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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志愿军如果有更好的装备，更好的补给，必然能创造更好的战绩

动战阶段，炒面功不可没

志愿军对于干粮的需求十分紧迫，为此，东北地区曾经动员包括沈阳饼干厂在内的一些食品加工企业大量生产饼干供应前线。然而饼干的规模化生产需要投入一定的技术设备，产能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除受到生产方面的限制外，普通饼干作为军用食品还存在体积较大，容易破碎，不便于包装运输等缺陷，战士们携带也很不方便。东北军区后勤部很快就把目光转向另外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炒面，与战士们曾经携带的其他干粮相比，炒面具有体积小、制作工艺简便易行、能够发动群众大批量制作的优点，战士们携带和食用也比较方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比较适合志愿军在运动战时期的特殊需要。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根据志愿军前线反馈的信息，东北军区后勤部在11月8日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为了赶在11月下旬，也就是第二次战役发起之前向志愿军大量供应炒面，全国各地的党政军民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运动，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各地的党政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忙得热火朝天。大家齐心协力为志愿军赶制炒米、炒面，连周恩来副主席也在百忙之中亲自来到制作炒面的车间，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极大鼓舞了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东北地区在炒面运动中出力甚多，提供了当时计划供应数量的2/3还多。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在1950年11月12日发布《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动员沈阳市党政军各系统各单位紧急赶制炒面，要求11月13日～12月2日的20天内，必须加工至少276万斤炒面。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大需求，东北人民政府特意将生产任务明确分解到每一天、每一个部门，要求东北局每天至少加工炒面6000斤，20天内完成产量不低于12万斤；东北军区每天至少加工炒面6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120万斤；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每天至少加工炒面8000斤，20天内产量不低16万斤；公安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3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60万斤；工业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1.2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24万斤；贸易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8000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16万斤；财政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2000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4万斤；沈阳市委及市政府每天至少加工炒面1.2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24万斤。

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在树林的掩护下埋锅造饭

对于炒面里各种成分的配比，规定中也进行明确：炒面的主要成分为小麦粉，占总量的70%，其余30%为高粱粉，也可以用玉米粉或者大米粉代替，每百斤炒面还必须添加0.5斤食盐。在加工炒面的过程中，小麦粉和高粱粉必须切实保证炒熟、炒匀，食盐必须先熬制成精盐，再研磨成粉状，然后按规定的比例与炒面混合均匀，加工完成的炒面要在完全晾凉之后才能进行包装，否则炒面内部的水分蒸发不完全，积聚在包装袋内就容易返潮变质。炒面的包装同样有具体的要求：装炒面必须用上好的面口袋，每袋装40斤，封口应采用双线，针脚要缝合细密，必须保证包装结实不泄漏。接收炒面的部门也要严格进行质量检验，如发现质量不符合要求者，必须退回原加工单位重新炒制，还要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加工炒面最初使用的原料是生小麦面粉和生高粱粉，除军队系统外，原料均由东北区粮食管理局负责提供。考虑到加工时的损耗，按照每百斤炒面交付给加工单位生面粉87.5斤、生高粱粉37.5斤的标准执行，而炒面里添加的食盐则由各单位自行筹备。

规定发布一周后，东北人民政府又在11月19日召开会议，向其他城市也下达了加工炒面的任务，还给沈阳市增加了182万斤炒面的任务，连同上次的任务在内，一共要按计划完成458万斤炒面的供应。

1950年12月18日，东北局办公厅再次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向党政军各机关单位部署了在一个月内加工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的工作任务。根据前些日子加工炒面的实验结果，决定改变以往的制作工艺，炒制时不再采用生面粉和生高粱粉，而是直接炒制原粮，将小麦、大豆、高粱等主要原料直接下锅，待炒熟之后再磨制成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数量大、炒制难度较高的小麦交由人力资源充裕的大单位进行加工，容易炒熟且数量较少的大豆交给人员不多的小单位进行炒制，一些较难加工的粮食、芝麻和食盐由粮食局负责解决。

会议还详细规定了加工炒面时的原粮损耗标准，玉米为13%，高粱为11%，大豆为10%，小麦为11%，几种原粮混合炒制时的损耗按12%计算，炒熟后的原粮再磨制成粉时的损耗定为25%。加工熟肉的损耗按照2斤生肉交付1斤熟肉来计算，煮肉时每百斤肉需放入8斤食盐。

