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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梁河之战。更知道这一战的惨败直接导致了北宋统一战争的脚步戛然而止，从此在对辽战争中全面处于下风，甚至让人家予取予求，岁币啥的都大大的有。

那么宋军败得有多惨，才能败出这么严重的“恐辽症”？答案是损兵“万余”。

这次北伐收复幽州，宋军动员了不下30万的兵力，其中在高梁河跟辽军接上火的就将近12万。所以万把人的损失无论对于赵炅还是宋军而言，都谈不上有多伤筋动骨，更谈不上无力再战。何况辽军那边的伤亡也不小，连主帅耶律休哥都“被三创”，他手底下的兵将打没了几千上万的，又有啥可奇怪的？

那为啥宋军这一败，就败出了个斯大林格勒式的战略转折点？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梁河之战虽然打在北宋，却是场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晚唐/五代式的战争。

那啥叫晚唐/五代式的战争？用最简单的话解释就是结果决定一切，别的啥都不是——只要打赢你就是爹。但要是输了，那就不好意思了，你想当灰孙子都得看别人的心情。用五代军阀安重荣的话概括总结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别的时候打个败仗可能没啥，但这会儿可能就会要命，所以你觉得赵炅会不慌？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炅登基后首次亲征就灭掉了北汉，然后他就飘了。为啥不飘？北汉虽小，但可是赵二的童年偶像兼中年阴影赵大打了3回都没啃下的硬骨头！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赵二是个埋没的天才+天生的主角？

所以他立即阻止了正准备撤回汴京的军队，要求他们再接再厉攻下幽州。曹彬等军方宿将都拼命反对，理由也很简单——北宋禁军虽然老实多了，但本质上还是一支五代军队。其老底子是朱温整编出来的后梁禁军，然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停的改换门庭，先后姓李、姓石、姓刘、姓郭（柴），这才传到老赵家手里，根本是换汤不换药。那五代军队是什么德性？给多少钱，卖多少命，要是钱没给足，还杀敌，回头就砍了你丫的！除此之外，还是十足的守护犬，很难出门作战，就算出了也得赶紧往家跑，起码得按时回家。否则就会士气低落，就会怨声载道，甚至因此哗变了也没啥可稀奇的。

所以你赵二不让军士回家，打北汉的赏赐也没发，甚至连战幽州的开拔费都没准备好，就想乘胜追击？就不怕大头兵们临阵倒戈砍了你？

可谁劝赵炅都不听，非打不可。于是宋军便“将士多怠”。这仗还没打，其实已经输了一半。

但五代兵虽然难伺候，但战斗力确实强悍。所以在幽州之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宋军都占据主动，耶律奚底、萧讨古、耶律斜轸等辽国大将都在重甲步兵大阵面前撞了个灰头土脸。最后逼得耶律休哥不计伤亡的以轻骑兵“攻其一角”，这才让宋军出现动摇，阵容发生混乱。

不过摇归摇、乱归乱，也没到一定会败的地步。曹彬、石守信等大将正在收拢部队想要力挽狂澜，结果回头一看，皇帝跑了……这还打个毛线啊，大伙赶紧都撒丫子吧。

宋军损失的那万把人，基本都是在溃散途中被收割的人头。但辽军一口气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追到涿州，将近150里地，才吃掉宋军不到十分之一的兵力，还是溃军——经常抡刀子玩追杀的朋友想必就会心中有数了，要么是辽军太拉胯，要么就是宋军压根就没像史书中言之凿凿的那般“大溃”。

那为啥赵炅还带头跑了呢？

换我是赵炅，我也跑。

如今网络上那个著名的老梗，说的是赵炅屁股上中了两箭，趴在辆驴车上一路狂飙。先逃到涿州不放心，又“转进”易州（今河北易县）；到了易州心里还不踏实就再大踏步直奔定州，两天三夜狂飙出600里地，因此获尊号“高梁河车神”。

