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不仅是春秋时期无与伦比的伟大军事家，而且也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她在政治方面的过人之处呢？
孙子具有政治家素质的客观原因
孙子政治家的素质与齐国的改新传统、田氏家族革新传统和吴国变革的政治氛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孙子的故国齐国有着重视革新的优良传统。自姜太公立国，就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首立霸业、出身商贾的管仲，帮助桓公在国内推行一系列革新：将全国分为士农之乡十五和商工之乡六；提倡工商业，优待工商业者，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在士农之乡则废除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并“相地而衰征，将旧税制改为按土地肥瘠定赋税的轻重；还利用齐国有山有海的地理优势，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造农具，铸钱币调剂物价的高低贵贱。因此，齐国很快变得国富兵强。
因而筑成了城郭，建立了仓库，因地制宜发展了冶炼业、渔业、盐业和农业生产，铸造了锋利无比的干将莫耶宝剑，修造了当时最大的战舰——“躲蝗”,练就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车兵、步兵和水兵，在外交上采取了联晋，争取唐、蔡，疲楚、误楚的政策。吴国综合国力得以较快增强，从各方面打下了“安君、治民、兴霸、成王”的基础。《吕氏春秋·简选》将“齐桓、晋文、吴阖庐”相提并论，视为春秋时期三霸，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齐国务实的优良传统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家族争取民心的举措以及吴国励精图治的政治气候深深地影响了孙子，使他具有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和胸怀。
离齐奔吴的胆识
孙子青少年时代，正是齐景公当政，他“好治官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同时，鲍、高、国、栾等贵族争权，内讲不已，而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正直的大臣司马穰苴却受到诽谤排挤。大约在公元前518年，孙子的同宗老前辈司马穰苴的重用受到齐国卿大夫鲍、高、国诸族的嫉妒。“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语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对血性方刚的孙子的内心是次极大震荡，使他感到在昏庸残暴腐朽的齐景公与妒贤嫉能的贵族当道的齐国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有可能成为象司马穰苴那样的因高、国、田、鲍诸族在政治角逐中互相争权倾轧的牺牲品。
因此，嫉恶如仇的孙子内心产生了一股别离故土远走异国他乡的强烈念头。这时的晋国早已失去昔日晋文公称霸、晋景公争霸服齐、晋厉公争霸胜楚与音悼公复霸的光辉，出现了末世的政治局面：“六卿强，公室卑”,因而，“六卿专权”,“晋政多门”,权臣执国柄，国家大权旁落。晋国资深的政治家叔向描述道：“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至于鲁、卫、宋、郑、燕、越等国，在孙子青少年时代，只能算二流国家，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没什么大的动作，去这些国家不可能有所作为。
当时南方的昊国，到吴王寿梦时，在晋国帮助下，学会车战，国势渐渐强大起来。于是，便北“伐郊”,使郑国屈服于吴。又东侵楚，从淮河之南长江以北广大陆地上攻击楚国的侧面。
从此，吴、楚连年战争，甚至一年打七次仗，使得楚军疲于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由于吴国迭次获胜，到吴王余味时，楚灵王已经“惧吴”,把吴国视为难以战胜的对手了。吴王余祭时，吴国开始南“伐越 ，并迫使越国成为“贡献之邑。
同时，吴国和晋国交往后，文化得以迅速提高。寿梦第四子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历聘鲁、齐、郑、卫、晋等国，在鲁国观听乐工歌《诗》奏舞曲时，提出了一套关于《诗经》、音乐、舞蹈的理论和方法；季札在与齐国晏婴、郑国子产、晋国叔向等大政治家晤谈时，向他们一一指出,其人，其国的政治前景，表现了吴国统治者高度的政治文化水平。总之，吴国经过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和僚五位国君七十来年惨淡经营，在各方面已.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孙子经过认真周密地审时度势，考察了齐、晋、楚、秦、吴各国的形势后，认为吴国才是他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理想国度。
大约在公元前517年，孙子携带曾祖父以来家里珍藏的历史文献和兵书战策投奔吴国，来到吴都郊区今吴兴县南，“辟隐深居”,潜心读书，撰著兵法，以求有朝一日得到吴王赏识，闻达于天下。
具有深邃的政治洞察力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葬发掘的大量竹简中有题为《吴问》的残简九枚，简末记载全篇字数284字，今存255字，记载了孙子与吴王阉间的问对。这篇历史文献虽然字数不多，意义却很重大，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孙子的军事思想，而且为我们研究他的政治经济思想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为飨读者，抄录全文如下：