志愿军顶风冒雪进行穿插迂回，身上除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能带的口粮非常有限

从志愿军入朝参战直至1951年6月，国内共输送各种干粮超过6290万斤，在所有前运的粮食中占16.7%，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后方赶制出来的炒面。“一捧炒面一捧雪”几乎成为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精神的写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国人民供应的炒面是志愿军在运动战阶段取得胜利的基本保障，为炒面请功的呼声在志愿军战士们中间此起彼伏。尽管炒面解决了志愿军的燃眉之急，然而作为一种应急口粮，炒面存在较大缺陷：制作炒面基本上依靠手工操作完成，很难保证成品的一致性，炒面的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炒面自身所含的水分极少，食用时如果缺水则很难下咽；除能提供碳水化合物和少量蛋白质外，炒面所含的其他营养成分很低，大量供应炒面的同时必须加强其他副食品的供应，否则长期食用必然造成消化系统疾病甚至营养不良。

遗憾的是运动战时期志愿军的副食供应更为短缺。第一次战役期间，来自国内的副食前运十分困难，志愿军只收到了其中的20%，由于供应混乱也造成部队之间食品分配旱涝不均，有的处在一线的战斗部队送不上去，二线梯队反而能得到一些供应。例如第38军和第40军未收到罐头，而第42军却接收不少，第40军某部在一次战役时甚至连续7天都未吃到油。首次走出国门的志愿军在这一时期的确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需要身后的祖国和人民提供更多的支援。

全国各地都已经行动起来，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华北地处战略要冲，位于国内人员和物资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作为二线兵站基地，华北军区后勤部同样担负了相当繁重的支前任务，既要为本军区的出征部队和途经本地的其他部队做好供应保障，又要完成大批军需物资的就地筹措，还必须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各种军需物资的生产任务，后勤保障的压力极大。至1951年1月，华北军区已经为志愿军供应炒米将近185万斤，罐头超过86万斤，各种干菜38万余斤，虾皮24万斤，咸鱼近64万斤。此后不久，华北军区又为前线提供炒面427万余斤，炒大豆69万斤，炒盐5万斤，按时送达指定地域。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后勤部的指示，华北军区后勤部在1951年及时完成向志愿军供应被服装具和主副食品的任务。军区下属的军需工厂加班加点赶制数以百万计的服装鞋帽和装具，还安排军需人员奔赴各地采购炊具和各种方便运输储存的副食品，为此跑遍华北的城乡各地，动员几乎所有能生产和加工支前物资的工厂和供销合作社进行生产。仅是为采购蛋粉就动员了天津、丰镇、张家口、通县、阳泉、离石、沁县、长治等地所有的公私蛋粉加工厂。针对一些在当时还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副食品，例如萝卜干、豆角干之类的干菜，则依靠各地的供销社从农民手中直接收购。至于炒米、炒面这种需要动员大量人力制作的干粮，华北军区后勤部动员干部战士一起动手，直接把大锅架在院子里，晚上加班加点赶制炒米、炒面，熊熊燃烧的炉火直透夜空。为了支援朝鲜前线，华北军区后勤部在1951年向志愿军提供各种炊具8500件。全年订购的各类副食品总量接近2133万斤，其中供应的副食主要品种有罐头210万斤、蛋粉280万斤、饼干109万斤、豆豉286万斤、豆腐干185万余斤、花生米880万斤、辣椒面1万余斤、干菜咸菜近117万斤。

为了给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调剂饮食，总后军需部在副食品的供应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1951年向志愿军供应各种肉类4429万余斤，油盐类4449万余斤，各种菜蔬类超过11231万斤。除此之外，总后军需部在1951年共向志愿军部队运去各种干粮超过7957万斤，其中包括压缩干粮750万余斤，饼干1675万余斤，而炒面的供应量则高达4782万斤以上。

志愿军的后勤战士向阵地输送给养

自从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对于罐头和其他军用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内当时为数不多的罐头产业也开足马力，为抗美援朝作出应有的贡献。天津罐头食品厂、南京罐头食品厂、烟台罐头食品总厂、大连罐头食品厂、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益民食品四厂、沈阳饼干厂以及其他一大批国内的食品企业的职工和技术人员为此殚精竭虑，立足现有技术设备进行军用食品的生产和研发。此外，选址筹建罐头工厂和口粮工厂的计划也在进行中，1951年为青岛压缩干粮厂提供的拨款就高达50亿元（1955年前采用的第一套人民币，相当于此后的50万元）。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除成都罐头食品厂的产品需要支援进藏部队外，全国罐头产量的70%和其他符合部队需求的产品基本上尽数用于供应志愿军部队，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来应对这一场立国之战。

