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贵州一瓦匠想谋求一份工作，黄克诚很激动：没想到你还活着

1950年初春，贵州遵义城外的枫香镇上，一位跛脚瓦匠正在给村民们修葺房屋。这位瓦匠手艺精湛，为人和善，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红军菩萨＂。这一天，他放下了手中的瓦刀，颤抖着手写下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了时任湖南省主要领导的黄克诚，另一封寄给了贵州省主席杨勇。当黄克诚收到这封来自遵义的信件时，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位瓦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瓦匠的来信，会让两位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如此重视？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红军时期的孔宪权

1911年，在湖南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孔宪权出生了。那时的浏阳，是一个革命的热土，秋收起义的枪声在这里回响，工农运动的火种在这里播撒。

1928年春天，年仅17岁的孔宪权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赤卫队。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当时浏阳地区的赤卫队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每天都在与死神打交道。孔宪权第一次执行任务是为赤卫队站岗放哨，在漆黑的夜里，他握着一支土造的火枪，守护着村口的小路。

在赤卫队期间，孔宪权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一次，他率领几名队员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成功为赤卫队运送了一批紧缺的弹药。这次行动，让上级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1930年，孔宪权被调入红三军团。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他先后担任了班长、排长。在担任连长期间，他率领部队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战斗。一次战斗中，他带领全连突破敌人封锁，为主力部队打开了突围通道。

1932年秋，在黄克诚的亲自介绍下，孔宪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他被调任红三军团司令部工作，担任作战参谋。在这个岗位上，他负责为部队制定作战计划，绘制地形图，分析敌情。

1934年长征开始后，孔宪权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侦察参谋。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需要经常深入敌后侦察地形，搜集情报。在湘江战役期间，他曾带领一个小分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为红军寻找渡河点。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作为红三军团的参谋，孔宪权亲历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这时的红军，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二月下旬，红军决定夺取娄山关。孔宪权参与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在战斗打响的第二天，他带领突击队攻打黑神庙。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敌人的援军从遵义桥方向杀来。在这场激烈的遭遇战中，孔宪权身中数弹，左腿胯骨被击中。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失血过多，昏迷不醒。

二、生死抉择时刻

战火纷飞的1935年春天，负伤的孔宪权被送到了遵义城郊宋少前的家中。宋少前是当地一位退伍军人，他的住所位于城郊的一处偏僻山坳里，四周林木茂密，易守难攻。红军的同志们认为，这里是一个藏身养伤的理想之处。

宋少前的妻子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她用土法为孔宪权处理伤口，用草药为他消炎止痛。一位姓张的红军卫生员也留了下来，专门照料孔宪权的伤势。这位张姓卫生员白天藏在后山的杂草丛中，夜晚才敢出来为孔宪权换药。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队在遵义城内外大肆搜捕红军伤员，宋少前的邻居中就有人被抓走。为了掩人耳目，宋少前对外宣称孔宪权是他的远房亲戚，因病来此调养。

三月初的一天，张卫生员带来了一个沉重的消息：红军主力即将撤离遵义地区。他交给孔宪权300大洋，这是红军留给他的养伤费用。张卫生员说，等伤好之后，组织会想办法接他归队。

这300大洋，成了孔宪权与红军之间最后的联系。当时的300大洋，可以买下一大片良田，足够一个普通人家过上几年的日子。但对于一个重伤的红军战士来说，这笔钱意味着生存的希望，也意味着革命的责任。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遵义时，已经能够下床的孔宪权面临着重大抉择：是设法寻找组织归队，还是继续隐姓埋名等待时机。当时遵义城内局势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到处布置眼线，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

更重要的是，他的左腿伤势虽然好转，但已经落下了终身残疾。即便找到组织，以这样的身体状况，能否继续承担革命工作也是个问题。经过再三考虑，孔宪权决定暂时留在遵义，等待更好的时机。