我倒更关心他的那头驴是哪儿产的，真是头宝驴……

扯远了。话说赵炅在跑路途中就挺纳闷的，按说大军四溃，乱兵应该跑得哪儿哪儿都是。而且只要不是跑昏头的，大多数人都应该往南跑，他的“天涯沦落人”应该随处可见。可问题是跑了这么远，赵炅压根连鬼影子都没见过几只，莫非是全军都被契丹人抓了俘虏？

这厮顿时慌得一批，赶紧派人回头去找。结果发现全军几十万人，就皇帝陛下一个在屁颠屁颠的跑路，剩下的人已经在涿州重新集结、组成防线，还让耶律休哥撞了满脑袋包，只能泱泱撤军。

这看上去对赵炅而言不过是丢了把大脸而已，又能算啥事？能坐到他那个位置上的，又有几个是要脸的？可这货闻讯后的反应却是大惊失色，连宝驴都顾不得了，立刻快马加鞭一路连滚带爬的逃回老巢汴京，简直比被契丹人追逃得还用心。

为啥？因为有人告诉赵炅，聚集在涿州的宋军群情激奋。部分对这场惨败极度不满的将领还在走访串联，意图拥立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换掉他这个带头逃跑的废物点心。

而且在那个年头，就流行这种风气。

有人做过统计，仅从安史之乱到朱温篡唐的150多年间就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兵变200多起。到了五代，那更是多得没法统计，隔三差五没见个大头兵造反，人们都会觉得不习惯。更何况你姓赵的就是兵变发家，还有什么脸管别人？

况且那时候搞兵变，压根就不需要什么理由。比如导致李存勖惨死、后唐由盛转衰的兴教门之变是咋来的？就是一个叫皇甫晖的大头兵赌钱输光了，想赖账，又找不到借口，干脆信口开河说要不咱们造反吧。没想到闲极无聊的众大兵竟应者云集，还想裹挟都将杨仁晸带头。老杨说你们是不是没脑子？咱们就几千人，朝廷有几十万精兵，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可问题是大头兵不想长脑子，只想爽，于是砍了杨仁晸，又去逼赵在礼，问他想死还是想反？

老赵被迫当上了这个带头大哥。不过在李存勖派李嗣源来平叛时，他却直接大开城门，心说可算等到替死鬼了，哪还能再让这厮跑了？

赵在礼就不怕李嗣源把他给砍了？还真不怕，因为他太懂当兵的了。果不其然，一见此情景李部官兵纷纷鼓噪，平叛就成了从叛。为啥大头兵都爱造反？因为一旦反了，当官的就得拼命发赏赐笼络军心，还能劫掠，财货子女随便抢，都是自己的，所以为啥不反？

至于造反失败了也没啥大不了的。就像皇甫晖为啥不自己当头儿，非得硬逼着杨仁晸、赵在礼当带头大哥？因为拿他们当替罪羊啊！谁还能拿大头兵怎么样？都是贼胚，你杀得过来吗？

赵在礼甩锅李嗣源，也是同样的逻辑。可老李不想反啊，直接逃了，跑去找元行钦，说咱俩一起回去平叛。可老元压根不信——这年头还有不愿意造反的军头？你把我当傻子骗呢！于是果断告密，最后逼得李嗣源不反也得反了。

当时的风气，就是这么操dan。

所以赵炅得到消息后，根本不用怀疑也不用验证，直接就信了。换成你我是赵炅也得信，比如头号嫌疑犯石守信和刘遇，原本都是后汉大将。郭威反了，他俩毫不犹豫就跟；10年后赵匡胤又反，人家照跟。这次自己带头反，还有个赵德昭在前边顶着，有啥不可能的？不这么干才匪夷所思呢。

而且这甚至可以说是有迹可循的。高粱河初败时，虽然宋军乱糟糟，但主力基本没什么损失，从征的重要力将领个个都活蹦乱跳的毫发无伤，为啥就被重兵重重保护的皇帝陛下屁股挨了两箭？尤其是屁股中箭这码事根本禁不起推敲——有人可能想当然的认为赵炅带头逃跑，这才把“短板”暴露在契丹人的箭矢下导致中招，其实这根本说不通。

