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主编：《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Ⅱ（2005—2011）》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Ⅱ（2005—2011）》，宁稼雨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详细记述了2005年至2011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建设情况，指出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对传统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补充和更新，是新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学术背景

专题报告

在相关领域吸收与剥离中自张一军

——中国叙事文化学第二生长时段的学术背景

相关著作选录

《神仙的时空：〈太平广记〉神仙故事研究》（节选）

《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学类型研究》（节选）

后记

总论

巩固成绩，继续探索

——中国叙事文化学第二时段（2005—2011）

宁稼雨

经过第一时段十一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已经初步形成比较成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在此基础上进入第二发展时段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方法实践，较之第一时段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这些成绩和进步为中国叙事文化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挖掘探索的信心和动力。

《中国叙事文化学》丛书

一、影响和左右第二时段发展提升的有利客观条件

在继续保持此前各种教学条件、教学实践和科研团队实践机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有利条件。

从教学条件和实践的角度看，这一时段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博士生的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训练上。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第一时段理论探索和方法实践的重要试验田就是以硕士培养的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为主体，从教材建设、课堂教学、论文指导到成果发表的“一条龙”教学模式和科学研究方法探索机制，而这个机制在博士培养的过程中显然对其深度和广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在客观上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探索和方法实践提出了强化、深化的必然要求。

从团队培养和人员建设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叙事文学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经被既有研究方法和理念模式形成窠臼和路径依赖的人很难很快接受和适应。所以我们的教学实践过程和学位论文指导过程，实际上是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主体研究方法的研究团队的培养过程。

在第一时段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培养了以硕士为主体，基本掌握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团队。而培养博士生的机遇，实际上为这种专业团队培养增加了新鲜活力，提高了研究水平。

从学界影响的角度看，第一时段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主要把自身的理论体系建设和方法摸索作为核心工作和任务来完成，没有急于发表和宣传成果。经过十一年摸索实践之后，中国叙事文化学有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并陆续出现一些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学术论文。

尽管这些学位论文在答辩过程中已经得到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肯定性评价，但这个评价范围仍然比较有限。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并能得到更多学界同行批评和指正，第二时段的一个重要新举措就是向学界推广宣传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各类成果。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

这一举措也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先后有《中州学刊》《九江学院学报》《厦门教育学院学报》刊发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题文章，其中既有单篇文章，也有以“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主题的专门栏目和数篇文章。这些文章第一次向学界展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从科研立项的角度看，在第一时段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出版《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基础上，第二时段又再次申请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为特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

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是为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提供具体的理念模式和操作范本，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以原型批评为方法的神话学研究相结合的首次尝试。

二、课程建设的提升

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学来说，课程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探路先锋和试验田。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历史来看，其草创和起步，都离不开研究生课堂教学，即从讲稿编写到课堂讲授，再到学生使用、实践的过程。因此，叙事文化学的提升，主要战场仍然还是课堂教学。

第一时段的草创工作已经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打下坚实基础，其中课堂教学又是主体部分。但因为筚路蓝缕，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叙事文化学研究尽管取得初步成功，所以也还存在不少有待提升拓展的空间。第二时段叙事文化学研究工作的进展，率先在课程建设方面获得充实和提高。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Ⅰ（1994—2004）》，宁稼雨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授课对象的变化不仅是第一时段与第二时段时间划分的重要客观依据，同时也是第二时段课程建设提升的重要动力。在第一时段摸索和实践的十一年间，叙事文化学的授课对象主要以硕士研究生为主，而从2004年开始，又增加了博士研究生。由硕士课程升格为博士课程，对课程本身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这样，课程性质要求与叙事文化学本身的提升需求一致，使得叙事文化学的进步和提升有了更为直接的动力和客观基础，从而有力推动了课程建设的提升，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创新，尽管不同于普通基础知识的研究生课程，但既然将研究生课程作为传授这种方法的重要途径，那么也就不得不充分考虑研究生课程的相关条件和施教可能性。

从生源来看，第二时段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笔者被增列博导后增加了博士研究生课程任务，二是笔者所在学校一度将硕士研究生的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这两方面的变化给中国叙事文化学这门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其能够适应这些变化。

在第一时段没有明确强调励志教育问题，与教学对象的就业方向有关。第一时段教学对象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其就业去向不够明确，加之该学说还在草创起步中，所以第一时段尚未将励志教育问题提到议程上来。

