬提供滚滚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些工厂里，提供了解放自己的革命温床。工人们需要的是有先进思想的人，向他们送去火种，点燃革命的温床，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我想共产党就是担负这个点火任务的。我真的理解了我的工作的神圣性。

老王告诉我说，工人夜校也要经过本地教育部门批准，幸得现在是讲统一战线，总算容许开学。他说过去在上海，办了许多工人夜校，总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干扰。许多夜校被查封，许多教员被逮捕，很多人坐了牢，抓到南京去牺牲在雨花台的也不少。现在我们就是继承他们的遗志，承担唤醒和组织工人的任务。

我们的夜校都是利用晚上上课，暂时还只有我一个教员。开学没有举行什么典礼，直接就上课。除开教工人识字和学习算术打算盘外，还向他们宣传抗日，当然也讲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工人要为抗日而努力生产等等大道理。教了一个月，我发现，工人们只是对于识字和算术较有兴趣，对于我讲的大道理，兴趣不大，然而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才是我办夜校的主要目的呢。

每次下班后，总有几个积极分子留下来和我闲谈，我趁便就征求他们对讲课的意见。他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事自然是知道的，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常常飞到武汉来狂轰滥炸更是痛恨。但是听起来，他们对于他们工厂的英国老板，特别是那些"拿麻温"（是 number one 即工头的译音）更为痛恨。特别是那些女工说，她们的工作很重，工时又长，上下午一站就是十几个钟头，轮到做夜班就更苦，容易打瞌睡，做坏了"生活"，就要减扣工钱。女工们还常受工头的调戏和欺侮，特别是进出门都要搜身，还不敢反抗。现在物价涨起来了，工钱却不增加，日子过得越来越苦了。那些英国人和工头还说，你们要努力为抗战增加生产呀，还说这是政府下的命令。有一个工人对我说："怎么你说的和外国佬说的一样呢？"另外一个女工说："叫我们多卷纸烟，只是英国老板赚的钱多，这对抗日有什么好处呢？"

这两句话叫我大为吃惊。我去向上级请教，老王说，抗战是要宣传的，但是也要结合工人的实际讲，要讲资本家剥削，工人受苦的道理。于是我在班上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道理，他们一听就听进去了，有的工人就在课堂上和我算起剥削账来，清清楚楚，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也生动得多。

过去我总觉得是他们的政治觉悟低，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是我太脱离实际。他们每天都在生活重轭下过日子，他们越来越瘦，老板却越来越肥，我却还要他们有力出力，增加生产，这不是帮助老板剥削他们吗？他们怎么会有兴趣来听我说教呢？现在跟他们讲剥削，算细账，一下提高了他们的兴趣，来参加学习的工人越多，越算账，他们的觉悟越提高了，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他们从我的言辞上听来是相信了。

第一次犯错误

有一天晚上，上完课后，有十多个工人留了下来，他们要和我说心里话。他们说，洋老板借抗战名义，增加劳动强度，就是对他们加重剥削，他们再不能忍受了。有的女工说起来更是愤慨之极，她们进出工厂被搜身时，那些坏家伙在她们身上故意胡摸乱捏，侮辱她们。她们说得声泪俱下，在场的男工人也气愤得不得了，许多人叫起来："抗议，把生活给他搁了！"

"把生活给他搁了"，我起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一问，才知道是罢工。他们把干活儿叫"做生活","搁了"就是不干了。在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像干柴上落上一颗火星，一下就着，熊熊地燃了起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火可是我点的，燃了起来却叫我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才好。我想起了钱大姐说的服从纪律的话，这件事我还是请示以后再说。但是我又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说，便说："这件事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再说罢。"可是他们却不同意，说："老板提高车子转速，大家正在气头上，就是要趁热打铁。再拖几天，工贼就要来破坏了，他们的花样多得很。"

可是我总得去找老王请示一下呀，于是我只好说："这个事情大，你们不忙决定，让我想想，明天就告诉你们。"

谁知当晚我却没找到老王，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却来找我说，他们昨晚上回去一串联，群情激昂，说罢就罢，今天一上工，大家就把生活搁了。