宋少前夫妇为孔宪权出了一个主意：在当地找个手艺学着干。他们认识一位姓陈的老瓦匠，技艺精湛，为人可靠。就这样，孔宪权开始向老陈学习瓦匠手艺。白天跟着老陈走街串巷，一点一点学习盖房修瓦的本领。晚上回到宋家，继续默默关注着外界的变化。

这期间，宋少前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希望能找到地下党组织的线索。但是当时的遵义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建立联系的工作始终没有进展。就这样，孔宪权不得不暂时放下归队的想法，开始了他漫长的等待岁月。

三、十五年隐姓埋名

1937年春，已经掌握了基本瓦匠手艺的孔宪权决定独立谋生。为了躲避可能的追查，他离开了宋少前家，先是在遵义城内当起了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和日用百货。这份工作让他能够自由进出各个街巷，也方便打探消息。

货郎生涯持续了三年。1940年，遵义城内特务搜查活动日益频繁，孔宪权不得不转移到城郊务农。他租了一小块地，白天种地，晚上则接些修缮房屋的零活。这时的他已经能够熟练地修补屋顶、砌墙补瓦，当地人都说这个跛脚汉手艺不错。

1942年，一位自称王德明的商人找到孔宪权，请他帮忙修缮仓库。在工作期间，王德明经常与孔宪权谈论时局，话里话外透露着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后来孔宪权才知道，王德明是地下党员，专门负责联络隐藏在民间的革命同志。

通过王德明，孔宪权开始接触到一些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他的瓦匠身份成了最好的掩护，既能够合理解释他四处走动的原因，又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当时，他经常利用修房补瓦的机会，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有时还把一些重要文件藏在瓦片堆里转移。

1944年夏天，一场意外的搜查让王德明暴露。孔宪权不得不立即中断与地下党的联系，搬到了遵义县城外的枫香镇。在这里，他过上了更加谨慎的生活。为了安全起见，他甚至不敢打听外界的消息，只是专心干着瓦匠活。

枫香镇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却让孔宪权找到了新的寄托。他开始收些学徒，教他们瓦匠手艺。这些学徒大多是贫苦农家的孩子，孔宪权不收学费，还经常接济他们。当地人都说这个跛脚瓦匠心地善良，称他为＂红军菩萨＂，却不知这个称呼与他的真实身份竟有如此巧合。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的消息传到了遵义。孔宪权知道，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但他依然保持着极大的警惕，因为这时的遵义城内，国民党特务对可疑人员的搜捕反而更加严厉。

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的战事捷报频传。地下党在遵义地区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一天晚上，一位曾经的学徒悄悄告诉孔宪权，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要打到贵州来了。这个消息让孔宪权更加小心谨慎，他知道，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1949年底，遵义解放。当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孔宪权站在枫香镇的小山坡上，远远望着城门口飘扬的红旗，十五年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但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继续过着普通瓦匠的生活，直到1950年初，他才下定决心写下了那两封改变命运的信件。

四、重新找到组织的转折点

1950年2月15日，贵州省主席杨勇正在处理日常公务，一封来自遵义枫香镇的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信中详细记述了写信人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包括具体的部队番号、战斗细节，以及负伤后的经过。信的末尾，写信人表明自己就是当年红三军团的作战参谋孔宪权。

同一天，时任湖南省领导的黄克诚也收到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两位领导立即组织人员核实信件内容。黄克诚命人查阅了红三军团的历史档案，很快就确认了孔宪权的身份。而杨勇则派出工作组，秘密前往枫香镇调查。

工作组抵达枫香镇后，通过走访群众，了解到这位＂跛脚瓦匠＂的为人。当地群众纷纷表示，这个瓦匠技艺精湛，为人正直，常常帮助贫困乡亲。特别是在解放前夕，他还暗中保护过一些进步青年，使他们免遭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2月底，工作组向杨勇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不仅证实了孔宪权的身份，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细节：在解放前的几年里，他曾经通过各种方式为地下党传递过情报，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一直未能与组织建立正式联系。

