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写作
自从大坦白大检举开始以后，我除了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及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外，我还接受了管理所的委托，执行了两项任务。
一项是从事翻译工作。因为管理所内还有一部分日本战犯，他们也用日文交代自己的罪恶，互相进行揭发检举。这些日文材料需要译成中文，管理所就委托我和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来做文字翻译工作。我做得更多一些。这项工作对我是有教育意义的，可以使我了解到更多的日寇罪行，从而也加深了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翻译工作也是很忙的，有时来了一大堆翻译材料，甚至不能参加小组的学习。
有一天管教员李福生问我：
"你做这些翻译工作，有些什么感想？"
我说："我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将功补过，争取自赎。"
"还有什么？"
我说："我原先只知道事情的轮廓，不具体。现在则知道很多具体内容了。"
"还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
事后一想，自己真是嘴笨，并且是临事则迷。我怎么会没有呢？应该汇报一下自己通过翻译工作，增强了对日寇罪恶的认识，也增强了对自己罪行的具体认识。既然没有汇报也就算了，反正确实也是有提高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持续到我特赦离所为止。我从事这项翻译工作，对所内的其他战犯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接到一叠需要翻译的日文材料，在翻译中间发现丢失两页，我着急了，遍找不着，就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金源科长将检讨书退回，并交给了我这两页我认为遗失的材料，笑着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将这两页忘了交给你了。"这种坦诚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我从一个基层干部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使我感到欣慰，共产党说话算话，光明磊落，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我会有光明前途的。
还有一件工作：就是帮助溥仪写自传。如上所述，我们在哈尔滨管理所时，所方已经给我们布置了写自传的工作，即每个人要剖析过去，从自己过去的脚印上寻找自己犯罪的根源。我们这些人的自传还比较好写，一般的也都写完交了上去。只有溥仪的自传难写，内容涉及到他从北京私跑到天津，又从天津偷跑到东北，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等重大情节，复杂曲折，本人又顾虑重重，因此所方决定派我帮助他写。大约是1955年上半年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到1958年夏季基本上写完了初稿。写法是溥仪口述，我整理成文，有时一连几天进行这项工作。进行写作的过程，也是溥仪转变立场彻底坦白的过程。他犹豫狐疑，害怕政府加重处理，常常需要我向他交代政策，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批评。但他终于在所方的教育以及我的配合下完成了写作任务。初稿完成后也有十几万字。后来领导审阅后觉得对广大读者有教育意义，决定由李文达帮助整理后交群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来由。很多人知道我曾帮助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的初稿，就是指的这件事。
张景惠之死
在管理所关押的伪满战犯中，有一个人需要提一下，他就是伪满内阁总理张景惠。他的地位仅次于溥仪。他已年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的照顾也是比较好的。在大栗子沟时，他还能主持伪满管理所受到的照顾也是比较好的。在大栗子沟时，他还能主持伪满政府的解体会议。到了苏联，他被迫戒了鸦片烟，又不适应异乡生活，身体变得衰弱下来。到抚顺以后，他有时打打"八段锦"，晒晒太阳，也没有人跟他说话，身体更加衰弱。在哈尔滨时，他可以不参加糊纸盒劳动，重返抚顺，更不参加翻砂铸铁等较重体力的劳动。但奖励糖果点心等食物时，他也有份，也没有人和他计较。坦白检举开始以后，张景惠因病瘫痪在床，由别人代写了一份认罪材料。张景惠口述表示："我的罪恶太大，蒙政府宽恕，我的子侄们还获得了光明的前途，感谢政府。"鉴于年老，管理所也没有过高要求他。他的肠胃不好，不能吃普通饭菜，常常每顿饭吃两块蛋糕、一杯牛奶。他有时也感慨地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哇！"
张景惠有个儿子叫张绍纪，现在的名字是张梦实，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日伪时期，他在东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日伪时期，他在东北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地下组织。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他被苏军带往伯力收容所，替苏军做翻译工作。那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间通道里，里面一间房是溥仪和毓嵒住，外面的房子就是我和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住，还有张绍纪。张绍纪会说日语、俄语。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在红军和日本战犯之间当翻译，有时他也替张景惠当翻译，帮助张景惠和苏军通话。在我们回到祖国之前，张绍纪已经提前回国。当我们从绥芬河返回抚顺途中，路过沈阳，东北人民政府首长接待了溥仪、张景惠等伪满战犯，我没有参加。战犯们听说第一批由苏送回国内的战犯均已被处决，情绪非常紧张。这时首长叫出张绍纪来，张绍纪向大家证明了没有一个人被处决，使大家情绪趋向稳定。到了抚顺，张绍纪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专做日本战犯工作，和我们的接触就少了。张景惠有时想他的儿子，问："绍纪还在吗？"1956年初，张绍纪调到北京工作。考虑到他以后和张景惠见面的机会少了，管理所领导特地安排他和张景惠见一次面，叙叙家常，正式告别。那天晚上金源科长让张绍纪夫妇和张景惠在一号会议室见面，彼此一时无话可说。金源科长就介绍说："这是你儿媳妇！"张景惠说："是吗？哦！"彼此聊了一会儿天，就告别了。回到监舍，张景惠对别人说："这小媳妇是我儿媳妇吗？我不认识她呀！"也难怪他不认识，彼此没见过面嘛！
