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定都于何处，逐渐成为了我党领导人重点关心的问题。

首都的选择，不仅关系到新中国的政治中心，更影响着国家未来的走向。

刚开始，毛主席并没有把北京作为首都的首选项，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毛主席最终选择了定都北京？背后又是哪一位“高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呢？

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北京虽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自然条件并不理想。

首先，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靠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寒流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是“苦寒沙碛之地”，气候不仅寒冷干燥，冬季还漫长多风沙。

这种自然条件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也对城市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挑战。

其次，北京靠近北方强敌，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清朝地理学家顾祖禹就曾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居庸当陵寝之旁，北在肘腋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咽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

北京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在历史上，北京就曾多次被外族入侵，从辽、金到元、明、清，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频繁南下，北京屡屡成为战争的前沿阵地。

即使在近代，北京也未能幸免于难，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劫掠无数珍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被列强攻破，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无数的历史教训表明，北京的国防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再者，北京的水资源匮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为一个大型城市，北京的用水需求巨大，但其周边河流多为季节性河流，水资源供应不稳定。这不仅限制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最后，北京的交通条件在当时也并不理想。

虽然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交通便利，但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其交通网络的密度仍有较大差距。

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所在，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才力排众议，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在了南京。

在《建国方略》中他这样写道：“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水陆交通便利，为全国交通之枢纽，实为理想之首都，南京的未来发展，未可限量也。”

然而，不久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继任的袁世凯又将临时政府迁到了北京，随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全国掀起了一股“倒袁”的浪潮。

1924年，孙中山振臂一呼，在广州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从此，开启了国民革命的新篇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化，国民党政权的首都也经历了多次变迁，从广州的革命激情到南京的统一梦想，从武汉的短暂停留到重庆的抗战坚守，再到南京的回归与败退，国民党政权的每一次迁都，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更是历史的转折点。

与之相对应的，我党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多次迁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从此，瑞金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首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来到瑞金，在这里，共产党人设立了外交、军事、财政等九部一局，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大纲，制定了《选举法》、《劳动法》等上百部法律法令。

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开始长征，经过两年零十二天的艰难跋涉，1935年，中共中央终于成功到达陕北，此后，延安就成为了中共中央的驻地。

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众中共领导人运筹帷幄，为中国革命的未来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也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弱小走向强大，从一个地方性政党逐渐变成了全国性的政党！

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在撤离过程中，我党领导人意识到需要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战略指挥中心，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经过多次的考察和权衡，最终选定“西柏坡”作为中共中央的新驻地。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理位置隐蔽且易守难攻，此外，这里临近华北重镇石家庄，交通便利，且是解放区的一部分，群众基础良好。

就是在这里，中共中央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还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9月，眼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九月会议”，毛主席提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间表，并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首都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曾考虑过多个首都备选地，包括哈尔滨、武汉、南京、西安等。

作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城市，哈尔滨北部与苏联接壤，东、西、北三面分别被朝鲜、蒙古和苏联环绕，战略上具有天然屏障，这种地理优势意味着一旦国际形势有变，苏联的援助可以迅速抵达。

此外，哈尔滨位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汇处，交通便利，便于军事调动和物资运输。

而且作为“共和国长子”，哈尔滨是当时中国东北的重工业中心，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高，它的工业体系不仅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还能为全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助力。

考虑到哈尔滨的这些优势，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哈尔滨本身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了出来，比如，哈尔滨地处东北，远离中原地区，不利于对全国的统一管理和控制，而且它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季寒冷漫长，不利于长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活动等等。

之后，毛主席又开始认真考虑武汉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可能性。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近代以来就是我国的商业和工业重镇，而且毛主席对武汉的重视由来已久，从1918年至1974年，毛主席亲临武汉多达40余次，其中两次长留武汉，我们熟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毛主席在武汉提出来的。

武汉不仅是毛主席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也是他生命中最柔软的情感之所。

1926年，毛主席在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与家人团聚了8个月，这是他与杨开慧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另外，毛主席是湖南人，湖南与湖北同属楚地，无论是衣食住行，武汉都让毛主席非常满意，他常称武汉为“白云黄鹤的地方”。

而且，武汉从未做过任何一个王朝的首都，若建都于此，正好能凸显新中国之“新”。

就在这时，有人又提议将西安、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之选，面对众多的选择，毛主席罕见地犹豫了。

就拿南京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曾是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等多个政权的首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也使得南京在人民心理上具有一定的“首都”认同感。

而西安更不得了，它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古都，作为著名的“十三朝古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北临渭水，南依秦岭，四周环绕着潼关、散关、萧关和武关等天然关隘，易守难攻，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对这些城市，毛主席反复权衡，却一直难以抉择，直到一位“高人”的出现，才最终打破了这一僵局。

1949年1月，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在大会召开前夕，王稼祥携夫人朱仲丽去探望毛主席。

王稼祥和毛主席是“老相识”了，早在1931年，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王稼祥，就和毛主席成为了战友，虽然，刚开始王稼祥受王明的影响，一度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存在误解，但在长征途中，他逐渐认识到了毛主席的正确性。

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下“关键一票”，支持毛主席，既挽救了红军的命运，也奠定了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此后，两人在革命道路上始终并肩作战，王稼祥一直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路线，成了其重要的助手。

因此，这次两人刚一见面，毛主席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马上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定都在哪里合适？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和建议，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中央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王稼祥稍作思考后，严肃地回答道：“依我看，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历史上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大多是短命的，包括现在的国民党。从地理位置来看，南京太靠东南，靠近沿海，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容易受到威胁。”

毛主席听后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王稼祥接着分析西安的情况：“西安是古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它太偏西了。在秦汉、隋唐时代，长城就是边境线，而如今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现在的中国，经济重心在沿海和江南，西安的地理位置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

毛主席微微一笑，又问：“那洛阳、开封呢？”

王稼祥回答道：“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黄河水患也是一大隐患。这些城市短时间内难以承担首都的功能。”

毛主席听完后，满意地点点头，接着问道：“那北平呢？”

王稼祥沉思片刻后回答：“北平是最合适的选择。首先，北平扼守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其次，北平靠近苏联和蒙古，虽国界线长，但无战争之忧。

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心理上也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

王稼祥还补充道：“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且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较为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也不会使京师震动。”

毛主席听完王稼祥的分析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连声说道：“有道理，有道理。”

除了王稼祥说的这些好处外，毛主席还想到，北京周围的山西、察哈尔省、河北、山东等地区都是我党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革命力量。

因此他也补充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王稼祥的分析不仅契合了毛主席的思考，也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这次非同一般的对话，成为了新中国首都选址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最终，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正式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决定将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并更名为北京。

这一决定不仅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年的开国大典上，蒋介石曾计划轰炸首都北京，可由于距离太远，飞机无法得到充足的燃料补给，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

定都北京的决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综合多方面因素，深思熟虑的结果。

尽管北京存在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等诸多弊端，但近年来，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调配，比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和生态修复等，已使得北京的诸多历史弊端正逐步缓解，城市面貌和功能也在不断优化……

1、《新中国定都北京研究述略》，宋传信 、郑学伟，当代北京研究，2013.2.25

2、《新中国何以定都北京》，辛向阳 、倪建中，党政论坛，2008.10.25

3、《定都北京的前前后后》，尚鸣，党史文苑，200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