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高爱梅（高三竹）老师在易道领域堪称学识渊博的典范。她对《易经》这部古老经典的钻研深入透彻，无论是晦涩难懂的经文，还是复杂多变的卦象、爻辞，在她眼中皆如清晰可解的智慧密码。
她不仅熟知《易经》的基础知识，更能深挖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宇宙观以及人生智慧，将其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为我们解读出别具一格的新意。每一次聆听她对易道的见解，都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古老智慧殿堂的新大门，让我们惊叹于易道学问的博大精深，更折服于她独到且深刻的理解。
她认为：在华夏思想文化那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太上老子与素王孔子无疑是两颗最为璀璨耀眼的先哲之星，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儒家这两大学派，其思想光辉照耀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之久，深远地影响着世世代代华夏儿女的思维方式与生活理念。
据《史记》《礼记》《庄子》《吕氏春秋》等诸多典籍记载，孔子还曾多次怀着崇敬与求知之心 “问礼” 于老子，这一史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两位先哲在思想交流与碰撞方面的渊源。
然而，在大多数人的普遍印象里，这两位伟大的圣人在思想层面似乎存在着诸多显著的不同之处，而他们对 “礼” 的态度差异便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方面。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社会陷入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犹如一艘在狂风巨浪中飘摇的巨轮，失去了前行的方向与秩序。
面对如此乱象，孔子心怀拯救世道人心、恢复社会秩序的宏大抱负，积极地倡导恢复东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试图凭借这套完备的礼仪规范重新为社会这艘巨轮掌舵，引领它驶向和谐有序的港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子对周朝的礼乐制度却提出了诸多犀利的批评。
就拿作为《德经》首章的《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来说，其中便明确阐述道：“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魏晋时期的名士王弼，凭借其对《道德经》精准且独到的注解而闻名于世。
他在注解中如此解读：“夫礼也，所始首于忠心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从这一解读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观点将礼完全视作外在的虚伪装饰，认为它是对生命本真存在的一种歪曲。在那个时期，一些宗奉道家思想的名士们，甚至大力提倡追求道家式的逍遥自在，对孔孟之道加以非议，对汤武之治也表现出轻视态度，并且做出种种逾越礼法的荒诞行为，还公然宣称 “礼法岂为我辈所设”，如此一来，便在很大程度上把儒家与道家推向了对立的境地。
宋明理学家们依据这些言论与现象，也对道家展开了批判，指责道家非议圣人、诋毁礼法，将其斥为异端邪说。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往往会把老子以及道家定位为彻底否定礼制、摒弃礼法的形象。
但倘若我们仔细研读《道德经》的经文内容，便会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诸如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战胜以丧礼处之” 等关于如何具体操办礼仪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礼” 并非是被老子绝对否定的对象。实际上，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我们始终处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为了保障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正常的交往互动，礼的存在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老子作为一位具有深邃智慧的大圣哲，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自然也不会去进行简单而又拙劣的否定礼的行为。
有不少学者提出，若要更为深入且准确地理解老子对 “礼” 的批评，就必须充分考量老子所处的春秋晚期的社会历史状况。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其实已经存在着诸多针对周礼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声音。
例如，《左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事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 在子大叔看来，礼绝非仅仅是揖让、周旋这些外在的形式动作，而是一套涵盖了政治、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等几乎社会所有方面内容的庞大文化体系。
再比如，昭公五年，鲁国国君前往拜访晋国，在各个场合中，鲁国国君的言行举止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任何失礼之处，然而晋国大臣女叔齐却评价说：“鲁侯焉知礼！” 因为在女叔齐眼中，进退揖让这些仅仅属于 “仪” 的范畴，“是仪也，不可谓礼。
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就连立志恢复周礼的孔子，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在那个时代，“经礼三千，曲礼三百”，礼仪制度已经变得空前的繁缛复杂，然而礼的精神内涵却在逐渐失落，日益沦为徒具形式的空壳。甚至出现了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样严重违背礼制的局面，原本属于周天子专属的 “礼乐征伐” 权威，也已经逐渐沦落到 “自诸侯出” 的尴尬境地。
正如《庄子》所批判的那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此时的礼已经严重背离了其原本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用，彻底沦为政治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的遮羞布。
面对如此社会现状，孔子和老子虽都怀揣着让人类回归淳朴本性的美好愿景，但他们所采取的途径却截然不同。
孔子寄希望于通过恢复周礼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老子则认为人的天性原本就是清静、完善的，不应该再去刻意提倡礼法来修饰人性，而是应当引导人们回归本性的真实自然状态。
相反，如果在社会上公开大力提倡所谓的仁义道德，一旦人们察觉到表现出仁义道德、遵守礼法能够获取声誉、好处等实际利益，那么就极有可能会出现作伪的情况。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诸如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样的荒诞局面。在历史长河中，为了谋求朝廷的嘉奖，许多家族会主动或者顺势迫使丧偶女子孀居守节，从而酿造了无数令人痛心疾首的人间惨剧，这些都是过度提倡所谓礼法节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对人性的一种严重扭曲和无情扼杀。