1958年6月14日夜里，管理所的监舍里忙乱起来，很多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向监舍。原来张景惠病危，医务人员给他注射针剂服药，他才转危为安。此后张景惠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小便失禁，医务人员每天为他挂盘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输液。张景惠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维持着他的生命。后来张景惠因为病重，经上级批准，所方允许将他送市立医院住院治疗。1959年1月11日13时张景惠终因患动脉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而病故，终年87岁。
特赦
1957年初，在我们欢度新年佳节之后，有十三个犯人得到了免诉处理，我的三个侄儿和李国雄、黄子正都被释放了。在热烈欢送之后，我们又度过了欢腾的春节，又有四个犯人得到了释放，其中包括我的三妹夫润麒和五妹夫万嘉熙。这时溥仪的岳父荣源已病逝在哈尔滨的管理所。当初在沈阳被捕的伪满战犯至今仍关押在管理所的只有溥仪和我了。何时才能释放我呢？这个经常萦绕在胸怀的问题不免又一次次地爬上心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的罪孽深重，我必须加强学习和改造，等着吧！
1959年9月18日清晨，广播器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特赦战犯的建议以及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
接着广播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
听完广播，大家因为思想上缺乏准备，先是陷入短暂的沉寂，继而清醒过来，发出一片欢呼。口号声和掌声连续不断，持久不息，管理所大墙内掀起了一片欢庆的浪潮。
9月18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沈阳事变，把溥仪和我引上了毁灭的道路。1959年的9月18日，报纸公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又为我们打开了新生之门。党呀！您那宽阔的胸怀，太阳般的温暖，照亮了我们罪恶的身躯，您又给了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感谢您呀！党！我和溥仪两人互相探问：我们能第一批获准特赦吗？溥仪很自卑，说他是头号汉奸，当过伪满皇帝，第一批特赦准没有他。我也感觉希望不大，我虽没有当过皇帝，但我是溥仪的弟弟，伪满崩溃之际，我又当了随从武官，和溥仪同时被俘，我又几次去日本留学，大概也不会特赦我。否则为什么那几次释放犯人时没有放我呢？我们俩心情都忐忑不安。我想到如果我能获准特赦，就可以和浩与嫮生团聚；如果不能特赦，那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翘首倚望的生活，我心里不免觉得痛苦。
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管理所的所长等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特赦人员的名单。第一名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捧着特赦通知书，当场痛哭失声，我也流下了泪。那一批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共赦了十人，我为溥仪的能被特赦感到高兴，但也为自己没有被特赦感到沮丧。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哪一天才能回到人民队伍中呢？
在溥仪获释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管理所内看了电影。看完电影，他找我谈话告别。那是在一间会议室里。
溥仪严肃地对我说：
"二弟！（我俩早已打破君臣之间的界限，改为兄弟相称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真不放心你还留在这里。但我相信你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争取下一批特赦时能有你。我想你的主要问题还是日本老婆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呢？那是让你紧紧地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嵯峨浩肯定是个特务，她要千方百计拉着你靠拢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你必须和嵯峨浩划清界限，和她离婚。即使你将来放了出来，也要和她离婚，以表明你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此次，你没有批准特赦，恐怕主要还是你没有处理好日本老婆问题。
"第二，自己这次特赦出去，只剩下孤身一人。妻子死的死，离婚的离婚。我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第三，到社会上去以后，我要凭自己劳动维持生活。过去，当末代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嘴，过的是寄生虫生活。现在通过管理所的劳动锻炼，体质也有所提高，今后我可以凭两只手劳动来养活自己。我要为人民服务。"
