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覃的儿子贺麓成：毛主席亲人中最为低调的一位，今年已经86岁
世人常道，伟人身边多英杰。说起毛主席的亲人，人们往往会想到毛岸英、毛岸红等名字。然而在这些响亮的名字背后，还有一位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他就是毛主席的侄子贺麓成。
1961年，北京城内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屋里，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正伏案工作。案头堆满了密密麻麻的俄文资料，他正在为中国第一枚自主设计的导弹而奋斗。这位工程师，就是贺麓成。
而在此之前的1935年，在江西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送到了永新县贺调元家中。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在出生后就被送走？他的父母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折？这其中又有着怎样惊人的故事？
一、红色血脉：革命年代中的生死离别
1934年深秋，江西瑞金的枫树正泛着红光。这座中央苏区的首府城市，正经历着历史的转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而毛泽覃和妻子贺怡，则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毛泽覃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信中说，他的妻子贺怡已有身孕。但革命的召唤不等人，当晚，夫妻二人收到了中央指令：贺怡要前往赣州开展地下工作，毛泽覃则须前往闽赣边界组织游击队。
1935年2月1日，在江西永新一个普通农家的茅草屋里，贺麓成呱呱坠地。然而，他的父亲毛泽覃却永远无法看到这个孩子了。就在贺麓成出生前不久，毛泽覃在掩护游击队突围时，壮烈牺牲。
贺怡在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她随时都可能暴露。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她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将刚出生的儿子送到永新县贺调元家中。从此，贺麓成改姓贺，以掩护身份。
在贺调元家，年幼的贺麓成虽然衣食无忧，但却与亲生母亲相隔千里。贺怡为了革命工作，十四年间未能与儿子相见。每当夜深人静，她只能将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即将胜利，贺怡终于等到了与儿子重逢的机会。此时的她已是吉安地委组织部长。母子相见，却已是两个陌生人。短短三个月的相处时光，却是他们今生最后的时光。
1949年11月21日，贺怡在前往赣南寻找毛岸红的途中，乘坐的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发生意外。这位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女性，与年仅14岁的儿子永别。
这一年，新中国即将成立。贺麓成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但革命先烈的精神，却在他的血脉中延续。贺子珍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新依靠，这位姨妈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关怀他，为他的成长指明方向。
在上海，贺麓成的舅舅贺敏学担任防空部队司令，他在这里不仅治愈了车祸中受伤的腿，更找到了人生的新起点。这个失去双亲的少年，在亲人的关爱下，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青年。
二、科技报国：从电气化专业到导弹专家
1950年的上海，百业待兴。在上海中学的教室里，一位少年正专注地翻阅着物理课本。这个少年就是贺麓成，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四大名校之一，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学子。
每个月22元的烈士遗属助学金，是贺麓成求学路上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姨母贺子珍的鼓励下，他立志要用知识回报祖国。课堂上，他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课后，他常常留在实验室反复做实验，直到弄懂每个原理。
1952年，贺麓成以年级第二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化系。那时的上海交大，正值百年学府的黄金时期，钱学森、钱伟长等一批科学大家都在这里执教。贺麓成有幸聆听了这些大师的教诲，为他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6年，机会来临。贺麓成获得了赴苏联留学的机会。在北京俄语学院，他开始了紧张的语言学习。然而，命运总是出人意料。就在他即将启程之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留学计划被迫中止。
但这个看似的挫折，却成了贺麓成人生的转折点。就在同年，钱学森提出了建立第五研究院的构想。这个特殊的研究机构，肩负着研制中国自己导弹的重任。当时的院长是聂荣臻元帅，他亲自过问研究院的建设工作。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贺麓成接到了一纸调令：即刻前往第五研究院报到。当他走进位于北京郊区的研究院时，看到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科技人才，他们要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导弹工业。
面对全新的领域，贺麓成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一字一句地研读苏联专家留下的技术文献。白天做实验，晚上翻译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导弹制导原理和控制系统的专业知识。
1960年，一个重要的任务落在了贺麓成肩上。他和王太楚一起，负责设计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的控制系统。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只能从最基础的原理出发，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
在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常常能看到贺麓成和同事们围在一起讨论技术方案的身影。他们反复推演每一个参数，验证每一个公式。终于，在无数次的努力之后，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控制方案诞生了。
这套方案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的创新。它为后来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在导弹技术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鲜为人知的贡献
1961年的北京，第五研究院的档案室灯火通明。在这间堆满俄文资料的房间里，贺麓成正在进行一项艰巨的任务：翻译苏联留下的导弹技术文献。当时的中国，急需建立自己的导弹工业体系，而这些珍贵的技术资料就像一把开启科技大门的钥匙。
从春寒料峭到秋风瑟瑟，贺麓成用了整整九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这些译文总计达到一百万字，涉及导弹制导、控制系统、气动力学等多个领域。这些翻译资料，后来成为了中国导弹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被誉为＂中国导弹工业的启蒙教材＂。
1962年春，一个重要的技术突破在贺麓成的实验室里诞生了。他发现苏联导弹控制系统中存在一个关键性问题：在高空气压变化的情况下，系统稳定性会受到严重影响。经过反复实验和计算，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控制方案，成功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
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研究院领导的重视。在一次技术讨论会上，贺麓成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进方案。他的方案不仅解决了高空稳定性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精确度。这项技术创新后来被运用到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中，为提升中国导弹性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3年，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摆在了贺麓成面前。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而卫星的轨道控制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贺麓成带领团队开始了艰苦的攻关。他们从最基础的轨道力学开始学习，一步步掌握卫星制导技术。
