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上帝死了”，他并不是真的在宣判某个神的死刑，而是吹响了虚无主义的号角，把追求灵魂完整和永恒真理的理想彻底击碎。进而，让现代人暴露在价值的巨大缺失和极其丰富的生存经验之间的两难境地中。
这不仅关乎宗教，更是关乎每个人存在意义的真实性的问题。
著名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没有上帝的宗教》曾这样说：“神的存在满足了很多人的愿望：或作出有关来世的承诺，或就自然风暴作出解释，甚至与敌人作对。神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关键乃在于人们相信，是神让这个世界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然而，我下面要说的是，这样一种由神支撑价值的观念预先假设了一种信念，即神所代表的价值是一种独立于神的存在。非教徒也会具有这种信念。”
德沃金在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发现了共同点，即承认一种客观的意义存在，这个共同点远比争论是否有一个神存在更为深刻。有神论者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世间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意义的背后，是由某一个神来支配或认可的。
而无神论者并不相信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宇宙中存在着某种“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人感到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要求自己活得有意义，并且对别人的生命给予应有的尊重。
爱因斯坦曾说，他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却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知道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体现出崇高的智慧与最灿烂的美，我们迟钝的感官仅能领会这种美的最原始形态。这种认识和感触，是真挚的宗教信仰的核心。也仅在这个意义上，我和那些虔诚的信徒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重复的日常生活中，突然瞥见自然风貌的壮阔，或者在研究中，发现浩瀚宇宙秘密的精妙，都会产生一种信念，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在奇迹背后，有着一种真实的力量。同样的，这种力量会鼓动着一些人，让他们为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自豪，同时也会为浪费生命而感到遗憾，更会因为他人成就而感到骄傲、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到痛苦。
自然的奇观和道德的真理不仅能够唤起人的敬畏，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敬畏的。这就是爱因斯坦说的“宗教”态度，如果宗教这个词有太多歧义的话，这可以理解为对“意义和价值”的客观态度。
这种客观的态度，承认价值或意义是一种完整并且独立的存在。并承认两种客观性。
其一，是人的生命具有客观意义与重要性。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他们尽量活得“成功”。这意味着活得有意义，接受对自我的伦理责任和对别人的道德责任。不仅是因为我们碰巧认为这是重要的，更是因为无论我们怎么看，活得有意义本身就是重要的。
其二，是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即整个宇宙以及它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不仅仅是一个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是崇高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奇迹。这两个全面的价值判断合起来揭示了生命在两个层面上的内在价值，即自然的和文化的。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特别是从笛卡尔到休谟最后再到尼采。他们怀疑价值和意义的真实性，甚至怀疑人的感觉以及人本身的真实性。在这些怀疑之下，价值要么是一种幻觉，要么是虽然存在，但完全依赖于人的具体想法。比如，他们认为把一个人的行为描述为好或恰当，事实上仅仅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更多人生活会变得美好。又如，说一幅画是美丽的仅表示人们在欣赏它的时候一般会从中获得乐趣而已。
还没等到对客观价值的争辩得到一个定论，人类社会就已经跌入现代，突然进入了一个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状态：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偏见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卢梭的浪漫主义小说《新爱洛绮思》中，年轻的主人公迈出了那探索的一步，即从农村到城市——这对未来几个世纪的千百万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原型。在城市的几个月后，他说“我开始感到这种焦虑和骚乱的生活让人陷入昏乱状态。由于眼前走马灯似的出现了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晕。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没有一样能够抓住我的心，但它们却扰乱了我的情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应当归属的对象。”
在颠覆了传统意义和价值的神圣体系后，现代性的纷繁体验扑面而来，并且时至今日，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信息的过速发展，让人们在过载与麻木之间徘徊，根本没有时间重拾价值的议题，去探讨是否存在一种客观的意义。人们不断地在创造，但似乎并不在乎创造的意义，而仅仅为了创造而创造。
陀斯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人”就曾这样说：我同意，人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动物，命中注定要有意识地朝着一个目标奋斗，要从事工程活动，也就是说，要永远不停地建设新的道路，不论它们通向哪里……人们爱创造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事情难道就不会是这样……他本能地害怕达到他的目的，害怕完成他正在构造的大厦？你怎么知道，也许他只是喜欢远处的大厦而一点也不喜欢近旁的大厦，也许他仅仅喜欢建造它，而不想住在里面。
创造的诱惑，很少有人能抵御，更何况现代世界赋予更多的人以更多的创造手段和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在急速狂奔的物质和意识发展之下，人并不是变得更加“富有”而是更加贫瘠了，越来越多的人怀念曾经的田园牧歌，怀念不必怀疑的绝对价值，怀念那些稳固不变的神圣观念指导下的轻松的生活。
于是现代人陷入了种种的矛盾之中。