志愿军战士对于后方供应的各种副食品褒贬不一，总后军需部在1951年的军需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战士们普遍认为副食品中的豆豉、豆腐干和咸菜的口味不大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作出改进。以东北军区后勤部供应的豆腐干为例，战士们给出的评价是又硬又干，切得也比较薄，天寒地冻时咬都咬不动。对于压缩干粮，战士们还算比较满意，毕竟压缩干粮工厂的筹建计划是在1951年4月底才完成的，以炒小麦粉、大豆粉、芝麻和大豆油、白糖、食盐为原料的压缩干粮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开始大量供应部队。因为供应的数量算不上太大，在战士们那里还不至于像炒面那样惹人生厌。

运输物资的列车在高射炮阵地的掩护下驶向前方

其实到了1951年下半年时，志愿军已经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抗美援朝战争转入阵地防御战阶段，此时不少志愿军部队已经具备供应其他粮食的条件，但是给养保障方面未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向部队大量供应的干粮依然还是炒面。长期单一的口味和食品结构必然造成战士们出现厌食和抵触情绪，也产生了巨大的浪费。一些战士免不了拿炒面开起玩笑：“把炒面挂在树上，飞机都不会打。”由于炒面缺乏一些必要的维生素，而这个时期志愿军的副食品供应也比较缺乏，部队里夜盲症与口角炎等营养不良患者日益增多，战士们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毛主席让高主席（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给大家送好面，高主席听成了送炒面，抗美援朝吃炒面，夜里瞎子成了串儿。”尽管如此，炒面仍然在各种干粮中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的扭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阵地战阶段，饮食逐步改善

从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战开始，美军蓄谋已久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亦称“绞杀战”)就迅速拉开了序幕，以破坏志愿军后方交通运输线为目标，位于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车辆和物资囤积点均在美国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美军为此投入了超过1700架各型飞机，企图以此来扼杀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力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除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造成的破坏，朝鲜北部特有的气象条件和多山的地理环境对于志愿军的给养物资运输也形成了很大的阻碍。从1951年7月下旬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朝鲜北部爆发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被冲毁的铁路中断行车长达近两个月之久，本来就十分恶劣的运输环境更是雪上加霜，还有大批主副食品在洪水中严重受损，其中仅粮食就损失169万斤。后方补给难以为继，整个志愿军储备的给养已经不够维持一个月，一线部队13个军的存粮甚至不足一周的消耗，前线少数部队陆续出现断粮的现象，某些部队甚至开始采集野菜充饥，志愿军再度面临弹尽粮绝的危机。

志愿军虽然装备简陋，但是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雪地里冒着敌人的炮火发起冲击

英勇顽强的志愿军未在困难面前低头，全军上下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一方面抽调人员日夜赶工抢修道路，抢运给养，互帮互助；另一方面，部队又统一从朝鲜的咸境南道和黄海道等地筹措粮食11663万余斤，以此缓解前线缺粮的紧张局面。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志愿军顺利度过此次粮荒。从1951年11月开始，后方的运输条件逐步得到改善，除副食品外，志愿军的粮食基本上做到了按标准供应，并且其他生粮的供应不断增加，炒面的供应量日益减少。1952年上半年，志愿军的给养供应开始全面好转，粮食和副食品均能按标准供应。曾经在战场上支撑志愿军度过最艰难时期的炒面逐渐被制作更为精良的制式化压缩干粮取代，1952年9月之后，炒面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功成身退。

在这一时期，志愿军的饮食供应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和完善。重视饮食保障工作是人民军队自从诞生以来就始终继承和发扬的一项优良传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虽然一直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但是依然为改善广大干部战士的伙食而竭尽所能。1949年初，全国解放的曙光已经显现，1949年3月22日，军委总后勤部制定的全军统一的供给标准颁发至各部队，人民军队历史上供应标准长期不统一的状况从此宣告结束。