皇帝亲征，还身临战阵，没有万八千最忠心、最勇武的侍卫里三层外三层的重重护卫，谁敢让他去？而且赵炅又不是李世民，最大的可能就是坐镇中军，十几万人围在周边，说转个身都费劲那是夸张了，但谁能给大家表演个带头逃跑试试？

那简直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况且人家是皇帝啊，肯定得披挂上全天下最精良、最坚固的甲胄。而在中式甲胄的防护逻辑中，屁股也是重点保护对象，到处乱飞的流矢想要射穿，而且连穿两回，同样是不可想象之事。

所以只能是硬弓重箭，甚至是强弩才能做到，而且大概率还得抵近射击才能取得这样的战果——这是当对赵炅重重保护的皇家侍卫不存在吗？

这两箭不但射得准、射得狠，而且很可能是加过“料”的。证据就是赵炅跑回去后召集全国名医会诊，甚至不惜招来侯莫陈利用、潘阆等神棍及茂贞、王得一等僧道装神弄鬼，箭疮仍久治不愈、“岁岁必发”。最终在十几年后，还是因为旧伤复发而死。

这就让人忍不住阴谋论了。话说就凭契丹人的本事，哪怕耶律休哥天神附体，也休想近身赵炅，还连射两箭、箭箭中腚。那么谁有这个机会呢？其实是大有人在的，比如宋军内部那些从来就没安分过的军头……

五代之中，后梁最坚挺，不过17年国祚；往后是一蟹不如一蟹——后唐熬过了14年，后晋12年，后汉才4年，后周也不过10年。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到高粱河，已经快20年过去了，会不会有军头忍不住手痒，觉得该变变天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假想一下这样一副场景——高粱河畔赵炅指挥宋军步步进逼，辽军只能且战且退。关键时刻宋军中军的某个角落处突然弓弦连响，两支加了料的重箭应声钻进了毫无防备的赵炅的龙臀。也就是在中箭的那一瞬间，皇帝陛下的脑海里灵光一闪，瞬间啥都想明白了。然后自然是二话不说就掉头上驴，开始了狂飙千里。

宋军突然间失去指挥，才给了耶律休哥可乘之机，才有了高粱河之败。但宋军毕竟战力犹存，（早有准备的）曹彬、石守信等大将又适时接手，才导致宋军败而不溃，辽军只赢到了个虚名，其实没占到啥便宜。

但对赵炅而言，却是彻底的失败了。

这个一向以大哥为榜样，自诩不弱于唐宗的皇帝，本来是个体面人，凡事留三分余地。可高粱河之败后，赵炅直接撕破脸皮，先是逼死赵德昭，然后解除石守信、刘遇等桀骜军头的兵权，曹彬、潘美等宿将亦被闲置。军中一下子闲置出这么多重要的位置，怎么补？他干脆大肆启用“潜邸”时的心腹，一个萝卜一个坑，必须用自己人。

但在即位前，赵炅就是个首都市长，手底下也只有文官。以文官统兵，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完蛋，但谁管？还管什么幽云十六州，保命要紧，顾不上了。

于是北宋统一天下的脚步戛然而止，本来占尽优势的对辽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所以高粱河想不成转折点，都不成了。

话说在此之前，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只是野史逸闻，从不见于正史。事实上赵匡胤和赵炅一直在做的，也不是崇文抑武，而是努力把被欺负了一百多年的文官地位往上提，以抑制跋扈的军头，实现文武均衡。事实上这种事不但赵大赵二在做，朱温、李存勖、石敬瑭、柴荣们也一直在做，只不过效果统统不咋地。比如在高粱河之前，要是哪个文官敢插手军务，曹彬们就敢当场把他们砍了，而瞅都不会瞅一眼赵炅的脸色？

