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七君子英勇就义

“党”字所代表的内涵，自古至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政党是中性词语，指一国之内的政治派别与执政力量。但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党”字往往和结党营私相勾连，朝堂内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一般被称为“党争”，这是任何一个明君都不能容忍的现象。皇权社会里，臣子的效忠对象只能是皇帝，他们之间是不能结成任何同盟的，一旦结盟就有了对抗皇帝的资本，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忌讳结党。一旦某人被扣上结党的帽子，他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一、变法前的“康党”

甲午战后，康有为自广东前往京师，和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发起了一系列活动，宣扬变法思想，希望借此进入朝廷，实现他变革的理想。康有为与同样希望变革制度的清政府高官相交甚密，张之洞更是为康梁的阵地——上海强学会和《时务报》等的创办，提供人力与资金支持，此时的康有为与政府变法派正处在蜜月期，所以这时候“康党”一词还没出现。

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成为宣传康学的主阵地

遗憾的是，这段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康有为及其一派很快便与变法官绅发生了矛盾，这也导致强学会被迫关闭，为何双方之间的合作会如此短暂？

先从康有为身上找原因，他做事太过于“逞一人之见”，许多文章未经众人审议就发表出来。康有为号“长素”，素王一般用来代称孔子，康有为自称“长素”甚至还有超过孔子的意图。康有为虽与变法官绅同样支持政治变革，但康有为创办孔教并自封教主的“荒诞”做派，却是张之洞等人所万不能接受的。

张之洞在早期是支持康有为的

双方关系开始撕裂，“康党”一词就被发明出来，代指康有为和他的支持者。强学会被关闭之后，梁启超因为在《时务报》上大力宣扬“康学”而被迫离开。尽管离开上海，梁启超在湖南依旧想要对《时务报》进行控制，希望将其打造为宣传“康学”的主阵地，为此梁启超得到了黄遵宪的支持，他们不惜捏造谣言以驱逐汪康年。

就这样，早在变法维新之前，康有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变法官绅的支持，他与他所信奉的“康学”， 也成为张之洞等人认为的“邪教”。

梁启超在湖南得到了黄遵宪的大力支持

二、“康党联盟”不断扩大

1897年，康有为本人在北京的活动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尽管康有为多次向皇帝上书一事终于有了结果，光绪皇帝开始注意到康有为及其思想，但时人多对康有为企图自立为“教皇”大加鄙夷，官员还要求朝廷取缔保国会这等非法机构。

光绪

光绪既对康有为产生了兴趣，自然不会查封他所创办的保国会，康有为备受鼓舞，他甚至将保国会成员及参与集会的官员民众的名单公之于众，这个举动太招摇了，为日后慈禧捉拿“康党”成员提供了依据。

康有为与包括变法派官绅在内的诸多势力的矛盾愈发明显，“康党”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只要与康、梁等人来往密切，对其进行资助或认同康学的人，例如黄遵宪、夏曾佑等，都被认为是康党，反而变法与否并不是衡量是否是康党的主要标准。

康有为

三、失败之后的康党

维新变法仅维持了不到100天便宣告失败，康梁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在菜市口，这些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本不属于康党的人也被牵连进来。比如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其实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但也跟康门的康广仁等人一块被处死。这背后有没有其他隐情？

其实慈禧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借变法夺她权力的人，所以仅捉拿康党她并不解恨，在她的眼中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康党”都一个样，都是要打击处理的对象。尽管在处死戊戌六君子后，朝廷迫于诸方压力，说此次捉拿行动是为了捉拿康有为及其康党，不是针对变法，也不会牵连无辜，但事实上慈禧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慈禧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夺她权的人

清廷的捉拿范围还在不断扩展，许多新党人士被牵连进去，如果说湖南的黄遵宪与康梁关系密切，被人弹劾不奇怪，那么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却在变法前后尽力与康梁保持距离，康学也并未得到这对父子的认同，但就在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也同样被弹劾下台，湖南变法官员损失殆尽。

陈宝箴老宅

其实，康有为倒是很希望将新党与康党合二为一，成为变法势力的领导者。这下如了他的愿，在抓捕中，康党与新党被混合在一起，这给了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极好的宣传机会。1899年，康有为写的《戊戌政变记》出版，在书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情的维新英雄，统领着所有变法官员，并在慈禧的打压下最终失败。康有为非常擅长宣传，加之种种因素，《戊戌政变记》里所描写的内容也就成为了后世认同的历史真实，戊戌变法的“史实”也就由此确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