新中国建立之后，总后勤部在1950年颁发的供应标准与1949年制定的供应标准基本相同，除新增加了特种兵（当时是指坦克装甲车辆驾驶员及乘员）供应标准外，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各项标准。而抗美援朝的战争实践也促使人民军队的供应标准进一步走向科学化和正规化。在入朝参战初期，志愿军的饮食供应参照解放军的供应标准执行。当时的陆军供应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伙食费（菜金和柴金，也就是燃料费）与粮食定量两大类，采用的仍然是1斤为16两的传统计量单位。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为28两小米或大米，伤病员的粮食供应标准略有降低；伙食费标准按每人每天油5钱、盐5钱、肉6钱、菜1斤、干木柴2斤4两来计算，而伤病员的伙食费则在此基础之上大大提高。部队食用油以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核桃油、花椒油、茶油、胡麻油、小麻籽油等当地最常使用的油脂为标准。盐以海盐、池盐和井盐为标准。肉类自然是以猪肉为标准，猪肉短缺的地区可以用牛肉或者羊肉代替。菜可以选择当时当地产量最多的三种粗菜平均价格计算。

朝鲜战场上的环境极为严酷，志愿军参照原有的供应标准已经不足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修订和调整，首先提高的是伤病员的供应标准，以保证伤病员恢复健康所需的营养。1951年1月，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决定，伤病员每人每天增加2两半的猪肉供应，每天的粮食定量为28两，全部按细粮供应。

在战斗间隙，志愿军战士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此后不久，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总后勤部有关文件，结合东北地区和志愿军具体情况，在1951年3月25日为志愿军制订一套新的陆军供应标准，其中规定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按小米计算为28两，作战部队在战时的标准可以有所增加，通常情况下不超过2斤（仍然按照1斤为16两的传统计量单位执行）；伙食费以菜金和烧柴折算，每天的标准为油、盐各5钱，肉6钱，菜1斤，干木柴2斤4两；每人每年的过节费为猪肉4斤，新年、春节、建军节和国庆节各发1斤。

普通人员的粗细粮比例为1∶1，伤病员全部供应细粮。1斤小米可以折算成同等质量的炒面、大米或饼干，也可以折算成1斤2两的白面、大豆或高粱，在具体供应过程中可以灵活掌握。在此之前，普通人员的粮食定量80%是粗粮，细粮占比仅为20%，营养摄入很不均衡。加上朝鲜战场环境极为恶劣，参战人员在精神和身体上的消耗极大，而副食品供应短时期内又难以得到较大的改善，提高细粮的比例的确已经势在必行。1951年9月5日，根据中央财政部和总勤部的意见，党和人民又顶住国内南方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的压力，将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的细粮比例增加到70%，1952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提交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决定将细粮的比例再度提高，从1953年1月开始提高到80%，其中大米和面粉各占细粮的一半。

为了让回国休整的志愿军改善一下生活，总后勤部在1951年10月决定，部队在休整的第一个月每人再补助肉1斤，大豆10斤，油盐各增加原标准的1/4。

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阶段后，土木工程作业量剧增，承担相应任务的干部战士体力消耗很大，因此参加工程作业以及抢修公路、桥梁的部队增加作业补助粮，每人每天在原有的粮食定量标准上再增加4两；对于夜间加班工作到12点以后的人员，补助夜餐粮8两。军、师下属的后勤部监护连负责物资的押运任务，他们和担负物资装卸任务的部队都非常辛苦，从1951年11月开始，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也由28两增加到32两。

蔬菜一直是副食品供应中的一大难题，志愿军从运动战时期就一直面临副食品尤其是新鲜蔬菜供应短缺的情况。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就着手推广第39军采集野菜的经验，动员部队战士开展挖野菜运动。为方便战士们识别朝鲜境内常见的可食用植物，还特意印发野菜标本图谱，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鲜蔬菜短缺的难题，而且在进入冬季后，野菜的采集更为困难。到1952年春天，不少部队因营养缺乏而患病者越发增多，解决蔬菜供应问题，改善部队生活已经刻不容缓。