在这个过程中，贺麓成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设想：利用地球磁场来辅助卫星姿态控制。这个创新性的想法得到了专家组的一致认可，并在后来的实践中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方案。这项技术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一个特殊的证书悄然出现在贺麓成的办公桌上：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编号＂001＂。这是对他多年来默默耕耘的肯定，但这份荣誉并未被公开宣传。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位低调的科学家为国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导弹研究院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一份特殊的笔记本。这是贺麓成在研究导弹控制系统时留下的工作日志，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技术参数和实验数据。每一页都凝聚着他对科研工作的执着追求，见证了中国导弹技术从无到有的艰难历程。
这些年来，贺麓成参与了东风系列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等多个重大项目的研制工作。他的足迹遍布西北戈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防重地。然而，这些贡献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完成的，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惊人成就的背后，有一位毛主席侄子的身影。
四、默默耕耘：一生践行的低调精神
1961年，北京西郊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屋成了贺麓成的家。这间屋子里，除了一张简单的木床，就是满满当当的书籍和资料。四十年来，这个面积还不及一般住房三分之一的小屋，见证了这位科学家默默耕耘的岁月。
每天清晨，贺麓成总是第一个到达研究所。他的办公桌上常年堆满了技术资料，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就是他工作的全部工具。即便后来担任了重要职务，他依然保持着这样简朴的工作作风。
在研究所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64年冬天，一位前来汇报工作的年轻同志看到贺麓成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小煤炉。当时正值寒冬，屋里寒气逼人。这位同志提出要给贺麓成换一个更好的取暖设备，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一个小煤炉足够了，实验室里的设备更需要经费。＂
1965年，贺麓成晋升为正师级干部。按照规定，他完全可以搬进更宽敞的住房，享受更好的待遇。但他仍然选择住在那间20平米的小屋里。每到冬天，他就自己生炉子取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
文革期间，许多科技人员遭受冲击。贺麓成虽然是毛主席的侄子，但他从未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取特权。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他依然坚持着科研工作。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导弹技术的研究。
1970年，一个重要的国防项目需要专家赶赴西北戈壁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正值盛夏，戈壁滩上温度高达40多度。项目组的其他成员都建议坐车前往，但贺麓成坚持要步行考察每一个观测点。他说：数据必须准确，一步都不能马虎。
在研究所的食堂里，贺麓成总是自己排队打饭，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有时工作忙了，他就带几个馒头，泡杯热水，简单地解决一顿。同事们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说：＂科研工作最重要。＂
1975年，一份来自上级部门的公函摆在贺麓成面前。公函中提到，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工作贡献，建议给他配备专车。但贺麓成还是婉言谢绝了。此后多年，他依然坚持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
在研究所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特殊的记录。这是贺麓成担任项目负责人期间的经费使用明细。每一笔支出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份记录，见证了他对公共资源的珍惜和责任心。
即便到了80年代，当其他人都开始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时，贺麓成依然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的工资卡上总是留存着大部分余额，这些钱后来都用于支持科研项目和帮助年轻同志。
五、桑梓情深：退而不休的人生新篇
1990年初春，永新中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已届退休年龄的科学家，带着一份特殊的礼物回到了自己曾经的母校——一笔数额可观的奖学金。这位客人就是贺麓成，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这所培养了他的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奖学金制度。
那一天，贺麓成走进熟悉的校园，看到的是一派与记忆中截然不同的景象。学校的操场还是几十年前的泥地，教室里的桌椅也已经破旧不堪。当天下午，他立即召集校领导开会，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改造计划。从此，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回到永新，亲自监督学校的建设工作。
1992年，永新中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水泥操场取代了泥地，新建的图书馆里添置了大量科技书籍，实验室里也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这一切的改变，都来自这位始终惦记着母校的学子。
但贺麓成对家乡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考察永新县的经济状况时，他发现当地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经过详细调研，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案：在永新县引种优质黑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1994年，第一批黑梨苗在永新县的山坡上扎根。贺麓成亲自请来农业专家指导种植技术，并定期组织技术培训。三年后，这些黑梨树开始挂果，当地农民的收入也随之提高。这个项目的成功，为永新县的农业发展开辟了新路。
进入新世纪后，贺麓成的关注点转向了环保事业。2001年，他在考察黄河流域时，发现盐碱地治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立即组织专家团队，开始研究适合盐碱地生长的植物品种。经过多年试验，他们成功筛选出了几种耐盐碱的树种，为改良盐碱地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2005年，北京天政绿盟生态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贺麓成被推选为常务院长。在这个新的平台上，他开始致力于推广绿色循环经济。他提出了＂以农为本，以绿为基＂的发展理念，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2010年，已经75岁高龄的贺麓成仍然保持着每周工作六天的习惯。他经常往返于各个试验基地之间，指导生态项目的建设。在他的推动下，多个省市建立了生态示范区，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015年，贺麓成在盐碱地改良项目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引进和改良新品种，他们成功使数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这一成果不仅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际收益，还为我国盐碱地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事业成就之外，贺麓成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每年春节，他都会回到永新，看望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在永新中学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他历年来的捐赠记录，见证着这位科学家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