进入第二时段后，博士研究生成为该课程授课主体。相比之下，博士研究生就业去向比较稳定，基本在高校从教或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而叙事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力图综合传统文献考据和理论思辨两种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方法，对于操习者的知识视野与意志品格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和期待。因此，通过叙事文化学课程教学，强化培育学生对学术的敬畏暨献身精神，是本课程乃至整个硕博研究生课堂教学的重要职责之一。

同时，随着硕士研究生改为两年制，课程需要更加紧凑和凝练，以便在相对有限的课时中充分展示该课程的精华内容。这也对学生的读书效率和志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励志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对学术的敬畏精神和献身精神，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又逐渐认识到，敬畏精神和献身精神不但适用于学术，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工作领域。因此，培养这种励志精神的同时，也在为未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学生培养人格素质奠定基础。

《中国叙事文学化探微》，宁稼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二）增补内容，完善结构

为适应教学对象，深化课程建设，大致采取以下措施：

遴选确定课程名称。第一时段的课程名称为“中国文学主题学”，表现出叙事文化学早期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的痕迹。第二时段开始时仍然沿用这个名称，后来使用“中国叙事文化学即主题学”的过渡性名称，最后确定以“中国叙事文化学”来命名。这个名称的最后确定，表现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和初步完善。

增补调整原有内容。随着对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认识逐步深入，第二时段的课堂教学中增补了原有框架中的部分内容。

其中主要体现在第一章“叙事文学”中。该章的三节内容，分别为“叙事”“叙事文学”和“叙事文化”，最初设立该章的主旨是通过这三个层级的概念辨析，强调文学性文本的重要，并与非文学文本划清界限。

但后来笔者在叙事文化学研究实践工作中发现，如果刻意强调文本材料的纯文学性，就意味着要放弃一些虽然并非纯文学性文本，但本身对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演变轨迹发展有链条作用的某些材料。这与叙事文化学研究在文献材料搜集方面“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目标要求难免抵触。

于是笔者在第二时段课堂教学中，对此做了一些纠偏工作。具体内容即在充分肯定纯文学性文本在故事类型材料中主流地位的同时，充分肯定和关注非文学性文本在故事类型材料整体链条中的对比衬托作用。

这一点，在第二时段的课堂教学中有逐渐强化、深化的迹象。与此相类的是第二章第二节“文本的应用”，该节的基本内容是介绍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文献搜集的各种渠道和方法。虽然其中几个渠道方面没有变化，但为了强化学生查阅检索古籍文献的能力，在具体内容和细节上有了许多补充和加强。

原版第二章第三节“历史文化分析”，所涉面较大，且“历史”二字有局限性。新版将其改为“分化分析”，内容上也做了一些压缩和提炼。

增加新的内容。随着叙事文化学研究和实践的逐步深入，我们注意随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保持课堂教学内容的新鲜活力。

《从AT分类法到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分类》

这突出表现在第二章“叙事文化学对象”中，该章在第一时段共分三节，分别为“文本的应用”“历史文化分析”“叙事文化学与比较文学”，这三节内容基本为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的文献材料挖掘搜集和故事分析角度路径推介。相比之下，缺少一个对于叙事文化学的对象从故事类型到个案故事的内涵外延界定。

为此，第二时段课程第二章增加了第一节“主题类型的确定”，集中探讨关于叙事文化学的故事主题类型确定问题。其时笔者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六朝小说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这个工作的基础就是确定故事类型的划分体系。因为叙事文化学方法乃脱胎于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在主题类型确定方面也参照了西方主题学的故事主题类型分类方法，即“AT分类法”。

但因主题学的研究对象为民间故事，且以西方为主，东方材料相对缺少，因此不能照搬。我们参照吸收了“AT分类法”的体制和方法，但在具体类目设定上充分考虑了中国书面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并进行划分。把这一科研成果引入研究生课堂教学，是本课程基本宗旨的落实。

（三）从长计议，不断更新

因为叙事文化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为保证课程内容跟上科研步伐，本课程采用多种途径，力图不断更新，保证常绿常新。

保持课件更新。根据科研成果和新发现问题，在每一轮课程开始前，都要将已经发现的新信息更新至授课课件中，确保把科研新成果和相关信息及时采集进入课堂教学内容中。

授课现场临场发挥。每一轮课程讲授过程中，都有临场发挥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也是课程内容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每次临场发挥的内容往往因话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变化，往往产生与同一节点其他讲稿不尽相同的内容。所以这部分内容也十分重要。

