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元史》，就会觉得忽必烈完全是靠着文臣辅佐，他攻打南宋的主要将领都是北方汉人。忽必烈在位的时候，文武百官确实帮了他大忙，他还假惺惺地做了几件事，比如“请军中的儒生听令，听赎为民”，目的就是要收买人心。李瑄之乱后，忽必烈杀了王文统这个与李瑄有姻亲关系的汉人。
随着南宋覆灭，大元皇帝对汉人儒生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低。过河拆桥，这是皇帝们惯用的伎俩，更别说忽必烈本身就是个昏君，不懂仁义礼智信。
1278年，忽必烈以“废黜江南冗官”为借口，向宋朝官员“告身”（委任状），清理了大量旧宋儒臣。
元朝统一以后，全国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
第一类自然是蒙古人，其中包括扎剌儿、蔑儿乞、塔塔尔等数十个蒙古部族“国人”。
第二类为色目人，“色目”一词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不能将其归类为“色目人”。元朝的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各族、西北各族和欧洲人。
第三类为“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地区，尤其是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此外，云南和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是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无心插柳柳成荫”、“汉人”的划分，让契丹和女真与汉族融为一体，加速了“汉”族的融合。
第四个等级，也就是最后一个等级，“南人”，泛指元朝最后征服的南宋境内的人，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蒙语“囊加歹”），都称他们为“蛮子”。在元朝时期，前三类统称“南人”为“北人”。
元朝的压迫，十分残酷。《元典章》记载：“蒙古人与汉人争斗，汉人不能报仇，蒙古人杀了汉人，一般都是以杖刑或兵役抵罪。反过来说，汉人杀了蒙古人，不问缘由，一律处死抵罪，并将家产交给蒙古人处置。
自1279年开始，元廷在夷平了汉城之后，又下令对汉人军队实行军械管制。五年后，元朝下令禁止汉人使用弓箭，各地寺庙神像手中的刀枪都被没收（估计关老爷在关庙中用木刀代替了大刀）。不久，元朝收缴了女真和南宋的所有武器，除了上交给蒙古人使用的上等刀剑外，其余的全部销毁。元成宗时期，元朝两都宿卫军中的汉人是不允许持弓“上岗”的。
元朝的歧视，民族的压迫，都是一种内心的软弱。翻阅《元史》《刑法制》一书，可以看到元廷关于汉人各种武器的详细记载：
凡城内百姓，造弓箭者，杖七十七，家产不足一半……汉人持兵器者，禁之。只有军人，才会不由自主。藏铁尺铁骨录和铁柱杖的汉人，一律禁足。私藏全副（全副）者，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一击，杖责五十七。弓箭家族十副者处死；超过五副者，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者，杖九十七，徒二年。凡弓箭一箭三十支（元杖的罪责是“七”，因为忽必烈“仁慈”——天饶命，地饶命，朕饶你一命）。
生活在“汪洋大海”中的蒙古贵族作为统治者，难免会“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还有许多“以少治多”的妙计，其中“军户制”就是其中之一，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并派遣蒙古、色目监视后两者，使蒙元在一定时期内得以维持。
“自鼎革后（元朝灭南宋），甲氏二十家，北方人（以蒙古、色目人为主）。衣食住行，童男少女为所欲为。”（徐大焯《烬余录》）这些元朝基层的“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初夜权”都是他们的，简直是丧尽天良。许多良家妇女不堪其辱，羞愤自尽。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许多美貌女子的家庭，为了不被玷污，竟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了“舟妓”（一艘船上的卖唱艺人），而不是一名船妓。
元初以来，欧洲人和西域商人来到元朝都城或上都时，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南人在朝堂上，每一次朝堂之礼结束，都要在背后比武，以示臣服。”（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道内情的外地人会认为中国南方人喜欢站在背后，以示“风度”，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逼着做反剪和捆绑，以示对蒙古人的服从。
至于官制，蒙古人为元制百官”。“所以，汉人、南人，都不是当官的。”各个部门的“一把手”，要么是蒙古人，要么是色目人。元朝时期，汉人只有史天泽初期，贺惟一（太平），而这种特殊，是因为忽必烈“不得已”，必须依靠汉人灭南宋，平衡元顺帝。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旨：“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为总管，回回人为同僚。”除此之外，御史“非国姓不得授官”，各道清正司都要选蒙古人为使臣，缺了就以色目世子为子嗣，其次才是色目族”（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官员，多是世袭，形同封建，“汉人、南人，无人敢仰视，跪拜如小吏。”