但从此之后，不光是赵炅，所有的赵家皇帝都对武将失去了最后的幻想。毫不犹豫的放权文官，毫不留情的打压武将，毫无理由也要怀疑武将，才成了两宋的国策。

就像岳飞。谁都知道他大公无私，谁都知道他不会造反，赵构也知道。但没用，我信你岳飞，那信不信张宪王贵牛皋，信不信岳云？当年咱家太祖还未必想反呢，可被部下一裹挟，还能咋样？就算你岳飞能当杨仁晸，敢保就没个赵在礼、没个李嗣源？所以你再忠、再公，也毫无意义。所以你一旦势大，就得弄死。

这，是否才是高粱河的真相？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渊称帝立国后马上搞过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是此时的大唐共有民户180万户，约720万人。

而就在不到10年前的隋大业五年（609年），全国尚有891万户，约5300万人。看上去一场改朝换代的乱战，直接吞噬掉了全国80%以上的人口。

其实拿脚后跟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毕竟除了蘑菇蛋，你让现代军队飞机坦克大炮齐上也打不出这么高的杀R效率，更何况还是一刀一个的冷兵器时代？

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唐虽已立国，但实际上仍是个割据政权——整个关东的大部分地区还被王世充、窦建德等势力占据，长江以南更是鞭长莫及。单就版图而已，此时的唐朝跟当年也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并与北齐共同瓜分北方的北周大差不差。而北周巅峰时也就700来万人口，这样看数据是不是就对上了？

其实压根不是一回事。20多年后的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又普查了一次——这回大唐不仅已经统一了中原，还吞下了突厥，夺回了河西陇右，连西域也插进去了半只脚，可结果呢？全国只有210万户、约1235万人。

事实上从初唐到安史之乱的137年里，虽然外战不断，但国内却非常太平，经济发展也非常快。按说每到这种时候，人口增长速度都非常快。十年翻一番都不稀罕。唯独唐朝是个例外，规模死活上不去，直到神龙元年（705年）才首破3000万大关；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也就是盛唐盛得最热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候，人口也仅有5291万，为终唐之最，但还是没隋朝多。

起码从官方口径来看，就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

当年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讲过，唐朝立国时实行的财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军制是府兵制。而这两项核心制度之所以能成立，都仰赖于一项更为核心和关键的土地制度，那就是均田制。

按唐制，民户入籍后，即每丁授田百亩。其中20亩叫永业田，就是送给你了，属私有土地，可以传诸子孙；剩下的80亩叫口分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得田丁口死掉后还要收回再分给别人。同时女子也得授田30至40亩，其中10亩为永业田，20至30亩为口分田。

当然这百亩地不是白拿的，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交税——每丁每年需纳粟两石，这个叫租；每年替官府免费干活20天到一个月，这个叫庸；除此之外还得缴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个叫调——合一起就是租庸调，就是大唐所有入籍丁壮每年必须承担的赋役。

有没有办法“避税”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去当兵、当府兵，然后一切赋役就可以得到豁免。不仅如此，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府兵还能得到额外的40亩口分田，使其实际授田数量达到140亩。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的唐朝六口之家（历代平均户口数多在5~6人），包括夫妻二人、两子两女，其中一人参军。那么这个家庭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最多可能达到450亩之多，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3.5公顷！

经常修理地球的朋友想必清楚，在没有农药化肥和现代化机械的前提下，想要精耕细作，一个人伺候十来亩的土地就是极限了。所以唐朝授田数量如此之巨，看似慷慨，实则造成极大的浪费。

难道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脑子进水了？

《隋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是有一次杨坚巡视关中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按制大隋的府兵也该人均授田140亩，可是因为关中的人口增长太快，土地根本就不够分，导致平均每个府兵的实际授田数只有十几亩。