3月初，黄克诚亲自到贵州，与杨勇商议如何安置孔宪权。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多年来的表现，两位领导决定派人秘密接他到贵阳，安排他到省级机关工作。

3月10日清晨，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来到枫香镇。车上下来两个穿便装的工作人员，他们按照约定的暗号找到了正在修房的孔宪权。当其中一人出示证件，并轻声说出＂红三军团＂这个词时，孔宪权放下了手中的瓦刀。

在前往贵阳的路上，工作人员向孔宪权转达了组织的关怀。为了确保安全，他们特意绕了远路，避开了主要干道。路过遵义城时，孔宪权指着城郊的一片矮房，那里是当年宋少前的家，也是他重获新生的地方。

到达贵阳后，组织立即为孔宪权安排了全面体检。十五年的艰苦生活，使他的身体状况远比预想的要差。除了左腿的永久性损伤外，常年的体力劳动也给他留下了多处伤痛。但当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时，他坚持要立即开始工作。

3月下旬，在一次省级干部会议上，杨勇正式介绍了孔宪权的情况。会议决定，任命他为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的历史资料。这个职务既照顾了他的身体状况，又能充分发挥他的特长。

五、重返遵义寻访旧地

1951年春，孔宪权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回到遵义，走访当年的知情人，收集整理长征时期的历史资料。这次返回遵义，与他当年以瓦匠身份隐藏时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随行的工作组成员包括一名摄影师、两名文史工作者和一名警卫员。

工作组首先来到城郊宋少前的旧居。然而，屋子已经年久失修，宋少前夫妇也在1947年搬到了湘西投奔儿子。通过走访邻居，他们得知宋少前在1949年病逝，临终前还提起过这位＂远房亲戚＂。工作组详细记录下了宋家房屋的格局，并对后山的杂草丛生之处进行了实地考察，那里曾是张姓卫生员藏身的地方。

接着，他们寻访了当年的老瓦匠陈师傅。已经年过七旬的陈师傅仍健在，他告诉工作组，其实早在1940年就猜到孔宪权可能是红军，因为他总是格外关注战事消息，而且经常帮助穷苦人家义务修房。陈师傅还保留着一把孔宪权用过的老瓦刀，这件物品后来被收入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在枫香镇，工作组找到了几位孔宪权的老徒弟。他们回忆说，师傅不仅教授手艺，还经常讲述古今历史故事，特别是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现在想来，那些故事里蕴含着革命道理，只是当时没人往深处想。一位徒弟交出了一本破旧的账本，上面详细记录着1944年至1949年期间修缮过的房屋地址，这成了研究当年地下工作的重要线索。

工作组还专门走访了王德明案件的相关人员。他们发现，1944年的那次搜查并非针对地下党，而是国民党特务在追查一起军统内部的叛变案。王德明虽然暴露，但因为提前转移，最终安全脱险。这个细节证实了当时孔宪权采取断绝联系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遵义城内，工作组找到了当年孔宪权摆摊做货郎时常去的几条老街巷。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裁缝回忆说，那个跛脚货郎总是把担子放在他铺子门口歇脚，每次都要打听外面的消息。老裁缝还记得，193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货郎的担子里藏着一份《新华日报》，被他无意中发现，但他始终没有声张。

这次调查持续了一个月，工作组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通过走访知情人，他们还原了一个普通革命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轨迹。那些看似平凡的瓦匠工具、货郎担子，都成为见证历史的物证。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当年宋少前帮助孔宪权养伤时使用过的草药方子，这份手写的医方后来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重要藏品。

离开遵义前，孔宪权特地去了一趟当年藏身的后山。那里的杂草更加茂密了，但他依然能准确指出当年张卫生员藏身的位置。工作组在那里挖出了几枚已经锈迹斑斑的红军子弹壳，见证着那段隐姓埋名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