吴王间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熟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yuan),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
根据阖阔即位不久就授伍员行人之职并向他征徇治国之道这一事实推测，阖间阅读了十三篇，立即让孙子操练女兵，并授予他将军之职以后不久，一定也会向孙子征询治国之道的。因此，陶间与孙子之间的上述问对，应该发生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公元前512年以后不久，记述这次接见与交谈的《吴问》可能是当时史官所记或者是孙子后学的追记。
晋国六将军即晋国六卿，其中范氏、中行氏最先于晋定公二十二年被四卿驱逐出国，他们的土地被四卿分是在出公十七年,与阃间同孙子问对分别相距23年和47年；其次，智氏灭亡于哀公四年,与问对相距60年。这说明孔子关于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灭亡的先后顺序的预测是完全准确的。尽管孙子关于韩氏(魏氏的灭亡与晋归赵氏的两条估计与历史事实不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孙子对晋国社会发展趋势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高瞻远丽的预见性。
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孙子预测晋国六卿的最终结局是从田制、税制、兵制、征战，政治生活诸方面入手，抓住封建制度的关键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判断，方法是唯物的辩证的，在春秋末期能做到这点，确实难能可贵。
孙子认为，范氏、中行氏实行的亩制最小，每户农民实耕土地最少，征税最重，而且征兵最多，因面民众负担最重。范氏、中行氏虽然富有，民众却很贫穷，不堪重负。再者，范氏、中行氏和家臣都奢侈腐败，加上穷兵黩武，因此上下最难“同意”,势必最先灭亡。比起范氏、中行氏来，智氏实行的亩制稍大，每户农民实耕土地稍多，征税稍轻，而且征兵稍少，因而民众负担稍轻。智氏虽然富有，民众仍然贫穷，不堪重负。再者，智氏和家臣都奢侈腐败，加上穷兵黩武，因此上下很难“同意”,在范氏、中行氏灭亡后，势必该智氏来亡了。比起智氏来，韩氏、魏氏实行的亩制又大些，每户农民实耕土地又多些，征税又少点，而且征兵又少些，因而民众负担又轻点。韩氏、魏氏虽然富有，但民众依然贫穷，还是不堪重负。
再者，韩氏、魏氏和家臣都奢侈腐败，加上征战过多。因此，上下仍难“同意”,在智氏灭亡以后，势必该韩氏、魏氏灭亡了。赵氏实行的亩制最大，每户农民实耕土地面积最多，又免征田亩税，而且征兵最少，因面民众负担最轻。赵氏私有财富虽然相对少些，民众却相对富裕。再者，赵氏和家臣俭朴清廉，因此，上下比较“同意”,赵氏能得到普遍富裕起来的民众的支持。所以孙子判定，赵氏能巩固自己的封地，最终统治晋国。
孙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以封建革新家政治家敏锐的眼光，审视晋国社会发展趋势，认定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晋国国君终将灭亡，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采用税亩制的六卿存亡先后的结局和成败原因是根据下列因素决定的：在经济上，亩制的大小，税率的高低，民众负担的轻重；在军事上，征兵的多少，征战频繁的程度；在政治上，六卿与家臣奢俭的程度，民众支持的程度。由于孙子预测是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因此前两项推测准确。但由于决定晋国历史发展趋势诸要素的复杂多变，晋国最终于烈公十七年(前403年)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孙子对发生在110年以后这一历史事件未估计准确，这是不能苛求于他的。
阉间在治国实践中也接受了孙子的治国理论，注意爱民、俭朴，致力发展生产，征兵数额有所节制，吴国五战八郢时也只出动“三万之众”,对征战也较慎重。公元前512年十二月，吴军接连攻克钟吾国、淹灭徐国、攻克楚国养城后，阖间本想长驱“入郢”,但他还是听信了孙子的劝阻，直到公元前506年秋时机成熟后才发兵攻楚克郢。
总之，孙子对吴王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意义都是重大的。须知，在吴王与孙子问对的前一年冬天，晋国铸刑鼎。从根本上反对税亩制的孙子从维护旧贵族威权出发，认为晋国不遵守晋文公制定的“被庐之法”,社会“贵贱无序”,等级制度就会遭到破坏，据此推测“晋其亡乎”。史官蔡屋从反对新兴法制出发，指责范氏、中行氏铸范宜子刑书，是“干(冒犯)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据此推测“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从孔子、蔡墨分析晋国、范氏、中行氏灭亡的原因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上是何等迂腐、何等保守；再反观孙子对晋国六卿成败原因全面深入的分析，更显得他的政治洞察力在当时是何等深邃了。
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
孙子出生于新军事贵族世家，遗传因子的潜在影响，家庭文化的外在熏陶，本人的丰富阅历，造就了孙子作为伟大军事家进步政治家所特有的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
青年时代的孙子疾恶如仇，目睹齐国黑暗势力肆虐，正直而又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前辈田穰苴受到迫害，此时，人微言轻但禀性耿直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孙子只得远走他乡，以示抗议。他在吴国结交了耿直的伍员，经伍员推荐，得到了吴王的赏识与重用。
公元前512年，孙子受命于吴宫演练，在进行制式训练前，三令五申，宫女们仍不听军令，连笑不止，乱成一团，刚烈如火的孙子岂能容得。