驻守在上甘岭地区的志愿军战士

随着志愿军的坑道防御体系和后方兵站运输网逐渐成形，战线也保持相对稳定，志愿军的粮食供应也摆脱以往的紧张局面，部队除建立经常性的物资储备，还有计划地针对春季和秋季的洪涝灾害储备5个月左右的主副食品。此时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改善战士们的生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于1952年2月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织种菜，自己动手改善生活，一年内种植的蔬菜至少要解决2～3个月的供应量（每人按60～90斤蔬菜计算）。种菜所需的土地由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提出，具体细节则需要各部队与当地政府协商解决。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号召下，全军各单位为了改善生活积极动脑筋想办法，不仅把种菜搞得有声有色，还采集野菜、发豆芽、磨豆腐、养猪、改进烹调技术……把人民军队建立以来独有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传统和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根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一共种菜27万余亩，全年收获青菜达到4578万余斤，平均每人能分到40多斤。除此之外，还采集野菜大约268万斤。全军平均每人每天的粮食供应量接近30两，许多部队每人每天能吃到超过1斤青菜，副食品尤其是新鲜蔬菜供应短缺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国内在此时也供应大批富含维生素的动物肝脏和蛋粉等副食品，饮食不均衡造成的夜盲症以及其他营养不良情况逐渐减少，在1952年底基本上从部队消失。

为了改善生活，志愿军经常自己动手磨豆腐，发豆芽

为了让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吃饱吃好，总后勤部在1952年8月召开志愿军军需工作会议，对以往的供给标准再次修订。志愿军从1952年10月开始执行的作战时期暂行供应标准比以往有了很大进步，每人每天的食盐从5钱增加到7钱，食用油从5钱增加到1两，肉类从6钱增加到1.6两，蔬菜由1斤增加到1.5斤。与以往相比，供应的副食品种类也有所增加，每人每天比过去多了2钱蛋粉，3钱白糖和1.3钱调料。

志愿军作战时期暂行供应标准确定之后，为了让志愿军能够在战时获得稳定的供应，确保每一位干部战士都能吃饱吃好，副食品在战时均采取实物供应的方式，由总后勤部供给实物，再由志愿军后勤系统分发给部队食用。副食品中的油、盐、肉、白糖、调料和蛋粉全月都会确保正常的实物供应。由于新鲜猪肉容易腐烂变质，经不起长期储存运输，肉类在供应时基本上是以各种肉罐头为主，另外还有腊肉、咸肉和香肠这些不易腐烂的肉制品作为补充。冬季则供应冻猪肉，为了尽量减小体积，避免占用过多的运输空间，供应的冻猪肉一般都要求去除头和四蹄。在各种肉类罐头中，志愿军战士们最喜欢的是猪肉罐头和肥牛肉罐头，鱼肉罐头则备受冷落，原因很简单：油水少，不扛饿。按照战士们的话来说就是“两斤也不顶一斤（猪肉）”，以至于总后勤部也专门要求最好别做鱼罐头。

蔬菜的战时供应难度比较大，如果直接供应新鲜蔬菜会严重挤占运力，并且在运输过程中损耗极为惊人，因此每人每天的1.5斤蔬菜由军需部供给方便运输储存的干货代替，通常有大豆、花生米、豆豉、咸菜、咸鱼、豆腐干、豆腐乳、干菜、蛋粉、果酱等等，全年1～5月和11月、12月供应实物，每个月供应24天。6～10月这5个月比较适宜开荒种菜，每个月的实物供应降为16天。其他不供应实物的日子就按照天数折款自购。

志愿军在战线稳固之后就积极自力更生，种菜、挖野菜改善生活

1953年，部队的供应状况和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不仅细粮供应比例提高到80%，主副食品供应也比过去更为充分。为了应对敌人可能发动的两栖登陆，志愿军在年初开展大规模的抗登陆备战工作，全军在2月底的粮食储备量达到8个月以上，副食品仅仅是菜类就可供全军食用167天。身处一线坑道阵地的部队也储备了充足的给养物资，基本上都能达到2～3个月的标准，干粮储备也在10天以上。一些部队甚至能在坑道内每餐吃上两菜一汤，主食每隔两天还能变一下花样，有馒头、花卷、油条、丸子、糖包、油饼、糖饼、饺子、包子……充足的给养储备不仅使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还极大地提高了部队与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念。虽然环境依然艰苦，但是战士们斗志昂扬，士气旺盛，他们知道自己的背后有祖国和人民作坚强后盾，对于赢得最后的胜利自然充满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场战争对于人民军队和新生的共和国都是一场考验。在这场形势严峻的考验中，擅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人民军队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战争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学习进步，取得了现代战争条件下实施后勤保障的丰富经验，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由此获得巨大的飞跃。（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