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斯大林急电苏联红军：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1945年初的一个寒冷冬日，波兰边境的一处苏联难民收容所内，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女孩正在厨房里默默地切着土豆。她很少说话，每当有人询问她的身世，她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叫赤英，父亲是中国的老中医...＂。没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国女孩，背后竟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直到那一天，在政委的耐心开导下，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立即发出了一封加急电报。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将军的女儿辗转流落到波兰边境？她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为何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命运的转折：从延安到莫斯科
1927年夏天，在莫斯科的一处公寓里，朱德的第四任妻子贺治华生下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朱敏，她的出生给了朱德莫大的喜悦。然而，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朱德被组织调回国内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艰苦，他决定让妻女暂时留在莫斯科。
这个决定成为了父女分离的开端。贺治华带着年幼的朱敏回到四川成都，将女儿托付给外婆照看后便离开了。此后，贺治华在上海因叛变组织而被处决，朱敏在外婆家度过了童年时期。
1941年1月的一个清晨，延安窑洞前的小路上，邓颖超带着已经14岁的朱敏走向她的父亲。朱敏远远地就看见一个身着灰色军装的中年男子站在山坡上。那一刻，她清楚地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父亲。这是自出生以来，父女俩第一次相见。
在延安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却给朱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见到这个坚强的女孩时，亲切地将她抱起，称赞她是个好样的革命后代。朱德也为女儿的坚强感到欣慰，他看到女儿虽然经历坎坷，却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为了培养朱敏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接班人，组织决定派她赴苏联学习。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父亲，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程。临行前，朱德叮嘱她：＂在苏联要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朱敏在莫斯科期间用＂赤英＂这个名字。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名决定，却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成为了保护她的关键。到达莫斯科后，朱敏因水土不服患上了哮喘，组织安排她前往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
在夏令营的日子里，朱敏认识了许多苏联的少年儿童，他们一起学习、生活，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然而，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明斯克成为了德军进攻的首要目标之一。
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朱敏的人生轨迹。在德军入侵的混乱中，她与其他夏令营的成员一起被德军俘虏。此时的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艰难的考验。
二、战火中的流离：从莫斯科到德国集中营
1941年6月的明斯克，战火突如其来。德军的闪电战让这座城市措手不及。当时正在少先队夏令营疗养的朱敏，与其他几十名苏联少年儿童一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
在德军进攻的第一天，夏令营的工作人员试图组织孩子们向东部撤离，但由于德军推进速度太快，撤离的队伍在白俄罗斯的公路上被德军装甲部队截获。朱敏和其他孩子们被集中在一处临时营地。德军士兵用枪指着这些孩子，强迫他们排队登上了一列货运列车。
这趟＂死亡列车＂行驶的方向是德国境内的劳工营。在长达两周的火车journey中，车厢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战俘和被抓捕的平民。车厢内没有任何卫生设施，食物和水都极度匮乏。每当列车在某个车站短暂停靠时，德军士兵会往车厢里扔进几块面包和一些水。
列车在波兰境内时遭遇了苏联空军的轰炸。在混乱中，一些战俘趁机逃脱，但14岁的朱敏因为语言不通，加上年龄尚小，只能继续呆在车厢里。一位会说俄语的波兰妇女暗中告诉她：＂不要轻举妄动，现在逃跑很危险。＂
1941年7月底，列车最终到达了位于德国东部的一个劳工营。在这里，朱敏被分配到了一个专门关押未成年人的营区。德军对这些少年劳工采取了特殊政策，准备将他们培养成为为德国服务的技术工人。