鉴于以上情况，从第二时段开始，我们把该课程课堂笔记作为学生的期末作业之一上交，供每年新一轮上课前更新教案和将来撰写正式专著使用。

《中国叙事文化学》丛书首发仪式

三、学位论文与课程论文的实践与科学总结

如果说课程是叙事文化学产品制作的工作原理和工序培训的话，那么学位和课程论文便是按照这样的培训实践制作出来的产品。所以，根据这门课程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所作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是验收课程效果，同时也是检测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尤其重要的是，把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变为论文写作的实际成果，并且把论文成果的个体写作经验和整体面貌梳理做出相应总结，都需要论文写作的实践。叙事文化学的很多写作方法要领和规律总结，都是在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实践中摸索、提炼出来的。这些方面在第二时段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参与论文写作的人员队伍扩大，层次逐渐提高。第一时段听课并使用叙事文化学方法写作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人员基本仅限于笔者所带的硕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本系其他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个别中外进修生等。

进入第二时段后，参与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写作的人数构成有了很大增加。除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博士研究生外，比较可喜的是，有部分外校没有直接听过叙事文化学相关课程的学生开始采用这种方法来撰写学位论文。

这说明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界已经逐渐被认可，产生了辐射效应，成为部分学者采用实践的叙事文学研究方法。论文作者队伍的扩大，不但增加了相关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数量和体量，而且在学术质量上也有很大提升。

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通常少则两三万字、多则五六万字，而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通常少则十几万字、多则四五十万字。字数增加幅度之大，势必在文章内容覆盖面和思考深度方面更为强化和深入，因而使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得到提升。

选题类型渐成体系。第一时段的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选题，基本是没有体系类型的自由选题，在不断摸索中逐渐形成了几个基本的选题类型体系。中间经历了以下几个层面的摸索过程。

宁稼雨教授在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

首先是关于故事类型在论文选题中的规模量定。

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最初设想，个案故事类型的选题应该以个案故事为基本研究单位，如王昭君故事、《西厢记》故事等。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些学生在选题中愿意做一点偏离尝试，即选择比个案故事大一些的故事群。

这样的尝试不仅在第一时段就有过，如《古代妒妇故事研究》等，而且在第二时段仍在继续，在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均有表现。经过各个层次几年实践和对比，最终得出基本结论：就研究题目本身来说，这种大于个案故事类型的集合性故事群研究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就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来看，它与叙事文化学研究力图从故事类型的基本单元——个案故事做起这个整体构想不尽吻合。

鉴于此，在第二时段后期，大约从2009年以后，集合性故事群的选题方式基本退出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等主流教学渠道。从此之后，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选题基本集中在个案故事类型中。

其次是学位论文与课程论文的选题方向类型。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对全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划分。这项工作自1998年笔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六朝小说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就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很难轻易敲定，需要反复推敲。但这个探索推敲的过程对于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选题方向的类型选择，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参考作用。而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选题方向类型摸索过程，也为叙事文化学的系统故事类型定制提供了实践参考依据。

从实践角度看，第一时段的选题方向还不太集中，除了有集合性故事群与个案故事在选题方向上的龃龉外，个案故事类型本身在选题方向上也尚无统筹规划。其中原因有二：

一是叙事文化学还在起步摸索过程中，来不及把所有程序都规划落定；二是第一时段仅有硕士研究生，人数有限，也来不及做更广泛的推广尝试。

进入第二时段后，听课并参与撰写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学生增加为笔者所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门外旁听课程的博士硕士（课程论文）。听课人员的增加为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选题方向系统化、规则化提供了动力和保证。

《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

在此期间，笔者承担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这个项目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借鉴西方神话研究领域原型批评理论，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神话的个案类型做文学移位研究。这样，叙事文化学研究也就第一次有了一组明确而集中的选题方向。

有部分同学参加了这个项目的工作，他们的学位论文和笔者的研究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神话方向的选题系列。在神话这个选题系列的基础上，笔者开始注意考虑将性质相似的类型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选题方向系列，如“帝王系列”“历史名人系列”等。尽管这个时段关于选题方向尚未形成明确的类型系列，但已经逐渐形成大致轮廓和雏形。

