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皇族，在东晋局势本就不稳时，他因忌妒谢氏战功而罢黜其兵权，破坏权力平衡。与儿子司马元显聚敛财富、生活奢靡，致使东晋朝政腐败，引发孙恩起义，东晋局势更加动荡。他的恶行主要集中在东晋内部的权力倾轧和奢靡享乐，尚未像其他奸臣那样带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国家覆灭危机，在这十大奸臣中相对“名声稍好”。

唐朝宰相，为人阴险狡诈，忌贤妒能。他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等朝中忠良，排斥异己，导致朝廷人心惶惶。为填补财政亏空，征收“间架税”“除陌税”等苛捐杂税，极大加重了百姓负担，使民怨沸腾。他的掌权时间相对较短，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造成的危害没有那些导致王朝重大转折的奸臣那么深远。

元朝初期大臣，专权横暴，目无法纪。他打压异己，迫害反对他的大臣；利用权势强占民田，致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还挟权经商，垄断市场，谋取暴利，生活荒淫无度。他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元朝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元朝统治疆域辽阔，政治体系相对复杂，其恶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散，没有对元朝的根基造成毁灭性打击。

唐玄宗时期宰相，因杨贵妃得宠而平步青云。他专权跋扈，任人唯亲，垄断选官大权，公开受贿，扰乱朝廷吏治。他与安禄山争权夺利，矛盾激化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他的发迹和弄权很大程度上依赖杨贵妃，自身根基相对不稳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和危害程度较一些长期把持朝政的奸臣稍弱。

明朝内阁首辅，专擅朝政长达二十余年。他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致使明朝官风吏治大坏，朝廷贪污成风。他打压异己，迫害弹劾他的沈炼、杨继盛等忠臣良将。还匿报、谎报军情，导致明朝边防废弛，国家安全受威胁，国库匮乏，民生凋敝。明朝在他弄权期间，整体国力基础仍在，没有彻底走向灭亡。

明朝末期宦官，被封为“九千岁”，极受明熹宗宠信。他与东林党激烈党争，击败东林党后大肆迫害正直之士，清除异己，广结党羽，使得明朝政治黑暗，社会矛盾激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的权力源于皇帝宠信，皇帝更迭后，其势力迅速瓦解，掌权时间相对一些权臣较短。

秦朝宦官，秦始皇驾崩后，他发动沙丘政变，与李斯合谋篡改遗诏，逼死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自此独揽大权。他结党营私，征役繁重，行政苛暴，致使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还设计害死李斯，上演“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打压异己，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使秦朝百姓未能享受统一带来的长久和平与安定，对历史发展进程起到极大破坏作用。

北宋末年权奸，四次任相长达十七年。他在新旧党争中投机取巧，左右逢源。掌权后，援引同党、打击异己，使得朝廷内部乌烟瘴气，政治斗争不断。为迎合宋徽宗喜好，大兴花石纲之役，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加速北宋灭亡，被视为“六贼”之首。

唐玄宗时期宰相，掌权十九年。他表面和善，内心阴险，“口蜜腹剑”。他排斥异己，打压贤能之士，阻塞言路，使得皇帝无法了解真实民情与朝政，纲纪紊乱。他建议重用胡将，导致安禄山势力壮大，引发安史之乱，让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国家陷入战乱，百姓生灵涂炭，唐朝由盛转衰，对国家和民族发展进程产生深远且负面的影响。

南宋主和派代表，两度拜相，执政十九年。他极力奉行投降主义，主张与金朝议和，打压抗金将领，以“莫须有”罪名冤杀岳飞，使南宋失去收复北方失地的机会，寒了爱国之士的心。他结党营私，独揽朝政，大兴文字狱，压制抗金舆论，篡改官史，掩盖卖国行径。他的行为严重阻碍南宋发展，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人们心中是奸臣的典型代表，遭后世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