我听了溥仪的话，心里很激动，很明显，他是有进步了，不枉在管理所改造十年。我说："我和你一样，特赦出去，也是孤身一人，浩能不能来中国，还不知道。我也必须依靠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我回到社会上，也要凭劳动养活自己，过去的剥削生活是可耻的，我也感谢这几年管理所的劳动锻炼，可以使自己今后能够劳动为生。但是第一个问题实在不能同意，我们虽然靠日本军阀包办完成了这桩政略婚姻，但我俩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浩是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浩是听我的话的。我如果特赦出来能够和浩重逢的话，我可以影响浩，使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我俩共同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对溥仪的临别赠言，只同意他的后两点，对前一点持保留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一共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我们兄弟之间，这种情况真是少有的。
管理所的金源所长已经不当管教科长了，也找我谈话。他主要指出我不要有想不通的地方。溥仪为什么第一批获赦？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在揭发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方面都超过了我们，所以应该先释放他。大家也是有前途的，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积极争取早日获得特赦。他不谈要我和嵯峨浩划清界限这件事，因为他了解浩的政治态度。
第二天，我挥泪送走了溥仪。他由李福生护送到北京，安排他今后的生活。
大批日本战犯也是在这时特赦遣返日本的。
我在管理所又住了一年。到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开始了。我希望能够特赦出去，又怕其中没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1960年11月28日，管理所又召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在会上宣布了十几个特赦人员的名单。我被叫到前面，听法院代表宣读特赦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一九六○年度赦字第三十四号
遵照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杰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男性，五十三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泪流满面，听不清法院代表在读些什么。捧着那张通知书，激动得发抖。我当时语无伦次地讲了几句话，已经记不清讲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党呀！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让我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特赦之后，我要准备回北京了。我恋恋不舍地环视着我在这里住过的监舍，我亲手莳弄过的花草，喂养过的猪崽，还有待我如亲人的管理所的干部。那时金源所长已调到辽宁省公安厅工作。协理员刘凤奎找我谈话，问我到北京居住在哪里。我说就先住在五妹夫万嘉熙家吧！刘协理员亲切地说："以后有空，欢迎你来这玩玩，这里毕竟是你新生的地方呀！"是的，我不会忘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临走那一天，当我们这些特赦人员走出大墙门时，很多尚未释放的战犯来送我，向我挥手说："二老溥，在北京再见吧！"我向送我的刘协理员等一一握手告别，眼泪不觉又流了出来。感谢你们！亲爱的人们！再见吧！
北京，我回来了！
1．兄妹喜相逢
1960年12月6日，我和其他几个获得特赦的人员登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恨不得一步就到北京。沿路美丽的风景，看得我心花怒放。12月7日下午，火车到达北京。一出北京车站，宽阔的马路，清洁的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都让我眼花缭乱。路上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行人个个显得精神饱满。我禁不住想冲着人们喊一声："北京，我回来了！"那天，车站上没有来接我的人，因为我事先没有写信告知五妹具体回来的日期，他们只是笼统知道我将于最近回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没有派人护送我回北京。我一出车站，就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屈指算来，我离开北京十六年了，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使我难以相认了。我只知道五妹住在西城前井胡同8号，自己坐车到西四，在西四附近转悠了半天，夜里8点多才来到五妹家里，让五妹和老万吃了一惊。但我还是高兴的，我原是北京人，后海一带是我诞生之地。我在这童年经过的地方踯躅徘徊，寻觅旧踪，以一个真正自由人的身分回到了家，该有多高兴呀！老万对我说："听民政局的同志说，你要回来了，可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了呀！"我说我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赶到家呀！五妹那时在一家小饭铺当出纳，老万自回家后在编译社工作，外甥儿女也都在上学和工作。那一夜我们一家共话家常，畅谈别后情况，一晚上都在欢乐中度过。
