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设两个布政使，为何按察使却只有一个？

清代行政区划之谜：两江之地，三司异治

康熙六年，清廷颁布谕旨定各省布政使去左右衔，各省布政使额设一人。然而，乾隆二十年，一纸诏书打破了这一祖制。江苏省因其显赫的经济地位，成为清代唯一设有两个布政使的省份，分别为驻苏州的江苏布政使和驻江宁的江宁布政使，分掌＂苏属＂和＂宁属＂。令人费解的是，按察使却仅设一个，且由江宁迁至苏州。此番布局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与政治智慧？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治政往事。

江南分治：清初行政变革大潮

顺治十八年的冬天，北京城内一场重要的朝会正在举行。满朝文武齐聚一堂，讨论着一项牵动全国的重大行政区划改革方案。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文化重镇，自然成为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

这场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江南一分为二的决策震动了整个清廷。康熙帝刚刚即位不久，朝廷便将原本统一的江南分割为江苏、安徽两省。这一决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行政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紧随其后，康熙二年，西北大省陕西被一分为二，分出了甘肃。康熙三年，湖广也被分为湖北、湖南两省。这场波及全国的行政区划改革，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展开。

在这场大分省的浪潮中，布政使司的设置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底的变化。原本江南的左布政使继续留在江宁，负责安徽地区的政务。右布政使则被派往苏州，管理江苏地区的事务。

陕西和湖广的布政使司也经历了类似的变革。原陕西左布政使留守本土，右布政使则远赴甘肃开疆拓土。湖广的左布政使坐镇湖北，右布政使则南下长沙，治理湖南。

康熙六年，朝廷再次下达重要谕旨，要求各省布政使去除左右之分。这一决定意味着千百年来的左右布政使制度将成为历史。江南右布政使改称江苏布政使，左布政使改称安徽布政使。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的布政使也都有了新的名称。

这场持续近十年的行政区划改革，不仅重塑了清代的行政版图，更是为后来乾隆年间江苏特殊的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从此，大清帝国的政区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一系列的变革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于地方治理的深谋远虑。他们既要考虑行政效率，又要平衡地方势力，更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其治理体制的演变更是牵动着整个帝国的神经。

清初这场声势浩大的分省改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更是清朝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这为后来乾隆时期江苏省特殊的双布政使制度埋下了重要的制度基因。

（文章结束）

双布政分治：江南独特行政制

乾隆二十年的春天，江南大地一派繁荣景象。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重镇，商贾云集，百业兴旺，钱粮事务之繁重远超其他各省。乾隆皇帝深知江苏地区的特殊性，一道特旨震动朝野──增设江宁布政使。

这一决定打破了康熙年间确立的一省一布政使的祖制。江宁布政使的设立，标志着江苏成为清代唯一拥有双布政使的省份。在这片繁华的土地上，一场独特的行政体制改革悄然展开。

新设立的江宁布政使与原有的江苏布政使各司其职，分而治之。江苏布政使驻地苏州，掌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这片区域被称为＂苏属＂。而江宁布政使则坐镇江宁，统领江宁、淮安、扬州三府和徐州、海州、通州三直隶州，俗称＂宁属＂。

这种分治模式在清代历史上独树一帜。两江总督居于南京，统筹全局；江苏巡抚驻扎苏州，专注地方。两位布政使分别向两位上司负责：江宁布政使向两江总督汇报，江苏布政使则对江苏巡抚负责。

这样的行政架构看似复杂，却恰恰符合江苏的实际情况。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商业发达，物产丰富。单靠一位布政使难以应对如此繁重的政务。分而治之，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确保各项事务得到妥善处理。

双布政使制度的建立，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务实态度。他们并未被祖制所束缚，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江苏的经济总量之大、人口之多、事务之繁，都远超其他省份。这种特殊性需要特殊的治理方式。

在这种体制下，＂苏属＂和＂宁属＂各自独立运作，却又相互呼应。两位布政使之间并非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通过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统筹，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精妙的行政结构，让江苏这个超级大省的治理变得井井有条。

乾隆皇帝的这一决定，为江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双布政使制度的成功运行，证明了这一改革的正确性。它不仅适应了江苏的经济发展需要，更为其他地区的行政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种独特的行政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这段时期里，江苏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双布政使制度为江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江苏能够始终保持其经济文化大省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制度创新，堪称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朵奇葩。它既保持了清朝行政体系的基本框架，又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作出了灵活调整。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展现出了清朝统治者的智慧。