清代学者戴震曾愤怒地将其称之为 “以理杀人”，而在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到激烈抨击的也正是这种已经异化了的 “道德礼教”。
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 “先道而后德，先德而后仁，先仁而后义，先义而后礼” 的独特思路。他将形而上的 “道” 和人性本有的 “德”（德者，得也，道之在人谓之德，颇近似于后世道教思想家们说的 “一切众生本具的道性”）作为仁、义、礼的形上依据。
如此一来，仁义、礼法等便与形而上的道、德相互贯通，它们共同服务于天道的生生之大化，而不是反过来制约、窒息一切存在的生化之流，从而使得仁义、礼法拥有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老子认为，应当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这里所说的 “无为而无以为”，并非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通过对本源之德、人性本真的涵养和保护，充分发挥道对人性的润化作用，就如同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 所描述的那样。而 “无以为” 则是强调在修养道德时不要带有功利性的目的，尤其不能以功利来衡量道德的高下。
就此而言，孟子的四端说，阳明的良知说，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与老子、道家所追求的纯真的、朴实的、活泼的道德仁义相互贯通。
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具备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便是人人天生本具的善端，而且这种善端的产生与利益得失的计较毫无关系。当一个人看到小孩子快要掉到水井里时，内心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不安之感，并且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冲上去解救，这种善心的产生并非是为了获得社会的赞美，也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亲属，而仅仅是人的内心深处一种天然的冲动。
只要人能够不断扩充这种善念，便自然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阳明的良知学说同样认为，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面对自己内心的思想和外在的人事，自己的良知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一念、每一事的对错，只要顺着对的方向去做，摒弃错的行为，就能成就道德。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先生认为儒学发展到阳明，颇有沟通儒道之意。
简而言之，老子、道家对 “礼” 的批评，并非是简单地去否定礼法、礼制，而是从更为深远的层面注意到了外在形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外在礼仪和内在道德之间的不统一。
也正因如此，道家才会要求从内在出发，从人的本真出发去培育出真正的道德，进而达到 “民复慈孝”、“百姓皆曰我自然” 的境界。
正如有学者（北京交通大学周耿）所指出的，老子认为只有重新回到仁义礼的本源，才能从根源上促使人性的复归，这充分体现了老子对人性与社会更为深沉的关切。
高爱梅老师，龙虎山正一天师派，第六十七代弟子，法名：高三竹，师承：杨羅田法师。现为：诸夏周易文化研究院山西省太原市分院院长，诸夏周易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诸夏周易文化研究院分院主讲师，原平神宁观主持。
她自幼道缘深厚，遍访名山道观，真心求道，逐得众位道长亲传，通晓道家山、医、命、相、卜五术。秉承“天地无私为善自然获福，圣贤有教修身可以齐家”的宗旨。师承后潜心研习已持证书，正一天师道法师证，资深风水命理师证，天师祝由法师证，中华周易著名易医学家证。本着济世利人、阐扬道法之心，为众信消灾除病，解厄祈福，广结善缘，救人度物。
高爱梅作为原平神宁观主持，着实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深厚的宗教素养，堪称极为优秀的典范。
在道观的日常管理方面，她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从道观的建筑维护到内部设施的修缮更新，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神宁观在她的精心打理下，始终保持着庄重肃穆且整洁清幽的环境，那飞檐斗拱、殿堂回廊都透着古朴典雅的韵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宁静与祥和，让每一位踏入道观的信众和访客都能感受到那份神圣与安宁，这无疑彰显了她对道观硬件设施管理的细致入微与高水准把控。
神山，位于云中山下，阳武河畔，是山西省原平市的第一大村。其大不仅表现在面积和容量上，更表现在文化上。神山，素有“望族故里”、“和善之乡”、“文化名村”和“教师之乡”之称，其深厚的人文积淀，造就了一方人才，使之像晋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几百年，至今仍焕发出无限生机。翻开神山村史，有过艰辛，有过辉煌，然历经风雨变换，不变的是她的生生不息和包容大度。真如古话所言：“有容乃大”。
正是神山博大的胸怀，才造就了今日神山百年不遇之奇观。从村西的洪福寺，到村中的神宝观，再到村东的教堂，各种文化聚集一村，为神山文化村作出了最好的注解。而最让人振奋的是神山道教宫观的失而复得。神山神宝观，因复建于原“神宁寺”基础之上，故暂名“神宁观”。尽管改扩建工程只进行了一年，但雏形已现，其规模不亚于甚至将超过原来的神宝观古观。
高爱梅主持对信众的关怀与引导也是无微不至的。她总是以和蔼可亲的态度接待每一位前来寻求宗教指引的信众，耐心倾听他们的困惑与诉求，并用通俗易懂且饱含智慧的话语，依据道教的教义为他们答疑解惑。
无论是生活中的烦恼、事业上的迷茫，还是对宗教教义的不解，经她的开导，信众们往往能豁然开朗，仿佛在黑暗中找到了明灯，在迷茫中寻得了方向。她就像一位温暖的引路人，引领着信众们在道教信仰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践行道教的精神，真正将宗教的力量融入到信众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弘扬道教文化方面，她更是不遗余力。积极举办各类道教文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让本地的信众对道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得以一窥道教文化的神秘面纱，拓宽了道教文化的传播范围。她还注重对道观内文物、典籍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整理，让这些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记忆的瑰宝能够得以妥善保存并传承下去，为道教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爱梅作为原平神宁观主持，在道观管理、宗教活动组织、信众引导、文化弘扬以及对外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她以自己的智慧、热情与奉献精神，为神宁观的发展以及道教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