第二天，老万陪我到派出所报了户口。我们先到载涛七叔家，又去看望了四弟溥任、二妹、三妹、六妹、七妹等。大家见面，都是惊喜交集，爱新觉罗这一家毕竟欢喜地团聚了。看到大哥溥仪则是在稍隔几天之后，那时他在北京植物园工作，离得较远。民政局的干部通知他到五妹家来看我。他见了我，上来叫了我一声："二弟！"紧紧地拥抱我，就哭了。我也哭着叫他"大哥！"我俩分别一年，欢庆自己的新生，情不自禁地流了热泪。此情此景，在场的弟妹都很感动。
12月12日，市民政局通知我搬到崇内旅馆去居住。去年大哥特赦以后也在这里居住过一个时期。我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员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和参观。我们每天有一定时间学习，民政局组织我们参观解放以后的工农业发展情况、名胜古迹和重要建筑物，让我们看到北京市的飞跃发展，了解北京，熟悉生活。
2．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就在回到北京后的不久，1960年年底以前，市委统战部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溥仪和我兄弟俩。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敬爱的周总理！我虽然没有见过您，但我早就仰慕您。您对慧生上书的指示，您准许我和浩、慧生等通信，已使我感到您是一位杰出的通情达理的完全了解群众心理的国家领导人，我极愿一睹丰采，当面表达我的谢忱以及我今后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可是我长期在战犯管理所拘禁，没有机会会见国家领导人，真不知见了您该如何说话，我的心有些紧张。这时大哥溥仪告诉我：总理是位极端亲切的人，完全用不着有什么顾虑。他是1959年12月获得特赦回到北京的，当年的12月14日周总理就接见了首批以他为首的特赦人员11人，谆谆教导他们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等。1960年1月26日，为了给溥仪商议安排工作，总理又接见了他以及七叔、四弟、二妹、三妹、五妹、六妹、七妹等家属，后来安排大哥在北京植物园工作。那次接见，总理还鼓励他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勉励他要写好《我的前半生》一书。大哥的话使我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那天晚上，汽车把我们兄弟俩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我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确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近时不知不觉就解除了紧张的感觉，轻松起来。他先问我在抚顺管理所十一年的生活、学习情况，回到北京后的观感，向我谈到政府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他对溥仪说："你在清末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你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合适？"
其实这也是长期盘桓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我今后做些什么工作好呢？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1年生活使我已经树立了一个牢固的念头：我要做一个劳动者。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论工厂或农村，我都愿意去。"
总理听了我的话，不觉笑了起来，冲我微笑着说：
"你的意见我是理解的，你说说心里话，你到底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呢？"
总理的话似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解除了任何顾虑，愿意向这位伟人倾吐我内心的想法。我想我从小熟读古书，喜欢做诗；我还爱好书法，喜欢京剧、相声等文艺。我说：
"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做些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艺术方面的工作。"
总理点了点头说："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他把身子转向溥仪说：
"根据你的体会，你说是不是先从事一点轻微的体力劳动，熟悉一些情况好呢？"
溥仪说："是的。我在植物园劳动，深感缩短了我和当前社会的距离。我通过劳动实践，接触到本部门以及社会上的事和人，我就了解了社会，感到祖国的可爱，增强了我作为新中国公民的责任感。"
总理表扬溥仪说："你说得很好。说明你这一时期参加工作，参加劳动，收获是很大的呀！"
那天晚上的谈话基本上确定了我的就业方向，我也同意大哥溥仪的意见，参加劳动实践对我来说确也是必要的。几天以后，我就被通知到景山公园管理处工作。开始了我特赦以后的新生活。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满族，乳名誉格，字俊之，号秉藩。清朝宗室、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07年4月16日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早年遵溥仪命赴日本留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伪军政部步兵中尉的身份出任伪宫廷禁卫队步兵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担任伪满洲国京都外围的警卫任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后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著有《溥杰诗词选》传世。1994年2月28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