这就让杨坚慌得一批。他先是下令将授田不足的府兵迁往有大量闲置土地的陇右等地区，后来又觉得身边兵少了心里更慌，干脆强迁民户出关中，腾退出的土地优先授予府兵。

反正就必须保证他的每个兵都得有140亩地，少一分都不行。为啥？家里只有十几亩地的兵，能打个屁的仗！

人均140亩，一家至少就好几百亩，这放在哪朝哪代起码都是个小地主了吧？都地主了，难道还下地干活？所以但凡我们看到“府兵”这个词汇，把他想象成中世纪欧洲的骑士老爷就差不离——平时好吃好喝得膘肥体壮，再娶几房小妾生一大堆儿子，然后爷几个自备器械马匹甚至甲胄，成天锤炼武技，参加操训。一旦军府有令，就全家齐上阵，搏命拼出个前程，起码也得获得赏（劫）赐（掠），不比成天算计地里的那点收成强百倍？

这样的兵，能不精锐，能不善战，能不百战百胜？

跟北齐对峙那阵子，北周全国上下就不到5万的府兵，对上北齐的20万常备军丝毫不落下风，最终将其灭国。典型如沙苑之战，宇文泰仅出动一万府兵，就击溃高欢十几万大军，还斩首上万、俘虏7万。隋朝的十二卫府兵更是拳打四面脚踢八方，把周边的突厥、吐谷浑、契丹、林邑、伊吾、琉球等国统统打服。有人肯定要提高勾骊，其实那是非战之罪——杨广真正瞄准的，其实是山东士族，只不过玩砸了而已。

至于唐朝，波澜壮阔的开疆拓土均发生在府兵时代。等到府兵制败坏直至崩溃并被募兵制取代以后，就只能维持了。到最后连维持都维持不下去，长安六破，国土萎缩得比千年前的秦朝都强不到哪儿去。

那府兵制为啥会完蛋？这又要说回到帝制王朝的老大难问题，即土地和人口，尤其是后者。

前文说过，府兵是不种地的。一旦府兵被逼到去种地，杨坚就要慌得一批。那给他们分那么多地，谁种？

答案是奴婢和部曲。由来也很简单，北朝遗风嘛。

话说五胡乱华那会儿，先闹起来的匈奴、羯、氐、羌等族比较无脑，就知道杀戮和破坏。而鲜卑人因为跟中原王朝打交道比较多嘛——先是挨揍，等被打服了就一直老老实实的给魏晋等朝当雇佣兵，所以脑子比较清楚。知道想要在中原站稳脚跟靠自己不行，靠杀戮更不行，必须得跟汉人合作。

他们的合作方式，就是鲜卑人汉化，同时提拔和重用与汉人中的士族阶层。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汉人，手段就简单粗暴多了，直接将其当作为自己创造财富的牛马。

就是奴婢和部曲。

比如著名的精神鲜卑人高欢，就全盘继承了北魏处理民族关系的精髓：

“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第十三》）

简单说就是鲜卑人当兵保家卫国，汉人则耕田织布以及纳税，以维持前者的安逸生活以及自身的温饱。

杨隋代周以及李唐代隋以后，自然没法再搞按族裔分工这一套，但思路大致还是一致的。不过一开始杨坚没经验，光把重点放在授田上了，结果先是有田没人种，后是田都不够分，搞成了一地鸡毛。有了小姨夫在前头打样儿，后头的李渊心里就有数多了，他采取的办法，应该就是拿户籍做文章。

话说隋末虽然天下大乱，但主要乱在关东，尤其是河南、河北地区，损失也最大。相对而言，唐朝立国时占据的主要地盘如关中、河东等地就比较太平了，就算战乱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规模也不大，所以人口财货的损失也较低。甚至有很大可能是增长的——毕竟关东都乱成一锅粥了，当地百姓也不傻，自然会先逃为敬。而逃亡的方向都是祖传的，不是向南奔江淮，就是向西奔关中。

