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杨虎城一家的刽子手，躲藏乡下6年，因和妻子吵架暴露身份

1949年秋天，重庆松林坡的一场血腥屠杀震惊了整个西南。随后，这个名叫杨进兴的刽子手就像人间蒸发一般，销声匿迹。他带着妻儿逃往四川南充的偏僻乡村，改名换姓，过起了＂贫农＂生活。表面上，他是村里的劳动模范，任劳任怨；暗地里，却时刻提防着可能暴露的危险。然而，这个曾经残忍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和众多革命志士的凶手，最终还是难逃法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暴露了踪迹？这个在乡下躲藏了整整6年的特务头子，又是如何被揪出来的？

一、杨进兴的罪恶历程

1935年，年仅24岁的杨进兴通过关系进入了军统特务机关。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被调到戴笠的亲信警卫队。在戴笠身边，杨进兴逐渐掌握了特务工作的各种手段，从一个普通特务慢慢成长为一名特务头子。

1938年，杨进兴被派往重庆，负责军统特务机关的联络工作。期间，他亲自参与了多起针对抗日进步人士的逮捕行动。1940年，因＂工作成绩显著＂，他被提拔为戴笠的侍从副官，开始参与军统特务机关的重要决策。

1942年春，杨进兴奉命调任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在这个臭名昭著的监狱里，他开始展露出令人发指的残暴本性。据幸存者回忆，杨进兴经常用皮鞭抽打被关押的革命志士，还发明了多种残酷的刑讯手段。

1946年，杨进兴升任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上任伊始，他就制定了一套严酷的监管制度。每天清晨4点，他就会带领狱警挨个牢房点名，稍有不从就施以毒打。晚上熄灯后，他还会突击检查，借故折磨关押的革命志士。

在杨进兴担任所长期间，白公馆的酷刑变本加厉。他让狱警们用铁丝穿过犯人的耳朵，用竹签刺入指甲，用烙铁烫烤身体。许多革命志士在这样的折磨下失去了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一年，就有近百名革命志士死在白公馆。

除了虐待囚犯，杨进兴还负责执行重要的处决任务。1948年初，他亲自指挥处决了被关押在白公馆的10余名地下党员。行刑时，他站在现场冷眼旁观，丝毫不顾及死者的痛苦。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在重庆大肆屠杀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杨进兴积极响应，带领手下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处决了近50名革命志士，创下了白公馆建馆以来的最高处决纪录。

同年9月初，杨进兴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处决被软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一家。9月6日，在重庆松林坡，他亲自带队执行了这项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将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也一并处决。这一血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暴行的又一铁证。

在整个任职期间，杨进兴不仅亲自动手杀害革命志士，还积极参与特务机关的情报工作。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小组，搜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为军统破坏地下党组织提供线索。据统计，死在他手中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多达300余人，其中不乏江竹筠等著名革命烈士。

二、逃亡乡下的＂新生活＂

1949年9月底，在松林坡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杨进兴就带着妻子王翠兰和年仅3岁的儿子匆忙离开了重庆。为了躲避追捕，他们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山路，经过三天三夜的跋涉，最终来到了四川南充县的偏僻山村——青龙场。

到达青龙场后，杨进兴立即着手伪装身份。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德明＂，谎称是从重庆逃难来的普通百姓。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他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贫农的模样，穿着粗布衣服，经常光着脚干农活。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杨进兴还特意租了一间破旧的茅草屋，开始种地务农。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比其他农民干得还要卖力。农闲时节，他还主动帮助邻居修理农具、搬运粮食，很快就在村里建立起了勤劳本分的形象。

1950年春，青龙场开展土地改革。杨进兴为了进一步掩饰身份，主动参加了农会。在农会会议上，他积极发言，表态支持土地改革政策。他还带头把自己租种的一亩薄田让给了更贫困的农户，这一举动让村里人对他更加信任。

然而，为了不引起注意，杨进兴不得不刻意保持低调。他从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也很少与外村人来往。每当有陌生人来到村里，他就找借口躲进屋里。即便是生病，他也不敢去乡卫生院看病，只能靠妻子王翠兰去买些简单的药品。

1951年秋，青龙场开始进行户籍登记。这对杨进兴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费尽心思伪造了一份假的身份证明，声称原来的户籍材料在战乱中丢失。由于他平日表现良好，加上村干部的担保，最终顺利通过了户籍登记。

