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司里，员工想拿高薪依赖加班。国内不少人工资构成中，加班费占比大。身边很多人月薪5000块，都是平时和周末加班所得。

若实行5天8小时工作制，普通打工人受影响最大。

很多人现有工资去掉加班收入，只剩两千多底薪。

身边几乎人人负债，或有房贷，或有车贷。月薪两千多，还房贷车贷后，难以满足日常吃喝等基本开销。实行5天8小时制，贷款偿还将成难题。

有人认为实行5天8小时制公司会提高底薪，但别指望大幅涨薪。

公司需考虑成本，当前各行业竞争激烈，大幅提高工资会使公司成本过高，影响生存。所以实行该制度后，员工收入可能减少。

车间常通宵亮灯，灯光映照流水线上的产品，也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深层矛盾。讨论5天8小时工作制，背后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拷问：是否陷入“低人权竞争优势”的制度陷阱。

以长三角一家电子代工厂为例。

26岁的操作工小李基本工资每月2280元，需每天加班3小时、周末全天上班，才能有5200元的月收入。“基本工资 + 超长工时”的薪酬模式在制造业普遍，覆盖率超78%。企业压低基础薪资，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形成“计件式生存”体系。

这种现象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有关。

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2.3%，用工成本在运营成本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12%涨至21%。企业为保持出口价格竞争力，将人力成本压到最低。某服装企业老板表示，完全按劳动法执行，报价会比东南亚同行高30%。

工时制度背后存在问题。

企业靠延长工时、“人海战术”维持产量。制造业工人月加班时长从2015年的68小时增至2022年的89小时。这种“时间换空间”的发展模式接近极限。

当下存在死循环。

提高基础薪资会削弱企业竞争力，维持低工资会导致技术工人流失。某汽车零部件企业人事总监称，熟练技工年流失率超40%，培训成本占20%的利润。长此以往，产业升级基础将受破坏。

制度变革面临阻力。

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对企业超时用工监管宽松。2022年，某地劳动监察部门查处的超时加班案件实际处罚率不到15%，默认企业违法用工行为。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是问题。

居民债务收入比超140%，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48%。在此情况下，人们为偿还贷款主动加班。某三线城市银行数据显示，35岁以下购房者中83%靠加班收入还月供。

目前车间灯仍亮着，需面对现实。

工时制度争论实质是发展模式选择。是继续依赖人口红利进行低水平扩张，还是忍受转型痛苦走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关乎亿万人命运的选择正在进行。制度变革机会有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