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毛主席的妻子，远赴苏联，时隔22年才与毛主席再度相见

1965年春天，毛泽东重返井冈山。当他独自走在茅坪的山路上时，目光凝视着远方的青山。这里，是他与贺子珍相识相知的地方；这里，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从1937年分别到1959年重逢，整整22年，这对革命伴侣经历了怎样的离别？当年那个在井冈山上为他翻译永新方言、为他收集整理报纸、陪他度过艰难岁月的贺子珍，为何会选择远赴苏联？在那漫长的22年里，这位红军女战士又经历了什么？而当他们重逢时，昔日的革命伴侣是否还能找回当年在井冈山上的那份情谊？

一、井冈山上的革命伴侣（1927-1934）

1927年深秋，三湾村的晨雾中，一支工农革命军正在整队。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刚刚完成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就在这时，一位身着灰布衣裳的年轻女子走进了指挥部。她是永新县共青团书记贺子珍，来为革命军传递情报。

当时的永新县局势复杂，各路军阀势力盘根错节。贺子珍带来了关于当地民情、地形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她对永新方言的精通，为革命军与当地百姓的沟通架起了桥梁。这次会面，为后来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奠定了基础。

1928年五月的一天，井冈山八角楼内灯火通明。这座由松木搭建的两层楼房，见证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礼。婚礼极其简单，没有花轿，没有鞭炮，只有几位同志作证。贺子珍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毛泽东则是一身褪色的蓝布衣。朱德同志担任主婚人，袁文才、王佐两位游击队首领作为证婚人。

在井冈山的岁月里，贺子珍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更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她组织妇女缝制军装，建立医疗站救治伤员，还开办夜校教农民识字。每当毛泽东下乡调研，她都会随行担任翻译，帮助记录农民的意见和建议。

1929年初，国民党对井冈山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贺子珍负责运送伤员和重要文件。她带领几名女同志，在漆黑的夜里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将受伤的战士安全转移到后方医院。

1930年春，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贺子珍随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她在中央苏区担任了妇女部部长，组织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在她的带领下，苏区妇女纷纷走出家门，有的参军打仗，有的参加生产，有的负责后勤保障。

这段时期，贺子珍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她发现许多妇女因为缠足而行动不便，便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放足运动。她还推动建立托儿所，让更多妇女能够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

在井冈山的这些年里，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岁月。他们住过茅草房，吃过树皮，但始终坚持革命事业。这段经历不仅为他们的感情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二、并肩战斗的十年（1934-1937）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贺子珍此时已怀有身孕，但她仍坚持随军北上。在湘江战役中，她负责运送伤员和机要文件。一次，在穿越敌人封锁线时，她带领几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将一批重要文件安全转移。

长征途中，贺子珍先后生下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贵州遵义，因行军条件艰苦，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在四川雪山上出生，由于寒冷和缺乏医疗条件，同样未能存活。这两次生产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完成的，有时甚至只能在山洞里临时搭建产房。

在四渡赤水时期，贺子珍随军转战于川黔边境。她带领妇女队伍，穿梭于各个村寨之间，收集敌情，组织群众协助红军渡河。一次，在渡河时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被弹片击中背部，留下了11处伤口。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安全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贺子珍在延安负责妇女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机要秘书。她每天整理大量文件，协助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在她的努力下，延安的妇女工作有了显著进展，成立了多个妇女识字班和生产合作社。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采访。贺子珍接待了这位外国记者，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这是西方世界首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妇女干部的真实生活。

这一时期，贺子珍又生下了几个孩子。但由于战争环境恶劣，医疗条件有限，孩子们大多未能存活。每次失去孩子，她都强忍悲痛继续工作。特别是在1937年初，她的最小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给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在延安，贺子珍除了处理日常工作，还要照顾伤病未愈的身体。背部的弹片始终无法取出，经常引发剧烈疼痛。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只能用土方法暂时止痛。尽管如此，她仍坚持工作，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37年夏天，延安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贺子珍作为中央机要秘书，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此时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有时甚至无法正常行走。这期间，她开始萌生了去外地治疗的想法。

三、远赴苏联前的转折（1937-1939）

1937年冬，延安气温骤降。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长征时留下的伤痛日益加重。她的背部伤口经常化脓，延安的医生多次会诊后表示，这些深嵌的弹片需要进行专业手术才能取出。同时，连续失子的打击也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状况。

1938年初，延安医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诊断报告。报告指出，贺子珍除了身体创伤，还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复杂的手术治疗。医生建议她转往条件更好的地方就医。

在这期间，延安举办了几次舞会。这些舞会是为了活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生活，也是接待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的重要场合。贺子珍因身体原因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医院休养时听到了关于这些舞会的传闻，这些传闻加重了她的焦虑。