在劳工营里，朱敏被安排在一个制作军用服装的工厂工作。每天早上5点起床，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接受德语培训。德军并不知道在这些少年劳工中，竟然有一个中国革命领袖的女儿。朱敏始终坚持自己是＂赤英＂的身份，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中医。
一次，一个德军军官注意到朱敏与其他苏联孩子不同的面孔，专门询问她的来历。朱敏用生硬的德语回答说自己是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个回答反而让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特殊对待，因为当时的德国与中华民国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
但这种相对＂优待＂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德军在东线战场的失利，劳工营的条件越来越差。1943年初，由于盟军的轰炸，工厂被迫将生产线转移到地下。朱敏和其他劳工被迫在潮湿阴暗的地下车间工作，许多人因此患上了肺病。
直到1945年初，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德军开始将劳工营的囚犯向德国西部转移。在一次转移途中，朱敏和几个苏联少年抓住机会，趁着守卫疏忽逃入了附近的森林。他们在严寒中跋涉了数日，最终被波兰境内的苏联军队解救。
三、集中营里的秘密抗争
在德国劳工营的三年零七个月里，朱敏以＂赤英＂的身份，展开了一场静默的抗争。她的衣服口袋里始终藏着一枚列宁徽章，这是她在明斯克夏令营时，一位苏联辅导员送给她的纪念品。这枚徽章不仅是一个信念的象征，更成为了她与其他战俘建立信任的重要凭证。
劳工营里关押着来自各个国家的战俘，大多数是苏联人，还有波兰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朱敏虽然年纪最小，但她精通俄语，很快成为了不同国籍战俘之间的联络员。她在工作时会借着送布料的机会，将一些简短的消息传递给其他工作区的战俘。
1943年春天，工厂里来了一批新的德国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位叫汉斯的工程师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他常常找朱敏聊天，询问中国的事情。朱敏利用这个机会，经常以请教德语为由接近他的办公室，暗中观察工厂的生产计划和技术图纸。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朱敏发现工厂在生产的不仅仅是普通军服，还包括一种特殊的防化学武器防护服。她将这个情报通过一个波兰籍的地下工作者传递了出去。后来证实，这个情报帮助盟军确定了德军某个化学武器库的位置。
为了破坏军需品的生产，朱敏和其他战俘想出了很多办法。他们会在衣物的接缝处留下一些细小的针脚，使得成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散开。有时候，他们还会故意将不同型号的纽扣混在一起，导致服装不得不重新返工。
1944年秋天，工厂开始招收德国青年女工。这些德国女工大多是战死军人的遗孀或女儿，对战争并不热衷。朱敏注意到这一点，开始有意接近她们。通过教授这些德国女工一些简单的中国刺绣技巧，朱敏赢得了她们的信任。渐渐地，一些德国女工开始在工作时故意放慢速度，有时还会＂不小心＂打翻装有重要零件的箱子。
到了1944年底，盟军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工厂被迫将生产线转移到地下防空洞。在昏暗的地下车间里，战俘们建立起了一个秘密的信息网络。他们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在工作服上做一些特殊的标记，传递着外界的战况和工厂内部的情况。
朱敏在这个地下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利用自己年龄小的优势，常常能够不引人注意地在各个车间之间走动。她会将听到的德军调动信息用暗号记在布料的边角上，再通过传送货物的方式传递给其他战俘。
1945年1月，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德军开始在工厂内销毁文件。一天深夜，朱敏和几个战俘趁着守卫换岗的机会，偷偷潜入了文件室，将一些重要的技术图纸藏在了各自的衣服夹层里。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证明德军战争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
四、苏联红军的营救行动
1945年1月12日，苏联红军发起了维斯瓦-奥得河攻势。随着战线的快速推进，德军开始仓促撤离，将劳工营的战俘分批转移。朱敏所在的群体在1月15日被编入了第三批转移队伍。
在转移途中，德军的纪律已经开始松懈。押送的卫兵多是年老体弱的后备军人，他们自己也疲惫不堪。1月17日的深夜，当转移队伍经过波兰边境的一片森林时，朱敏和几个年轻的苏联战俘抓住了守卫交接的空隙，悄悄潜入了漆黑的林中。
逃亡的第一天，他们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跋涉。为了不留下足迹，他们走在结冰的小溪中。朱敏的一只鞋在逃跑时丢失了，只能用布条缠住脚继续前进。小组中有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青年，曾经在军工厂工作过，他带领大家辨认着天上的北极星，确定东进的方向。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个废弃的农舍里发现了几个冻土豆和一些干草。这些微薄的食物支撑着他们继续前行。下午，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起初，大家都躲在灌木丛中，直到看清那是苏联T-34坦克的剪影，才终于露出了身影。