（文章结束）

独设按察：文教大省治理道

乾隆二十年，朝廷增设江宁布政使的消息传开后，许多朝臣都以为按察使司也会随之增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江苏省的按察使依旧保持一个的建制。这个决定背后，蕴藏着清廷对江苏特殊省情的深刻认识。

江苏作为全国经济文化重镇，其治理体系自有其特殊性。这里的百姓识文断字的比例远超其他省份，官学私塾遍布城乡，教化深入人心。在这种环境下，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各类刑事案件的发生率反而低于其他省份。

清廷治理地方，向来讲究因地制宜。布政使主管钱粮，按察使掌管刑名，这是自明代以来的基本制度。在经济发达的江苏，钱粮事务繁重，需要两个布政使分而治之。但刑名事务却并不会因为经济发达而相应增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刑名案件反而更为棘手。这些地区文教不兴，民风彪悍，往往一件小事就可能引发命案。相比之下，江苏地区的读书人众多，讲究以理服人，动辄相告的情况反而少见。

清朝统治者深谙＂以文制治＂之道。他们发现，在江苏这样的文教大省，一个按察使完全能够应对全省的刑名事务。更重要的是，如果贸然增设按察使，可能会打破清代官制的微妙平衡。

朝廷的这个决定也反映了清代统治者的务实作风。双布政使制是因为江苏钱粮事务特别繁重而不得不为之，但按察使无需如此。保持一个按察使的建制，既能满足实际需要，又可维护政治体制的稳定。

有趣的是，江苏的司法治理效果反而优于其他省份。这里的官员们发现，与其他省份相比，江苏的民众更懂得通过正当途径解决纠纷。读书人的教化作用，使得很多矛盾在升级为刑事案件之前就得到了化解。

清代的行政体制讲究平衡。各省的封疆大吏和省级大员都有固定的名额，这关系到整个帝国的政治稳定。增设江宁布政使已经是破例，如果再增设按察使，势必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省份也会要求增设，这将打乱原有的人事制度。

从实践效果来看，一个按察使的设置确实符合江苏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文教发达程度举世闻名，科举考试的入榜人数常年居全国之首。如此之多的读书人，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司法治理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这种制度安排印证了一个古老的治理智慧：民化为先，刑罚为后。在文教发达的江苏，一个按察使加上发达的教化传统，就能够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为什么清朝统治者没有贸然增设按察使的深层原因。

（文章结束）

同城治政：雍正革新新格局

雍正八年的春日，一份来自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摆在了雍正皇帝的案头。这份奏折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将江苏按察使由江宁迁至苏州，与巡抚、布政使同城办公。这一建议的背后，是江苏特殊行政体制运行多年后的经验总结。

在此之前，江苏按察使一直驻扎在江宁。这种布局看似合理，却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按察使需要处理的案件遍布全省，而与上司江苏巡抚相隔两地，往来公文动辄需要旬月之久。

尹继善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弊端。他强调，巡抚统领一省钱粮刑名大计，而布政使、按察使就如同巡抚的左右手。三司不在一处，公文往来耗时费力，即便官员再有才干，也难免贻误政务。

这种建议并非尹继善首创。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朝臣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当时有御史上奏：＂国家分设各省，自抚臣而外，职掌重大，无过于藩臬两司。盖通省钱谷刑名，唯两司并专其任，故抚臣倚之如左右手，必得同处一城，朝夕商榷，而后呼应具灵，事无耽搁。＂

雍正皇帝对尹继善的建议做出了积极回应。他认为这个提议切中要害，符合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于是，一道圣旨发出，准许江苏按察使迁驻苏州，与巡抚、布政使同城办公。

从此，江苏省的三大封疆大吏齐聚苏州，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政格局。这种同城办公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三司官员可以随时碰面商议要事，紧急政务可以立即处理，不再受制于地理距离的限制。

这项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原本需要旬月往返的公文，现在可以当天就得到处理。三司之间的协调更加顺畅，政令执行更加迅速。这种高效的行政模式，为江苏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城办公的模式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三位大员常常聚在一起议事，对全省的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遇到重大事项，可以及时沟通协调，避免了政出多门的弊病。江苏的治理效率因此得到显著提升。

这次改革的成功，也为其他省份提供了有益借鉴。同城办公的理念逐渐被更多地方采纳，成为清代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雍正皇帝支持这项改革的决定，为后来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创了先河。

从江南分省到双布政使制度的确立，再到三司同城办公的实现，江苏的行政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些改革既保持了清代行政体系的统一性，又充分考虑了地方特点，实现了因地制宜的治理目标。

（文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