我们一方面想要植根于一个稳定而一致的个人与社会的过去，另一方面又贪婪地追求增长——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且追求经验、快乐、知识和感觉能力等诸方面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会摧毁我们以往自然和社会图景，摧毁我们与那些失去了世界的感情联系。
一方面我们拼死地效忠于各个种族、国家、阶级和性别集团，希望他们会给予我们一个牢固的“身份”，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却日益国际化——我们的衣服和家庭用品、我们的书和音乐、我们的观念和梦想的国际化——而这种国际化会将我们的各种身份传播到地图上的各个地方。
一方面我们欲求生活所依赖的各种干净而坚固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追求现代生活和经验的无限可能性，而这种无限可能性是会消除一切价值的。更可笑的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发展出能够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甚至发现了我们命中注定的敌人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把我们推入与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爆炸性冲突之中。
马歇尔·伯曼在他那本描述现代性的精彩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曾说，假如我们把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斗争，一种把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改造为自己的家的斗争，那我们就会认识到，任何一种现代主义模式都不可能是最终的不可变更的。我们最有创造性的建设和成就都迟早会转化成一些监狱和石墓——只要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或我们的子女就将不得不逃避或加以改变的监狱和石墓。
这也是正如马克思和尼采发现的那样，他们坚定地认为，每一件事情都包含着它反面的世界。意义被消解的根源，不仅仅是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和现代价值观的飞速更迭，而是我们的价值判断仿佛是一个在两面磁极中间不断被推来推去的靶子，毫无落脚点。
聪明的现代人，即便举出一个意义的存在，或价值判断的标准，或能够称之为好的生活的模板，就会有另一群聪明的现代人，在他们的反面找出看似不同却足以达到同样目的的东西。
事已至此，那些寻求一条价值公式或意义公理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泡影，而往往解决难题的方法就是回到问题本身。当我们问及什么是人生存的意义的时候，人们期待的答案往往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这可以叫做一种判断。这种思维定式让我们沿着寻找某一个概念作为该问题的答案。
但当我们不拘泥于把“什么”确定为某种概念的时候，也许关于意义的问题，又能够从浮云当中聚拢成型，甚至凝结成冰。
伯曼就将意义引向了一种人与人互动的行为，他说：“沟通与对话之类的活动看来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现代的性质，它们可以回溯到文明的开端，而且它们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先知们和苏格拉底称颂为首要的人类价值。但是我相信，由于主观性和内在性一下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和发达，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沟通与对话在现代便呈现出一种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背景下，沟通与对话既成为一种亟需，也成为快乐的一个首要源泉。在一个各种意义都烟消云散的世界里，这些经验是我们能够依赖的极少几种意义的可靠源泉之一。”
“现代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提供给我们在一起交谈并相互理解的大量机会——有时候那甚至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我们需要很好的利用这些可能性，它们将塑造我们组织自己的城市与自己生活的方式。”
而德沃金在生前最后的时光，把生命的价值归结为人在行动中点滴的“成就”。“你会觉得这愚蠢吗？仅是在感情用事？当你把一些小事情做好时——诸如弹首曲子、扮演个角色、帮把手、扔个抛物线、恭维一下、做把椅子、写一首十四行诗、或是做爱——你在这些事情中收获的成就感和快乐就其自身来说是完整的。这些是生活中的成就。为何生命不能也是一件就其本身来说完整的成就呢？这项成就的价值在于生活中的艺术。”
而后，德沃金用略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口吻说，“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本身是一种物理性的存在，并且这个存在有一定期限。自然是我们肉体生命的轨迹和养分。脱离开自然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生活并且必须做出选择，而我们的选择从整体上决定我们如何生活。”
支撑人们活得有意义的是一种信仰，即存在独立且客观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客观的标准也许并不统一。不同的人也许寻找到的答案不一样，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之下答案也不同，甚至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也会改变。
就好比岁月静好的时候，人们可以谈论爱情和理想，物质富足的时候，人们可以去收集人生的小成就，在充足且不紧迫的选项面前，人生的意义总是有些悠然自得。不过当人们面对种种灾祸，甚至生命的威胁的时候，选择还会被意义所统摄么？
伯曼就曾用一种平静得出奇但却悲痛的笔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完成后不久，我亲爱的儿子马克离我而去了，当时他只有五岁。我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奉献给他。他的生与死使书中如此多的观念和主题贴近了家，例如：现代世界中那些像他一样在家中最快乐的人，最容易受到缠绕着现代社会的各种恶魔的攻击；例如，在运动场上运动、骑自行车、购物、吃喝、搞卫生、拥抱和接吻等日常活动可能不仅是无限快乐和美丽的，而且也是无限不安和脆弱的；又例如，要维持这样的生活也许需要拼死的英勇斗争，可有时候我们仍然失败了。伊凡·卡拉马佐夫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儿童的死亡更加使他想把自己的入场券还给这个世界。但是他没有还。他继续在战斗在爱着；他继续不停的继续着。
如果说，在现代世界中，一切坚固的意义都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寻找的话，那么在极端灾祸之下，人们还能坚守自己对于意义的追求，并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人生弥留之际骄傲于或悔恨于自己的曾经种种么？下一篇《恐怖历史下的意义寻求》就将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