开出第一辆坦克的是一位年轻的苏联军官，他惊讶地发现这群衣衫褴褛的逃亡者中竟然有一个中国女孩。当朱敏用流利的俄语说明情况后，苏联军官立即用步话机联系了后方指挥部。很快，一辆军用卡车将他们送到了最近的医疗站。
在医疗站里，朱敏遇到了一位政治委员。这位政委注意到朱敏虽然自称是＂赤英＂，但说起话来却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教养。经过耐心的交谈，朱敏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得知她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时，政委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重要发现。
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得知后，立即下令组织一个专门的护送小组。这个小组由一名上校带队，配备了医生、翻译和警卫人员。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朱敏安全抵达莫斯科，并为她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
1945年1月25日，护送小组到达了医疗站。他们为朱敏准备了全新的冬衣和防寒用品。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护送小组特意准备了一辆改装过的救护车，车内配备了取暖设备和医疗器械。
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护送小组走的是特殊通道，避开了主要战区。每到一个休息点，当地的苏军部队都会提供热食和住所。负责翻译的是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女军官，她用中文和朱敏交谈，帮助她克服了长期隐藏身份后的紧张情绪。
通过设在明斯克的中转站时，朱敏见到了几年前照顾过她的夏令营工作人员。这些幸存的苏联同志紧紧拥抱着她，为她的平安归来而欢欣鼓舞。这次重逢，标志着朱敏艰难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
五、归国路上的曲折历程
1945年2月初，朱敏抵达莫斯科后，苏联政府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向延安发出了电报。由于战时通讯条件的限制，这封电报经过多次转发，直到三月中旬才送到朱德手中。接到消息后，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出一个接应小组，专程前往莫斯科接回朱敏。
在等待接应小组期间，朱敏暂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疗养院。苏联政府特意安排了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专门照料她。期间，她写下了详细的战俘营经历，这份记录后来成为了纽伦堡审判中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1945年4月，中国接应小组抵达莫斯科。小组由八路军派出的两名干部和一名翻译组成。他们带来了延安的信件和一些中国特产。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内战形势紧张，从莫斯科到延安的直接航线无法开通，接应小组不得不选择一条迂回的路线。
他们首先乘火车前往新疆。这趟西伯利亚之行持续了近二十天。途经鄂木斯克时，当地的华侨代表特意在火车站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他们又停留了两周，等待合适的天气和交通工具。
1945年6月初，一支由十几匹骆驼组成的商队护送朱敏一行人穿越天山。这段路程极其艰苦，他们要穿过荒漠，翻越雪山。在一个叫做达坂城的小镇，他们遇到了一支前往兰州的商队，于是改乘马车继续南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朱敏一行终于到达了兰州。在兰州，他们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盘查。接应小组出示了一份苏联政府开具的特殊通行证，这才得以继续行程。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没有走直接通往延安的官道，而是选择了一条偏僻的山路。
1945年8月初，当朱敏的车队接近延安时，八路军派出了一支骑兵小分队在途中接应。这支分队的指挥员是朱敏的一位堂兄，专门奉命前来护送。他们走的都是夜路，白天则隐蔽在山沟里休息。
终于，在1945年8月10日的黄昏时分，朱敏抵达了延安。在窑洞前，朱德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女儿归来。四年多的分离，父女相见的场面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沉默了。当晚，延安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欢迎会。毛泽东专门题写了＂千里归来＂四个字，以示庆贺。
朱敏归来后不久，就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她在会上分享了自己在德国劳工营的经历，这些经历被整理成文，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同时，她还配合新华社的记者，详细记录了那段特殊的战争经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5年10月，朱敏被派往晋绥军区，在那里担任了青年干部培训班的教员。她将自己在劳工营中学到的组织经验和地下工作方法，传授给了更多的革命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