蒙古人出身于一个普遍奴隶制的低级文明，这决定了他们对待儒生的态度，即“上层建筑”。游牧民族骑着铁骑，摧枯拉朽地灭了金国和宋国，自然把南方当成了奴隶。所以，“九儒十丐”这个词，在那个文明崩溃、礼崩乐坏的年代，是最贴切的标签（“臭老九”就是由此而来）。
元朝歧视儒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的一句话：“以儒为戏者，大元制典，人分十等，一官二吏，先者贵。贵的人，说他对国家有好处。九儒十丐，七匠八娼。卑贱的人，对国家无益。可悲可叹！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的人，就是今天的儒生。”
第二，郑思肖在《心史》中写道：“蒙古律法”：“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七猎八民”、“七匠八娼”。
其三，元人《初学集》中记载：“蒙古人分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虽未提及“儒”，但证明元朝“等级”分类确是存在的。
今人治史，最喜欢的就是“翻案”，博取关注和点击率。为此，有不少人撰文说，元朝对儒生的态度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坏，他们的论据无非是把忽必烈早期的“优待”儒臣，或者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之类的“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就不必细说了。
在科举方面，元朝对科举制的摧残，使原金国占据的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考，江南四十余年无科，到了元仁宗才恢复了“装饰性”的科考，实际上只有三年一科，到了元朝，只开了十六科，每科七十余人，南人只占一半。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元朝时期，汉族士子能走上仕途的只有五六百人，而且他们一生都在官场上，只是大元的装饰品。
读书人，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了“贱民”，“武夫豪士在前，庸庸庸吏在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容颜，圣人之徒，匠人之徒！所以，元朝儒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做“吏”，走教职。吏道肮脏，又要上大官谋位，因为在元朝，官员贪污是常态，清廉才是变态。
至于教职，更是供不应求，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职位都是有限的，比现在两院的“院士”还少，但待遇却很差，从“山长”到“府州教授”，都是“准正九品”。七品只是“芝麻”，不知道九品是什么。因此，“九儒十丐”是元朝社会现实的一种说法，而非遗民愤慨夸大。
当然，也有人说，元朝文风宽广，没有文字狱，这是元朝对士人的“宽容”与“厚道”。这就大错特错了。蒙元统治上层，汉语基本不通。至于那些贪财好色的高官，自然不会在意“字里行间”的字眼，很多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只有三个指头的指纹和三个指头的印鉴。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为官者，大多不会用象牙、木刻、刻印。宰相的近臣，从一品到一品，得旨，以玉书押字。”如此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也不知道。
《塔塔统阿传》在《元史》中记载：“乃蛮可汗，尊（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钱谷。太祖西征之时，蛮国灭亡，塔塔统阿怀印战死，“元太祖问曰：‘有何不可？印有什么用？（塔塔统阿）说：“钱谷出纳，任用人才。帝善之，命塔塔统领为左右侍卫，每有一道旨意，都会用印鉴。”
可见，蒙古马汗流浃背，连玉玺、私章等都没有了。这些“沙漠崛起，毡裘旧俗，尚巫信鬼”的人，根本不会写字，自然不会去编造“文字狱”。所以，元朝的文网之所以松散，是因为蒙古人没有“侦破”的手段，而不是像大元那样的“有容乃大”。至于他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们，则是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自然不会向蒙古人告状。
到了后来，满洲皇族都是汉化的，就连“清风不识字，胡乱翻书”的人，都会被诬陷为嘲讽，送进大牢，处死。相较于满族统治时期的清朝，元朝几乎没有什么文禁，谢枋得叫他“胡虏”，郑思肖叫他“犬羊”，他还写了一首诗：“四十万大军，谈笑风生。”可笑的是，就连元朝的贵臣们，也不忌讳字眼，好色之徒贯云石出身名门，《筚篥乐》中有一句“胡尘不受紫檀风”，这首诗的真迹流传至清朝，收藏家怕被当局迫害，就挖掉了“胡尘”二字，对“文物”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至于显摆清帝文治《四库全书》，修书不如毁书，把“虏”“胡”改成了“烟尘”，“胡尘”改成了“烟尘”，把“腥膻”改成了“狼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亡国即“亡天下””的时代。“改名换姓，就是亡国。仁义充塞，兽食人，人族自相残杀，这就是亡国。”（顾炎武语）头戴斗笠，头戴左衽，头戴斗笠，头发短，这些“形式”都可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华夏文明已经被逼到了“厓山”。
自隋唐以来，汉族士子走上仕途之路，忽然间变得死气沉沉。春风得意的心情，随着马蹄声，夹杂着阵阵腥风，化作了绝望的哀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