2011年，“六朝小说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结项成果《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正式出版。其中关于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的划定原则，参考了此前历年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因为时间节点已经在第二时段末尾，所以它的分类原则对本时段学位论文和课程论文的影响未能发挥出来，有待下一时段的操作实践。

最后是关于学位论文与课程论文的基本结构框架。因为课程论文的体量规模基本与普通刊物文章相当，其结构框架也与之相仿，无须另出机杼。这里主要就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结构框架问题做些梳理总结。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核心要件包括文献挖掘和文化分析两个方面，所以学位论文的结构框架要从这两个部分各自的内容如何展示，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安排考量上来寻找起点和路径。

第一时段的学位论文基本是硕士学位论文。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硕士学位论文的体量大约在三五万字，其中文献挖掘综述部分约占三分之一，一般用一章篇幅。这就基本奠定了叙事文化学学位论文结构框架的基础。

进入第二时段后，硕士学位论文继续沿用此结构框架，而博士学位论文则需要有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其间也经历过一个摸索实践的过程。

该时段最初几年，博士学位论文的结构框架基本还是参照之前的硕士论文，将第一章作为文献综述，其中包括原始文献叙录和文献信息梳理归纳总结两部分。与硕士学位论文相比，博士学位论文体量较大，少则十多万字、多则四五十万字。

《六朝志怪小说的故事类型及其文化意蕴研究》

如果按硕士学位论文等比放大的话，文献综述部分的原始文献叙录内容相对比较枯燥，但在论文中所占比重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位论文答辩实践，有些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在审读论文过程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修改方案。

经过综合各位专家提出的参考意见，在第二时段后期，我们提出了学位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结构框架的另一种形式：将原文献综述部分的文献叙录和文献信息梳理、归纳、总结分开，其文献叙录部分以附录形式放在整个论文后，其文献信息梳理、归纳、总结部分保留在第一章。

这样既减轻了第一章字数的压力，同时也能使这一部分的内容主题更加明确突出。因为这种方式还有待实践检验，所以没有将其作为唯一选项，而是与原方式并列为可选项。两种方案并行为文献综述的结构框架处理提供了充分的实践经验，也为后来的学位论文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和摸索。

在学位论文的文化分析方面，第二时段也在第一时段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和梳理出一条清晰而有效的结构框架。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文化分析涉及研究对象历时时间脉络与同一故事中并存的几种历史文化侧面，在结构框架安排上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为纵向法，是以历时时间为纵向经线，以各个文化侧面为横向纬线，每个划定的朝代范围为一章，每章下以文化侧面按节排列；另一种为横向法，即将各个文化侧面按章排列，每章下按时间顺序排节。

从外观上看，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框架模式可以将同一内容按两种不同结构方式进行不同组合。但两种结构框架模式各有侧重，纵向法的历时线索比较清晰突出，横向法则重在突出文化侧面主题，二者在实践中均有成功表现。

另外，这两种结构框架模式也与研究对象故事主题类型的时间跨度和文化涵盖面有关。从已经完成的学位论文情况看，一般时间跨度比较长，或文化涵盖面不很丰富的选题比较适合采用纵向法；反之，时间跨度不是很长，或文化涵盖面比较丰富的故事选题比较适合采用横向法。

学位论文撰写中篇幅最长、难度最大，同时也是标志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成分是文化分析的深度与广度。

同时，这也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的重要体现。与此前普通的戏曲小说故事同源关系研究相比，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根本变化和突出价值就在于，它跳出以往戏曲小说故事同源研究在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角度评价分析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历史文化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种文献材料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历史事件、士人心态、伦理观念、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从而全面体现叙事文学故事类型文献材料中所蕴含和体现的文化内涵。

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

如此庞大而繁复的研究工作对于博士和硕士来说的确有相当的难度，但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这种新方法来说，它又是必需的。因为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不是根据研究生的能力和实力量身定做的研究方法，而是在追求和探索一种叙事文学研究更新换代的前沿方法。

所以不能让这种方法去迁就研究生的能力，而应该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门槛，让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试验田和参考范本。这同时也提高了研究生学术研究的起点，直接让研究生进入科研实践状态，所以这也是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一种新探索。