1938年夏天，周恩来来到延安，专门就贺子珍的治疗问题进行协调。他多次与苏联医疗专家沟通，最终确定了赴苏联治疗的方案。在西安办事处，周恩来与贺子珍进行了长谈，详细讨论了出国治疗的具体安排。

这段时间，毛泽东写了三封信给贺子珍，信中详细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并表达了对她赴苏治疗的支持。这些信虽然最终未能寄出，但后来被存档保存了下来。信中提到了对她身体康复的期望，以及对她为革命事业所作贡献的肯定。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在西安办事处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亲自安排贺子珍的出国事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先到新疆，再转道苏联。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次出国治疗要严格保密，以确保安全。

在临行前，贺子珍与女儿姣姣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姣姣是她唯一存活的孩子，当时年仅四岁。考虑到路途遥远，加上战争时期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决定让姣姣随母亲同行。为了掩护身份，他们准备了多套不同的证件和衣物。

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贺子珍带着女儿，在几位同志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延安。临行前，她整理了所有的工作档案，将机要文件仔细移交。这一别，竟成了她与延安二十多年的离别。一路上，他们需要多次更换身份，有时装作商人，有时扮作难民，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新疆。

四、苏联岁月（1939-1959）

1939年深秋，贺子珍和女儿姣姣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为她们安排了一处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住所，周围环绕着白桦林。这里的医疗条件远超延安，苏联专家很快为贺子珍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在莫斯科第一医院，医生们为贺子珍进行了多次手术，成功取出了她背部的11块弹片。手术后的恢复期间，她开始学习俄语，同时让姣姣入读了当地的学校。每天清晨，她都会在白桦林中散步，这成为了她在异国他乡的固定习惯。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莫斯科面临空袭威胁，贺子珍和姣姣被紧急疏散到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她们与其他撤离的人们一起生活。尽管条件艰苦，但当地居民对这对中国母女照顾有加。贺子珍主动参加了当地的防空救援工作，为战时医疗站提供帮助。

战争期间，与中国的联系一度中断。直到1945年末，才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处恢复了通信。这期间，贺子珍开始在一所工厂学校教授中文，同时继续接受治疗。姣姣也在当地学校表现优秀，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学生。

1947年，贺子珍搬到了列宁格勒。在这座英雄城市，她亲眼目睹了战后重建的场景。她参加了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活动，为远在异国求学的中国青年提供帮助。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她都会组织留学生聚会，煮一锅家乡味道的饺子。

1950年代初，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她开始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中文教师，为苏联培养了一批中文人才。其中有些学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汉学家。在教学之余，她还整理了大量中国革命历史资料，为中苏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56年，姣姣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这让贺子珍感到欣慰，女儿选择了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职业。每个周末，母女俩都会在莫斯科河畔散步，交流一周的见闻。

1957年冬天，中共中央派人专程前往莫斯科看望贺子珍。使者带来了祖国的消息，也转达了组织对她的关心。这次会面让贺子珍深受鼓舞，她开始考虑回国的可能性。

1958年底，在确认身体状况稳定后，贺子珍正式提出了回国申请。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和等待，这个在苏联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中国女革命者，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此时的她，早已鬓染霜华，但依然保持着当年在井冈山时的革命信念。

五、归国后的岁月（1959-1984）

1959年春，贺子珍携女儿姣姣回到北京。组织为她安排了一处位于西城区的住所，并派专人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回国后，她首先前往中央档案馆，将自己保存的革命历史资料全部整理上交。这些资料包括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照片。

在北京期间，贺子珍积极参与革命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她为相关部门提供了大量关于井冈山时期和长征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她还协助编写了多部革命历史教材，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0年，贺子珍被任命为全国妇联顾问。她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新中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在一次下乡调研中，她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江西地区，为当地的妇女干部讲述革命历史，分享自己的经历。

1962年，姣姣从苏联完成学业回国，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母女终于在阔别多年后团聚。每逢节假日，姣姣都会带着家人来看望母亲，共度天伦。贺子珍也时常去医院探望女儿，看着她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

1965年，贺子珍参加了一次重要的革命历史座谈会。会上，她详细回忆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情况，特别是妇女工作的开展情况。她的发言被整理成文，收入了《中国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文革期间，贺子珍的生活受到影响。但她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坚韧品格，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工作。这期间，她整理了大量个人笔记和回忆材料，记录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76年后，贺子珍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组织特别为她安排了专门的医疗团队。在养病期间，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必看报纸，了解时事新闻。有时她会给姣姣讲述一些往事，特别是那些未曾公开的革命历史细节。

1980年，一些革命老战士专程来京看望她。他们重温了当年在井冈山的战斗岁月，一起回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这次聚会后，贺子珍将自己保存的一些珍贵照片和文件捐赠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1984年8月，贺子珍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临终前，她将自己多年整理的革命历史资料全部交给组织。这些资料包括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记录，成为了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史料。在她身后，一批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开始系统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使这段革命历史得以永远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