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本地人或者去过成都的人,应该会对当地茶馆数量之多印象深刻,据说有1万多家,是全国拥有茶馆最多的城市。我前些年去成都的时候,还去过当地的茶馆喝茶、看了川剧变脸,感受了一下成都的茶馆文化。
很多人对茶馆的印象可能就是去喝茶、见面谈事的地方,我是北方人,北方的很多茶馆都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好像也想不出来在茶馆还能干点儿啥。
可是,成都的茶馆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清末到民国,茶馆一直都是成都人最重要的休闲、娱乐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与社会活动中心、社区中心,还是交易市场、雇佣市场,是和欧洲的咖啡馆、美国的酒吧一样的公共空间。它具有多功能作用,承担多重角色。
成都人在茶馆除了喝茶、与朋友见面聊天外,还在此谈生意、找工作、获取新闻、听戏曲、听评书等等,可以说是除了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从清末到民国,闲来无事去茶馆已经成为了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成都,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在成都,茶馆遍布全城,几乎每条街都有。民国时期的成都人调侃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这三多是有逻辑关系的,因为闲人多,闲人没事干,于是就去茶馆消磨时光,所以茶馆就多了起来,闲人在茶馆长时间喝茶,就要上厕所,所以厕所多了起来。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统计,从清末到民国,成都茶馆的数量一直稳定在500-800家,远超其他各个城市。比如在1919年,成都茶馆数量有600多家,而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只有164家。这些还只是登记在册、政府发了营业执照的,成都实际的茶馆数量比这个还要多。
根据学者的推算,1929年,成都平均每1000人里就有2.12家茶馆。1949年,成都每天都有10万—14万人,大约是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去茶馆喝茶,这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当地有个谚语叫“一城居民半茶客”。
清末、民国时期的成都人很喜欢闲来无事就去茶馆坐坐,喝茶、聊天,一待就是很长时间,当地人管这个叫“坐茶馆”、“吃闲茶”。成都给外地人最深刻的印象应该就是当地人悠闲安逸的生活方式了,即使是在现在节奏这么快的现代社会里,成都的生活节奏在大城市里仍然算是慢的,而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在茶馆里喝着茶,与朋友聊着天,就是那种漫无目的的闲聊,正如一个民间俗语所说的:“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在聊天的过程之中,家长里短、社会新闻等等就都聊出来了。人们互通消息,交换看法,茶馆成了人们传播交流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地方。
在那个信息不畅的年代,茶馆是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一个人去茶馆犹如今天从报纸、收音机、电视、网络等获取新闻。成都有个流行语:“少城一日坐,胜读十年书。”少城指的是少城公园,也就是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那里面分布着很多的茶馆。
因此,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所以后来国民政府总是想通过各种办法力图控制此地。
除了聊家长里短、社会新闻外,一些知识分子,还会把书带到茶馆里阅读,有些人则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一些文人还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馆去展示。
有的茶馆还很像今天的俱乐部,人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聚集在一起。比如百老汇茶园、惠风茶园,由于坐落在鸟市附近,因此就成为了玩鸟人的聚会处。一大早,这些人就提笼架鸟,来到这些茶馆,交流心得,或者斗鸟。
人们除了在茶馆斗鸟外,还会在茶馆进行打麻将、玩牌、抽签等有赌博性质的活动。
茶客在茶馆不只是喝茶,还享受各种其他的服务,比如吃东西、擦鞋、修脚、理发、掏耳朵、抽水烟、算命等等,应有尽有。这些服务不是茶馆提供的,而是进入到茶馆的小商小贩提供的,茶馆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空间、交易市场。
一般情况下,茶馆老板并不拒绝小商小贩到茶馆卖东西,因为他们给顾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对茶馆的生意也有好处,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茶馆,来到茶馆的人也可以在茶馆待更长的时间。
这些小商小贩在茶馆卖东西,要不要给场地费呢?这个一般是根据茶馆的位置、老板与小贩的关系等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讲,如果茶馆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方,生意很好,小贩是借茶馆之地利卖货,那么就要交费;如果茶馆在犄角旮旯,生意不太好,小贩卖货可以给茶馆带来人气,那么茶馆往往不会收费。
因此,茶馆和小贩可以说是合伙人关系,符合互利的原则,既给茶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促进了他们各自的生意。小商小贩通过其独特的服务,与茶馆和茶客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而且成为茶馆文化和地方传统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成都人那么喜欢去茶馆呢? 出生于成都的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王笛,对成都的茶馆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为此写过一本书《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这是目前学界对成都茶馆研究的最详尽、最深入的一本书。我们这片文章以及后面几篇关于成都茶馆的文章,都是要根据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来撰写的。
王笛老师在这本书中说到:茶馆创造了一种环境,人们可以在那里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表是否寒酸,或腰包是否充实,或行为是否怪异。从一定程度上讲,茶馆是真正的“自由世界”、无拘无束。