为了进一步稳固在村里的地位，杨进兴开始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他率先在村里推广了新式农具，教村民使用改良的耕作方法。1952年，他的田地获得了丰收，被评为村里的劳动模范。这个荣誉让他在村里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杨进兴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953年初，全国开展镇反运动，到处都在通缉国民党特务分子。他不得不更加谨慎，连晚上都不敢睡个安稳觉。每当听到有人敲门，他就立即躲进预先准备好的地窖里。

为了转移村民的注意力，杨进兴开始在村里承包了一些零工活计。他帮人修房子、打水井，有时还去帮人推磨。这些杂活不仅可以赚取一些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制造他是普通农民的假象。

然而，长期的躲藏生活让杨进兴夫妇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王翠兰对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越来越不满，经常与杨进兴发生争执。每次争吵，杨进兴都不得不压低声音，生怕被邻居听到什么异常。这种压抑的生活状态，最终成为导致他暴露身份的导火索。

三、一场争吵暴露真实身份

1955年7月的一个闷热夜晚，青龙场村一场激烈的夫妻争吵彻底改变了杨进兴的命运。当晚，杨进兴与妻子王翠兰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争吵中，王翠兰情绪激动，声音越来越大。杨进兴害怕引起邻居注意，上前捂住妻子的嘴。王翠兰挣扎中，不慎碰倒了桌上的煤油灯。

邻居张德福听到动静，立即赶来查看。当他推开门时，正好看到杨进兴正在掐住妻子的脖子。张德福立即喊来几个村民，将两人分开。混乱中，王翠兰冲着杨进兴大喊：＂你这个刽子手，在重庆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够，现在连我也要杀吗？＂

这句话如同惊雷般震动了在场所有人。村民们这才想起，1949年重庆＂松林坡血案＂的凶手至今还在通缉。张德福立即派人连夜报告了村支书刘明贵。刘明贵当即召集民兵，将杨进兴夫妇控制起来。

第二天一早，南充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出武装警察赶往青龙场。经过现场搜查，在杨进兴家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个铁皮箱。箱子里装有多份军统特务机关的文件，还有一本详细记录处决革命志士的黑皮本子。箱子底部，还藏着一把沾有血迹的特制手枪。

经过突审，王翠兰道出了更多细节。原来在重庆期间，杨进兴不仅参与了松林坡血案，还亲手处决过多名革命志士。每次行刑前，他都会用这把特制手枪完成最后一枪。这把枪成了他的＂命根子＂，逃亡时一直带在身边。

王翠兰还交代，杨进兴在逃亡途中曾与其他几名军统特务接头。他们约定在重庆失守后，分别潜入四川各地农村，伺机破坏新政权的建设。杨进兴选择南充，就是因为这里山多路远，便于藏匿。

更令人震惊的是，杨进兴这些年来一直在暗中收集情报。他利用劳动模范的身份，经常打听村里的土地改革、减租退押等政策执行情况。这些情报都被他记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里，准备找机会传递给潜藏的特务组织。

在被捕后的审讯中，杨进兴还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在逃亡前，曾将一批军统的机密文件埋在重庆郊区的一个山洞里。这个线索帮助公安机关及时找到了这批重要文件，为后续破获其他特务案件提供了关键证据。

消息传开后，青龙场的村民们都感到后怕。原来平日里看起来勤劳老实的＂杨德明＂，竟是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那些年他帮村民干活、修农具，表现得任劳任怨，原来都是为了麻痹大家。甚至他主动让出那块薄田，也是为了伪装身份的苦肉计。

这场因夫妻争吵引发的案件，不仅揭开了杨进兴的真实面目，也暴露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特务网络。随后，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在四川各地又抓获了多名与杨进兴有关联的军统特务。这些人都是在1949年后逃散到农村，企图东山再起的残余势力。

四、特务网络的彻底瓦解

1955年8月初，根据杨进兴的交代，四川省公安厅立即成立专案组，代号＂8·2专案＂。专案组通过分析杨进兴的黑皮本子和地窖里发现的文件，初步摸清了潜藏在四川各地的军统特务网络。

专案组首先对杨进兴提到的几个接头地点进行突击检查。在成都郊区的一个砖窑厂，抓获了化名＂老李＂的军统特务李庆元。李庆元表面上是砖窑的会计，实际上负责联络各地潜伏的特务分子。在他的住处，警方搜出了一部短波收音机和多份密码本。

随后，专案组在内江县一处私人诊所，抓获了另一名重要嫌疑人赵文清。赵文清以中医师的身份作掩护，实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川南地区的联络员。他利用行医之便，经常到各个乡村转悠，暗中收集情报。在他的药箱夹层里，发现了一份详细记录当地民兵组织情况的名单。