他勃然“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决然下令军法官将担任军队长的吴王两位宠姬斩首。吴王见爱姬即将被斩，大为震惊，连忙派人求情：“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刚正不阿的孙子冒着违抗君旨罪在不测的风险，断然拒不执行吴王命令，毅然“斩队长二人以徇”,终于练就两队“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兵。这一演练过程充分展示了孙子为维护军法尊严决不枉法徇情的刚毅果断的性格特征。
孙子长期辅佐吴王阖间征战，屡挫强敌，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性格。不幸的是，吴王夫差与乃父阖间相比，风格通异。他骄奢淫逸，滥用民力，又刚愎自用，一再拒绝伍员直言进谏，重用“善为诡诈以事其君”,“顺君之过以安其私，的太宰話,听信其谗言，逼迫伍员自杀。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不听伍员“今不灭,后必悔之”的谏诤，采纳太宰語许越求和之计。后五年，吴王又不听伍员“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的谏诤，执意“北伐齐”。再过六年，伍员又一次谏诤吴王，吴王不但不听，反而听信太宰豁的谗言，威逼“烈丈夫”伍员自杀。这年是公元前484年。
刚直的孙子对挚友的意见会深表赞同，对吴王的颜预短见提出异议。特别是他看到夫差种种倒行逆施：“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把一个本来生机勃勃的吴国折腾得不成样子，绝不会无动于衷。吴王夫差的暴政与好战同孙子的开明政治观与慎战思想大相径庭。
《孙子兵法》中体现的政治思想光芒
孙子既以军事家哲学家的慧眼审视战争，又以政治家的秉赋看待战争，因面《孙子兵法》不仅闪耀着军事家哲学家的智慧火花，面且充满了政治家的思想光芒。这里，仅就其政治思想做些简要论述。
渴求统一。孙子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吸”。他希望尽早结束诸侯长期混战局面，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因而高度赞扬由商汤王、周武王分别建立的统一而文兴盛的股朝和周朝，热切期盼吴王成为商汤王、周武王那样大有作为的英明国君，自己成为象伊挚(伊尹)、吕牙(吕尚)那样的开国元勋。孙子的这一良好愿望是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是符合当时民众根本利益的。
孙子对统一的渴求，并非不着边际的空想，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他主张走富国强兵之路，然后“伐大国”(九地》),削平群雄，统一华夏：他对削平群雄也充满信心，满怀豪情地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认为只要战略战术对头，越国军队再多，对于吴国也无可奈何。
重视外交斗争。外交活动是国家内政活动的继续。为了谋求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孙子非常重视外交斗争。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把“伐交”即从各个角度开展全面外交斗争看成克敌制胜的上策，将外交斗争置于攻城、野战之上。对此，我已专文论及，不再赘述。
重视民众作用，关心民众利益。孙子以政治家如炬的目光看到了民众的作用。他认为，内政清明，上下和睦，民众拥护是取胜于外的根本条件。国君、卿大夫、将军一贯遵守法令，按法办事“则民服”,否则，便“民不服”,“不服则难用也”,民心不服，就难以调遣，战争不可能胜利；民心所向，就服从指挥，战争则能胜利。孙子
可见，孙子是位十足的民本主义者。因而他认为国君、卿大夫、将军的政治举措、军事行动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国君的长远利益、民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必须遵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最高原则。
提倡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孙子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揭示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孙子提侣开展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明证。
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呢?孙子提出应从下列几方面进行：掌握选拨将帅的严格标准和培养将帅优良作风；爱兵如子与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相紧密结合；培育一支具有内部团结、高度协同作战的优良作风的军队；使官兵具有必胜信念、坚定决心和牺牲精神，保持昂扬斗志；建立赏罚分明、威德并用的激励机制；执行瓦解敌军上气、动摇敌将决心和善待俘虏的政策。
结语
有过改新优良传统的齐国与正在变革的吴国以及著名的革新家族养育了政治家孙子：在自己政治命运的转折关心，孙子作出了离齐奔吴的历史抉择，说明他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孙子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政治家性格；从同时代的孔子、蔡壁(史墨)、孙子三个著名人物对晋国及其六卿的前途归宿的分析预测的对比研究，更显得孙子具有出类拔萃的深邃政治洞察力；再玩味《孙子兵法》,篇篇字里行间闪耀着进步政治家睿智的思想光辉，显然，在许多重大的政治观点上，孙子比孔子先进得多。因此说孙子是春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