人们可以“提高嗓子”地畅谈,不论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可以“不必顾忌旁人”。虽然是公共场所,在茶馆里似乎没有什么礼节可讲。比如夏天燥热,喜欢光着膀子的顾客,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
茶馆一般都提供理发服务。茶客可以理发喝茶两不误,而且经常就在茶座上进行,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也没啥事儿。茶馆还有修脚匠,尽管把鞋袜脱了,将脚登在修脚匠的膝盖上,也无伤大雅。
而且买上一碗茶,顾客可以随便待多久,任意加多少回水,堂倌从不会给你脸色看,甚至顾客茶吃到半截,如果有事要办,“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回来后,你仍可去吃。”
另外,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种种原因,会面临各种烦恼,也许过得并不尽如人意。对于他们而言,茶馆实际上是一个避难所,人们暂时离开家庭、逃离工作场所等,来到茶馆可以暂时得到安宁和满足。
尤其是当社会动乱之时,大家知道,清末、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动乱不断,茶馆是人们逃避现实苦难的最佳场所,至少能在那里寻求一点安慰,或暂时忘掉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在美国城市里,人们到酒吧去也有类似的动机。
而且人们在茶馆为了享受自由和逃避痛苦而花费的金钱很低,很多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在晚清的时候,成都一碗茶售价只有4-6文,而当时一个木匠一天的工钱是96文,石匠106文,铁匠200-250文。因此,一碗茶的价格只相当于一个劳工日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且还能无限续杯。
到了民国时期,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算,茶的价格也没有上涨太多。1909年,每100碗茶能购买0.054石大米,到了1948年,每100碗茶能购买0.057石大米。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的休闲活动来说,吃茶仍然是最便宜的。
甚至那些连一碗茶钱都付不起的穷人,还可以进入茶馆喝别人的剩茶,还可以在茶馆外免费看里面的演出。
说起茶钱,就不得不提到成都茶馆里最有地方特色、最经常的习惯——喊茶钱,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进入茶馆,如果碰到了熟人,那么熟人就会站起来和堂倌喊:这位先生的茶钱我付了。
成都人觉得必须要作出愿意为朋友和熟人付茶钱的姿态,即使他们心里并不那么情愿。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丢面子。为某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么这个人就越有面子。给他人付茶钱,犹如给人送礼物一样,这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这茶钱可不是白付的,它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以后将会派上用场。
这就和我们北方现在这边的很多地方,往往会在饭店等地方,看到熟人后,也会做出要帮对方付钱、请客的姿态一样,这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而对方往往也会做出姿态,不让熟人付钱,于是还要争论一番,双方都进入了角色去表演,有时候用力过猛,表演过头了,就会爆发冲突,打起来了。
国外也曾经有这种情况,比如当时在美国城市的酒吧中也存在类似“喊茶钱”的习惯,称之为“我招待”(my treat)。如果一个人在酒吧自己喝酒,看到熟人进来后,他必须要站起来,邀请他们一起喝酒,并为他们付账。
喝茶虽然不会上瘾,但是这种悠闲、放松、自由的茶馆生活却能使人成“瘾”,会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如同每天都要吃饭一样。对许多人来说,去茶馆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不愿意错过哪怕一天。
关于成都人的这种悠闲安逸的生活方式,在当时还引起了一些西方化精英的批评。他们觉得普通民众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好,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就耗费在茶馆里了,也不觉得可惜。这些人就知道享受,太懒散、太悠闲,太浪费时间了,有这时间应该去学习、去工作、去提高自己。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工商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念,那些西方化精英主张学习西方,把中国也变为工商业社会,实现近代化。因此也就继承了工商业社会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看得很重,要守时,要根据时间来安排自己一天的生活,分秒必争,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呀。那自然,对成都百姓这种行为,他们就会觉得是浪费时间了。
当时中国的国门虽然已经被打开,但是成都位于内地,受近代化影响比较小,大部分人还是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的时间观念也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时间也不是很看重。很多人也不用像近现代大工厂里的工人那样遵守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因此,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茶馆。
另外,就像王笛老师说的:这些精英也许不能理解,并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惜时如金的,知识精英与芸芸众生有不同的时间观。我们可以想象,如此松散闲逸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对那些每天殚精竭虑谋名声或权力的精英,可能也会抱几分同情吧。
如同现在,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很多人,每天为名为利奔波,他们惜时如金,通过不断努力奋斗,希望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看似高大上,但是也要忍受996、高房价、高物价、孤独等。而在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城、农村的人,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也许无法实现更高的目标,可是不少人优哉游哉、不那么忙碌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选择吗?谁敢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幸福呢?
