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是刘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1907)之间,全书共有正编20 回,续集9回,发表时署名“洪都百炼生”,后来改署“鸿都百炼生”。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一起被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通过老残这个人物,在社会中的各种经历,揭示出晚清末世社会中各种怪现状,主要是揭露了专制社会中官府的贪污腐败,同时表达了对于晚清国家局势的担忧和对老百姓的同情。
里面最多的是社会贪污腐败,官吏蛮横无理,敲诈百姓的揭露。比如玉贤、刚弼、庄宫保之流,这些看似清正贤明的官员,实际上个个是伪君子。素有“才能功绩卓著”之称的玉贤得补曹州知府。他最闻名的政绩便是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的站笼便站死了两千多人。
总之,这些官吏表面上名为“清官”“贤官”实为“昏官”“庸官”或“酷吏”。这些“清官”“贤官”其实是“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来创造自己的政绩。用别人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这都是骇人听闻的,刘鹗揭露社会上的魑魅魍魉的恶行,可谓一针见血。
问题是,为什么那个社会中,官吏这么傲慢,这么野蛮,这么蛮横,这蛮横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在于权力的垄断。
为什么专制社会中只是以道德约束官吏?自秦朝始,我们就是专制社会,专制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垄断、封闭和私有。
君主私天下,“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君民截然,两不相谋”,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整个社会的权力完全是皇帝个人的,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权力的观念,也不会产生以公共权力的合适运用为内容的文化。不管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法家文化,都是专制的文化,他们思想和内容根本无法跳开专制的范畴。
在公共权力的观念不存在的条件下,约束参与权力官吏的方法只能是道德化和伦理化的。依赖个人的道德情操,自我约束,自我调节。比如儒家的“仁政”就是一种,对君主和官吏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是一种法治,一种制度化,依赖个人自己,正如我刚才说的。一旦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放松,那就等于没有约束和制约。同时,社会也没有其他机制可以有效制约和监督君主和官吏们。
古代所谓的严酷的刑罚更多是统治阶级来对付民众的,对待官吏是道德约束,对待民众就是残酷的法制、法律和严刑峻法。国家机器、暴力工具才是专制皇权统治的有效方式。
首先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就没有监督、制约、约束权力的因子,制约和约束官吏只有道德这种空洞的。等于官吏无监督和制约,官吏自然表现的野蛮,蛮横,高高在上。
其次,权力来源。专制社会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从而完成统治。这就使得权力来源于君主和上级。形成一种向下授权、向上服从的权力链条,下级的权力实际上是君主和上级授予的,下级必须服从君主和上级的领导。如此一来,使得下级只需对君主和上级负责,让君主和上级满意即可。
本来官吏的权力是民众授予的,要让人民满意的,但是这样的权力垄断、私有和封闭,将人民排除在了权力之外。别谈什么权力授予了,民众连权力监督都没有了。
官吏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自然无法监督,无法对官吏的行为进行监督了。所以官吏不必在意民众的想法。
本文参考文献:
刘鹗.《老残游记》
因为它没有道德,就天天喊道德,而且最希望拿道德去杀人放火
没有好处谁做腿子
废话,道德本来就是来约束读书人的,关于圣人的言行之类的书籍是用来约束圣人弟子的,不读圣人书者当然不被约束,圣人弟子也不会拿圣人言行来约束普通百姓,普通人不是冲着作圣人去的,当然不需要那么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