9月中旬，专案组在自贡市破获了一个军统特务的秘密据点。这个据点设在一家杂货店内，由特务张守信经营。张守信是杨进兴在重庆时期的同僚，1949年后改名换姓，以小商贩身份潜伏。他的店铺不仅是情报传递站，还为逃亡的特务提供临时住所。警方在店内的地板下，找到了一个暗格，里面藏有武器弹药和大量反动传单。

专案组通过审讯这些嫌疑人，进一步查明了特务组织的活动方式。他们采用＂枫叶制＂的组织结构，每个特务只认识自己的上级和下级，互不往来。联络时使用预先约定的暗号，如询问＂上海的杨梅熟了吗＂就表示有紧急情报需要传递。

10月初，专案组在泸州地区展开大规模收网行动。在短短三天内，一举抓获了12名潜伏的军统特务。这些人分别隐藏在农村、工厂、学校等地方，有的当教师，有的开小店，有的干零工，都是经过精心伪装的身份。

通过这次行动，警方缴获了大量罪证物品：改装过的手枪7支，子弹200余发，电台设备2部，密码本16本，反动传单3000余份，以及大量记录各地情报的笔记本。这些物证充分证实了他们长期从事破坏活动的事实。

专案组还发现，这些特务不仅收集情报，还策划了多起破坏活动。他们曾计划在重要节日期间制造骚乱，破坏铁路和工厂设施，但由于组织涣散，未能得逞。在泸州一名特务家中，还发现了准备投放到自来水厂的毒药。

到11月底，＂8·2专案＂共抓获军统特务39人，其中包括5名区域负责人。这些人大多参与过1949年前的特务活动，部分人还与松林坡血案有直接关系。他们潜藏在四川各地长达6年之久，终因杨进兴的暴露而被连根拔起。

这次专案的成功，不仅摧毁了一个潜伏多年的特务网络，也为公安机关积累了大量破获类似案件的经验。从表面上看，这些特务都是普通百姓，但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联络方式都有相似特点，这些都成为后续侦破工作的重要参考。

五、最后的审判

1956年1月1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成都市公开开庭审理杨进兴等人特务案。被告席上坐着杨进兴、李庆元、赵文清等39名军统特务。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大量物证，包括杨进兴的那本沾血的黑皮本子、各类武器弹药、电台设备以及密码本等证物。

庭审中，检方首先对杨进兴在重庆＂松林坡血案＂中的罪行进行了指控。根据搜获的黑皮本子记载，杨进兴在1949年7月至9月期间，亲自参与处决了27名革命志士。其中最为残忍的是，他曾用特制手枪连续枪杀了一对共产党员夫妇，甚至没有给他们留下遗言的机会。

接着，检方出示了杨进兴逃亡后的犯罪证据。在青龙场潜伏期间，他不仅收集了大量军事、政治情报，还与其他特务保持联系，为破坏新政权建设做准备。他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当地民兵组织、粮食储备、交通要道等重要信息。

第二天的庭审重点审理了李庆元、赵文清等人的犯罪事实。作为联络员的李庆元交代，他们采用＂流动联络点＂的方式传递情报。每个月，他都要到不同的城镇，用预先约定的暗号与其他特务接头。六年间，他经手传递的情报多达200余份。

赵文清则交代了特务组织的经费来源。除了使用1949年前藏匿的金银外，他们还通过开设商铺、诊所等方式赚取资金。在自贡的张守信更是利用杂货店的掩护，暗中经营地下钱庄，为特务活动提供经济支持。

1月18日，法庭开始审理特务组织策划的破坏活动。据供述，他们曾计划在1955年＂五一＂期间，同时袭击四川多个县的粮仓和工厂。虽然计划未能实施，但在泸州缴获的毒药和炸药，证实了他们确实准备实施大规模破坏。

庭审最后一天，39名被告人分别作了最后陈述。杨进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补充交代了一些尚未查清的案情。他供述在重庆期间，军统特务机关曾设立专门的训练班，培训特务潜伏技巧，这为专案组进一步侦破其他案件提供了线索。

1956年2月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杨进兴等39人均构成反革命罪。其中，杨进兴、李庆元等8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赵文清等12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19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判决进行了复核，维持原判。2月20日清晨，杨进兴等8名罪犯在成都郊外刑场被执行死刑。至此，这个潜伏在四川近7年之久的特务网络彻底覆灭。在行刑前，杨进兴最后一次看了看那把伴随他多年的特制手枪，这把曾夺去多条生命的凶器，此时已作为罪证被永远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