再加上隋朝的头20多年重点建设的地区，就是关中。所以人口规模怎么可能跟六、七十年前与北齐混战不休的北周差不离？

而且唐朝立国后很快就统一了中原，然后治国也很厉害，什么武德之治、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盛世、开元盛世一个接着一个。这要换在别的朝代，人口早就翻着跟头往上蹿了，怎么在大唐就这么费劲，到最后也没赶上昙花一现的隋朝？

奥妙就在“户籍人口”这四个字上。

按照历朝史书的说法，秦朝最多有3000万人，汉朝是6500万，隋唐都没到5500万，宋朝冲上了13000万，元朝又掉回6300万，明朝是7100万，唯独清朝干到了4个亿——请注意，以上数字皆非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统计的都是户籍人口。

至于没户籍的，自然也没法征税服役，所以在官府眼里毫无价值，甚至不能算人，还统计进来干吗？秦汉时更极端，搞人口普查只计算丁壮，也就是成年男子的数量，连入籍的老弱妇孺都不管，就因为从这些人手里征不到税役。

所以我们都知道明朝万历年间的人口肯定上亿，甚至可能达到两亿。可在朱翊钧的账本里，全国最多时只有7100万人，还是成化年间的老黄历，现在只会更少。

那实际人口为啥就不能等同于户籍人口，而且能差得这么悬殊？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想让大家入籍但做不到，有的则克服万难也要做到。

比如明朝就属于前者。因为朱元璋那个坑死子孙的祖训，也就是宗藩、官绅免税，导致投献风潮在终明一朝愈演愈烈。啥叫投献，就是没有免税资格的人家把土地低价或无偿转让到有免税资格的人家名下，从而实现免税的目的。而随着承平日久，宗藩、官绅越多，投献愈烈，朝廷能征税的土地和人口就越少，也就越来越穷。最后穷到朱由检，穷得登峰造极，只好去上吊。

投献了财产，人就成了权贵人家的奴婢或佃户，自然也就失去了当大明子民的资格，哪还有户籍？所以明朝的户籍人口越来越少就不奇怪了，而且谁都没辙。

秦汉魏晋那会儿，勋贵士族的势力很厉害，能跟皇权相庭抗理。而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土地和人口——要么拉你入籍，要么沦为奴婢。所以那时的人口数字经常跟过山车似的上蹿下跳，就是双方拉锯的结果。比如两汉人口巅峰既没出现在文景、汉武、昭宣以及光武、明章等所谓明君雄主在位时，而是出现在永寿三年（157年），在位汉帝是臭名昭著的“桓灵二帝”中的刘志。为啥？因为这厮撕破脸皮搞党锢，大批士人不是丢命就是下狱，再不就逃亡，大批奴婢被释放，人能不多吗？

后者的典型是宋、清两朝。宋朝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也几乎是唯一一个明确禁止蓄奴并严格执行的王朝，所以在老赵家的治下，长得像个人形生物就都得上户籍，不然真收拾你，反正就是都得交税；清朝呢，主要是雍正皇帝胤禛在折腾，又是废除贱籍又是摊丁入亩，想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入户籍、老实交税服役。

而唐朝又成了个异类。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王朝对于增加纳税的户籍人口似乎兴趣不大，有时甚至压根就不想要，还想方设法的少发户口本。

不是李渊李世民们不想收税，而是他们发现这个税收多了，好像不太划算。

问题就出在那个均田制上了。

均田制起源于北魏，是因为五胡之乱后北方人口锐减，导致大量田地荒芜，朝廷压根收不到税赋。所以鲜卑人干脆把这些不值钱的土地大量的免费发放给百姓，吸引其来耕种，以缓解财政压力。北魏瓦解后，这一制度又被东西魏、北周齐所继承，隋唐与其一脉相承，自然也顺手拿来就用了。

因此均田制实际上是个特定条件下出现并适用的制度，没法放之四海皆准，尤其不适合用在内部稳定、人口众多的大一统王朝。但问题是均田制以及依托这一制度诞生的租庸调制以及府兵制实在是太香了，短时间内富国强兵效应非常显著，让人捡起了就不舍得放下，这可咋办？