故事类型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难点：

一是对相关历史文化侧面的知识掌握；二是如何把故事类型相关材料中所涉及的各种文化侧面要素辨认、挖掘出来，并进行梳理和归纳分析。尽管难度很大，但目标方向明确，在实践中笔者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尽可能兼顾学生的能力和一定的学术水平。

所谓的方法即指内外结合：外，就是指加强对于各个文化侧面专门史基础知识的学习了解，增强对于各个文化侧面的辨识能力；内，就是认真仔细阅读故事类型原始文献文本，努力辨识和遴选故事文本中含有的各种文化侧面材料，将其汇总后形成对于各个文化侧面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评论。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尽管从总体上看，研究生的学术基础有限，在文化分析方面还难以达到很高水准和精彩程度。但作为对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方向和探索方向，无论是其对研究方法本身的探索，还是为其以后的学术发展，这些实践都具有不可代替的意义和作用。

四、成果发表与理论建设

除了招收博士研究生为提升课程质量乃至整个叙事文化学研究格局框架的深化带来机会外，与第一时段相比，第二时段最大的进步和亮点是以叙事文化学方法为主题的个案故事研究和理论研究文章开始陆续发表。这些成果开始陆续彰显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实践效果和理论内涵，首次向学界展示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存在和样貌。

在第一时段摸索和实践的十一年中，叙事文化学从酝酿到通过研究生培养的课程传授和学位论文实践，逐渐摸索总结出叙事文化学的基本学理内涵和实践操作方法，并产生了十多篇硕士学位论文。

尽管这些学位论文还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如果把叙事文化学的构想比作一张设计蓝图的话，那么这些学位论文可以说已经成功完善了内部的生产程序，制造出成型的产品。而这些学位论文的精华部分在第二时段的整理发表，则又相当于将原本生产的产品出厂上市，并为社会（学界）所认可。

《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该时段所发表的成果基本分为两个部分，即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和理论探索文章。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成果论文发表的重要意义是，它把叙事文化学研究从最初的理念设计框架经过学位论文的生产实践之后，又成批成功推向学界，证明叙事文化学研究理念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其中个案故事类型研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笔者带领团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所做出的个案故事类型系列研究成果，二是笔者所带研究生在所做学位论文基础上生成的部分个案故事研究论文。

此外，还有部分学界发表论文，其性质方法与叙事文化学比较接近。从时间上看，尽管这些论文未必受到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影响，却能说明二者学理相通。

“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系借鉴西方原型批评方法，对中国神话的代表性故事类型进行文学移位的源流演变研究。这是中国神话研究的一次全新探索，实际上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在神话故事类型研究领域的实践。

从2006年起，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成果论文分为三个阶段陆续被发表，显示出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的蓬勃生机。

第一阶段为2006—2008年，该阶段发表大约十篇论文主要是“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的个案神话研究成果。

第二阶段为2008—2011年，这一阶段的一个突破进展就是当时的《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第一次为叙事文化学开辟了主题专栏，先后分两期刊出四篇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和理论文章。第三阶段为2012—2017年，其中2012年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丰收年，先后有《九江学报》和《天中学刊》为叙事文化学研究开设专栏，尤其是《天中学刊》更是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定为固定栏目，每年四期，每期二至三篇文章。从此，叙事文化学有了稳定的论文成果展示阵地。

《天中学刊》

任何一种学说体系，都离不开理论框架的支撑。没有理论建设，一种学说和方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灵魂和章法。但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崭新的学说和实践方法，它需要在初步理念构想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和完善其理论学说体系，同时也不断为实践提供新的科学指导，从而推进其发展和进步。

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来展示和积累。其一是讲稿教案中所含纳的叙事文化学基本理念与方法，其二是学位论文与单篇个案故事类型研究论文中所体现的理论要素与方法要素，其三是纯粹的叙事文化学理论文章和著作。三者相互咬合促进，形成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教案讲稿是叙事文化学最初的理论雏形，也是将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培训扩散的教案蓝本。为了保持叙事文化学理论内涵的活力，给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要素和方法路径提供更多更大的调整、更新空间，该课程教案在不断更新中已经运用近三十年，为了使其理论内涵更加圆融丰富，至今仍然没有整理出版。

所以，教案讲稿中理论要素的重要特点就是基本格局稳定的前提下的更新变异性，主要表现在理论要素的不断增补和已有内容的细化（其基本内容已在课堂教学部分展示，此姑从略）。