这一下可给我带来了麻烦。烟厂工人突然罢工，英国老板也没有想到。他们就去向国民党抗议，并且告了我一状，说这是我这个夜课老师煽动起来的。

我的上级老王找到了我，问："你是怎么搞的？在工厂组织罢工，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请示？"他生气地说："钱大姐叫你去呢，看你怎么说。"

我和他一起到了钱大姐那里。一进门，钱大姐就说："你怎么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她没有听我解释，接着说："你搞的这件事情可严重了，国民党质问我们，说你们共产党答应的不再罢工，怎么在武汉我们眼皮底下搞起罢工来了？而且还罢到外国人头上去了？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没有说一句话，钱大姐严肃地说："同志，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这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可是犯大错误了。"

我急不择言地说："那么我去要他们停止罢工吧。"

钱大姐说："群众刚才发动起来，你怎么好去泼冷水？况且你也阻止不了他们，他们倒会把你当工贼看的。"

那该怎么办呢？我简直没有主意了。钱大姐说："你去找他们的头头，对他们的罢工表示肯定，说该罢，罢得好。然后对他们说，现在厂方提出，先复工，再谈判。我们就顺水推舟，同意先复工，然后推代表和厂方谈判。那里工人大半做的都是计件工，罢一天工就少拿一天工资的。这样，工人们多半会同意先复工的。只要复了工，国民党和外国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本来就没有承认罢工是我们组织的，这下我们也说得起话了。"

老王说："别的以后再说罢，你赶快去说服他们复工吧。"

我正要走，钱大姐说："你千万不要去泼冷水，要鼓励工人，坚决和他们谈判。老王你要和老马好好领导他们进行这场斗争，一定要取得胜利。"

钱大姐的指示果然灵。我去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工人头头，结果工人们同意先复工，再谈判。我和推出的代表在夜校研究谈判条件，由我写成文件，他们拿去谈。谁知外国老板见已经复了工，便拖延谈判，除开搜身一条做了改进外，关键的增加工资一条，没有满足工人要求。工人们本想"给他们把生活再搁了"，我劝他们还是先以合法办法，向市政府请愿，要求社会局仲裁，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又充当他们的律师和文书，为他们起草请愿书，给他们出主意，并且陪他们的代表到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仲裁。

开始社会局有点怕洋人，不愿意出面仲裁。工人代表就提出，如果社会局不出面仲裁，他们回去不好向工人交代，只有让工人们自己来请愿了。这时，我写的消息登在《大众报》上，内中批评洋人无理，并且把工厂的残酷剥削内幕，略加揭露；《新华日报》也转载了消息。社会局害怕事情闹大，只得插手。他们把洋人的代理人找来，好说歹说，最后总算再按物价指数适当提高一点工资，了结了这次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斗争虽说有点冒失，总算以胜利结束。最大的好处是工人们感到自己组织起来有量，对于老受国党控制的黄色工会的工头们的压制，更是不满。所以不久他们自发地提出要求改选工会，马上得到大多数工人的响应，结果把这次为工人的福利奔走的工人代表选进了工会，正如他们说的，自己可以当家了。

工人们取得斗争胜利这一个客观结果，使我办的夜校在工人中有了更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一有什么全市性的大会和游行，参加的人比过去多得多了，这支产业大军成为游行行列中很显眼的队伍，工人们也以自己的出色而自豪。对我信得过，能够上二楼我的卧室里来和我谈"悄悄话"的工人也多一些了。自然，我也开始在他们中间选择培养对象。

这次我虽然犯了错误，但我到底能够在现代化工厂的产业工人中做工人工作了。在罢工时，老王曾经说过，错误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事情既已了结，我听候组织上对我的错误进行处理。

一天，老王来叫我到钱大姐那里去玩，我想什么"去玩"，大概是要对我宣布处分吧。我们到了钱大姐那里，她对于我的错误根本没有提，却对我宣布决定：我参加汉口职工区委会，担任委员兼蚁社支部书记。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回到住地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小刘写信，告诉她我居然"升官"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