那就只好人为的创造适合其存在的条件了。

鲜卑人的做法让汉人去承担租庸调，自己的族人服兵役，然后用精兵政策镇压内外。但这个法子隋杨和唐李没法用，所以采取的办法就是严管户口本。

简单说就是大唐户口确实好，拿到一家子就能分好几百亩地，但这玩意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门槛高着呢。有多高？唐军遴选府兵的标准，其实跟能拿到大唐户口的条件差不多：

“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故注云‘不（公）平，谓舍富取贫，舍强取弱，舍多丁而取少丁’。”（《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第二百二十七条目》）

就是要么有钱，要么能打，要么能生，基本就符合入籍条件，可以授田了。

当然拿这个田就要付出代价的，除了交税，主要就是当兵。

终唐一朝，初唐时有兵最多，在全国设633个折冲府，总兵力近70万人。以当时180万户口算，平均每2.5户就得出一兵——这放在哪朝哪代，都不是穷兵黩武的问题了，而是破罐子破摔、要不过了的节奏。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时的户口数量是1029万户，养兵144万，平均7.1户出一兵，导致的结果是朝廷不得不拿出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来养兵，最终不堪重负，逼出来个王安石变法。

而初唐的养兵负担看似比北宋重将近3倍，可李世民上街要饭了，还是长孙无忌嚷嚷国库饿死老鼠了，或者魏徵跑去死谏了？都没有。大唐君臣气定神闲，大唐府兵肚满肠肥，成天跑去周边邻居拆家。也没见史书上出现亏空二字，反倒是治世不断，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这不光是两朝的军制不同，更是财税体制不同的体现。具体说就是史上各朝的征税原则都是量出为入，说人话就是花多少钱就征多少税。而宋朝禁止蓄奴，百姓都是上户籍，然后统一征税。养兵多了，税就得多收，然后就怨声载道，骂朝廷、骂王安石。可唐朝呢？能上户籍的都是地主，起码也是富农，而且税率低得离谱，几百亩地就征两石粟、几匹绢，看着朝廷好像没收到多少钱。可实际呢？府兵没有军饷，连大多数装备需要自费购置，有时候打仗都得自备干粮——养兵近乎零成本，打仗更花不掉几个钱，这换谁谁不想去开疆拓土？

但这个钱不是凭空消失的，表面看是由府兵自行承担了，其实都摊在了那些不能入籍的部曲奴婢身上。

自武周末年起，因土地兼并以及吏治败坏导致均田制逐渐瓦解，大量的民户、军户因为失去土地而逃亡。昔日的地主老爷都跑光了，他们的部曲奴婢咋办，也跟着跑呗。

随着流散户的日益增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大致从开元年间起，唐朝一直坚如磐石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所以到了天宝年间才能达到890万户、约5300万的户籍人口。

而根据现代学者估计，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很可能突破了8000万。这也就意味着仍有高达3000万左右的非户籍人口，其中大多数是依附于主家过活的部曲奴婢。

这还是均田制瓦解、相当数量的部曲奴婢入籍后的结果。那么在初唐时有多少呢？3000万、4000万还是5000万？

当大唐的府兵们吃得红光满面，装备着精良的兵器甲胄大开大阖的征战四方、开疆拓土时，当李世民、长孙无忌、魏徵、李靖、李勣们志得意满的开创不世功业并名垂青史时，有谁想到过这些为大唐盛世实实在在的贡献着每一颗粮食、每一匹绢帛、每一匹战马、每一柄刀矛，却没有资格成为大唐子民的数量可能高达上千万的人们？

如今的黑户，可能就是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难题，失去上升空间。可在那时候呢？命没了，都没人管。

想想，真让人不寒而栗。

（这篇文章本来想写四个选题，还包括明清的马政以及明朝皇帝的离奇死亡。但限于篇幅，只好等有时间另开单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