学位论文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论文虽然本身不是专门系统的研究文章，但其与叙事文化学研究理论的重要关联在于，叙事文化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很多具体原理和操作程序，需要在这些论文的具体实践中得到验证。

宁稼雨教授在做学术讲座

并且在研究实践中，也会发现一些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中尚未关注或总结到的问题，为叙事文化学提供补充、更新理论概念的原始材料。

叙事文化学理论探索文章始自2007年，当年第1期《中州学刊》组发“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笔谈（四篇），笔者应邀提交一篇文章，题目为《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该文全面介绍中国叙事文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形成一套新的研究理路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学界第一篇披露介绍叙事文化学方法的理论文章。

嗣后，在《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中，笔者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一文，进一步阐述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理根据和基本内涵，为叙事文化学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到2012年，叙事文化学理论建设又有了很大突破。《天中学刊》从该年开始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固定栏目，其中包括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类文章。2012年四期栏目中，总共有六篇关于叙事文化学理论建设方面的文章，其中既有笔者对于该理论学说的阐释，也有学界同行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评价和理论分析。

至此可以说，中国叙事文化学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到理论建设都全面走向学界，为学人所知。这是叙事文化学一个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段的开始。

后记

按照本套丛书的整体部署，本册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第二时段的年代跟踪报告。

第二册跟踪报告的时间节点是2005—2011年。选择这个时间范围的理由是，在此之前，中国叙事文化学经过十一年的开创性探索，已经基本完成大致成形的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在此基础上，叙事文化学有待于继续完善和深化。本册所反映的就是该时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夯实基础、完善提高的过程。

《知哺集》，宁稼雨著，凤凰出版社2023年6月版。

借助以往基础和在第二时段中，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亮点成绩：

一是叙事文化学的整体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其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时段操作程序基本成形的基础上，加强了学理性和科学性的表述和总结。从而使叙事文化学的学术价值和科学属性更加彰显。

二是教学生源变化为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和操作程序深入完善创造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坚持以科研为龙头，以教学为人才培养途径，以学业指导和学位论文为实验基地，以科研立项和发表成果，以及推广宣传为检验验收目标，开始打造“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和成果完成立体式科研队伍建设。

所谓生源变化，是指从2004年起，“中国叙事文化学”授课对象由此前的硕士研究生增补到博士研究生。从课程性质上说，博士课程有更深入系统的需要；从叙事文化学本身的理论发展来看，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为此，叙事文化学的教学内容发生明显提升和系统强化。

三是随着叙事文化学理论和教学的长期探索和日益发展，从这个时段开始，中国叙事文化学开始走出去，向社会和学界汇报和展示成果，宣示这一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新方法的问世和样貌。

按照本套丛书的统一结构部署，除全书总论外，本册报告依然分为“学术背景”“课堂教学”“学位论文”“理论建设”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中包括专题报告为该部分在该时段发展运行情况的总结分析，和与该时段该主题相关的原始文献目录和部分成果节选内容。

中国古代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合影

参加本报告编写人员全部为叙事文化学研究团队成员，具体成员和分工情况如下：

宁稼雨：主编，撰写前言、后记，提供最初讲稿教案，负责本册全书的设计，分工协调和统稿；

梁晓萍：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二部分（课堂教学），提供原始课堂笔记（1998年版），部分编务工作；

赵红：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一部分（学术背景），部分编务工作；

李春燕：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三部分（学位论文），部分编务工作，提供原始课堂笔记；

孙国江：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四部分（理论建设），部分编务工作，提供原始课堂笔记；

韩林：提供原始课堂笔记；

李彦敏：成员，提供叙事文化学研究相关学术信息（学位论文、学术论文）；

张慧：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张莹莹：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任卫洁：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陆倩：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徐竹雅筠：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杨沫南：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祖琦：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蔺坤：成员，负责本书全书的资料核查和格式调整工作。

《六朝小说学术档案》

第二时段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发展的重要时段，它重要作用在于像是在第一时段叙事文化学结构框架已经搭建形成的基础上，逐渐将各个部位添砖加瓦，充实到位。经过这七年的努力经营，叙事文化学又能更上一层楼，从整体结构和具体细部都得到充实和加强。尽管如此，它还有相当程度的提升空间，期待在第三时段将其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主编：宁稼雨

2022年12月14日于津门雅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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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主编：《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Ⅱ（20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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