100多年前的成都人,似乎成为了现在反内卷的先锋,他们在告诉人们要拒绝忙碌、学会享受生活。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过成都的一个茶铺兼酒馆的店,它门上的对联是这么写的:“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力苦,劳心苦,苦中作乐,再倒二两酒来”。
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成都的中下层人士喜欢在茶馆会客,有人分析过,这是因为: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会面时选两人住的地方中间地带的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是省会,吸引了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尤其是穷人,穷人的住所狭小简陋,可能都没有客厅,于是他们有事相商或和朋友见面,总是安排在茶馆里,既方便又舒适。
茶馆还是社会活动中心、社区中心,茶馆不仅为普通民众个人服务,也对社会上的各个集团和组织开放,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当时的许多社会组织既没有经费也没有会址,于是便把茶馆作为组织成员的聚会地,这样他们就不用花时间每次去预订一个场地、付租金、雇人烧水备茶等,会省很多的力气。
茶馆还是做生意的地方。在一个茶馆里,如果一个商人一桩买卖没有谈成,他可以很容易找到下一个买主。如果他想得到有关市场、运输、政策、价格、利息、利润、税务等方面的信息,他首先去的就是茶馆。
一些行业和行会经营的茶馆,为同行的生意和聚会提供贸易场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市场。在一些专业市场附近的茶馆也自然而然成为某行业的聚会地,例如,米商在成都东、西、南、北门的米市附近的茶馆做交易。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自由劳动者、季节性工人、技术工匠,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茶馆里等待雇主上门。一般来说,同一行业的工人聚在同一个茶馆里,这样,雇主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一些工匠甚至会把茶馆作为工作之地,修理鞋帽、扇子、雨伞等等,茶馆老板和茶客一般也不会说啥。
成都的茶馆虽然有着非常强的包容性,但其实也有阶级分野的现象。位在商业区和风景区的茶馆,比如少城公园、春熙路的茶馆,一般都是上等茶馆,地板整洁、桌子干净、茶具高档、空气清新,来这里的人一般都是上层阶级的人。而那些远离主街、在冷街僻巷的茶馆,形式简陋、环境脏乱差,只有十几张桌子、几十把竹椅,这些茶馆是专供底层劳动者的。
不过,根据1940年代,茶社业公会对成都618家茶馆分的等级,甲等33家,乙等348家,丙等150家,丁等87家。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茶馆在总数中只占小部分,更多的是中等茶馆,这些茶馆的服务范围宽泛,可任意上下延伸,为各阶层服务。无论任何阶层的人们,在那里都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
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成都、成都平原以及整个四川的茶馆数量多以及茶馆文化的形成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成都平原水系发达,河流众多,这使得当地农村的居住模式是散居模式。与中国其他很多地区,尤其是北方平原地区的聚居模式不同。在成都平原,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依赖市场。人们往往会在固定的日期,去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主。
成都平原比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农业高度发达,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也能获得不错的收成。所以农民的休闲时间比较多,而农村的休闲场所、娱乐活动又比较少,所以他们往往会在乡场、城镇中的低等茶馆里喝茶、聊天、看表演,消磨时光,这就促进了茶馆的繁荣。
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也为茶馆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整个四川地区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即使是在平原地区,道路也是崎岖狭窄,因此当地人很少使用牲畜拉车,都是靠人用扁担、独轮车、轿子运货载客。
这些劳动力走走就要歇歇,他们要靠茶馆喝茶止渴,恢复体力。因此,在成都平原许多道路两旁,就出现了很多的茶馆,是专门为这些苦劳力服务的。另外,四川许多地区的土壤适于种茶,但由于交通闭塞,茶叶很难运出去,而且转运成本太高,使茶叶外运无利可图。因此,四川茶叶只好依靠对内消费,价格便宜,普通人家都能承受。
其他如井水质量、燃料缺乏等自然资源问题,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依靠茶馆。成都城内的井水含碱量高,味道苦涩,人们一般只是用来洗漱、做饭。
饮用水则是来自城外的江水,城外的江水是由挑夫挑进来的,价格自然也比井水高。所以许多普通人家便直接从茶馆买开水,这也使得几乎全部茶馆都打有“河水香茶”的幌子,以招徕顾客。
成都人用的燃料主要是木柴,但价钱比较贵,普通人家只有在做饭时才点火。但关键,你不可能只有做饭时才用得到火呀。洗漱、洗澡、喝茶,不都需要热水吗?怎么办呢?于是人们为了省柴火,就去茶馆喝茶,在茶馆买热水洗漱,甚至在茶馆熬药、炖肉等等。当时成都许多人搬家时,附近是否有茶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
实际上燃料确实也是茶馆最大的开销,例如,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1945年,燃料占茶馆全部开销的55%,花费占第二位的茶叶不过18%。
除了成都本地人,很多来自外县、外省的人,对茶馆也非常依赖。他们远离家乡、在成都过着独居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朋友、也没啥娱乐活动,自己住的地方又狭小、简陋、阴暗,于是他们就喜欢清晨去茶馆喝早茶、洗脸,然后去工作;等下了工回到茶馆喝茶、聊天、看娱乐表演、听评书等,待到茶馆关门,在那里洗了脚才离开,然后回到家直接睡觉。这些人把茶馆视为“半个家”,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生活问题,还可以排解自己的不太好的情绪。
成都的茶馆除了提供上面我们说到的休闲、社交、做生意、找工作等功能外,还提供一个重要的功能,也是大部分人离不开的一个功能——娱乐。在清末到民国,茶馆是成都人的娱乐中心。关于这一点,我们下篇文章再聊。
参考资料: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