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西柏坡的一间会议室内，毛主席端坐在桌前，目光扫过在座的中央领导人。他缓缓开口：“新中国的政府班子，我们要慎重考虑。”屋内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等待他的下文。接下来的话语却让所有人印象深刻：“有一点可以确定，周恩来必须参加政府工作，他的角色，相当于内阁总理。”

这句话没有经过任何商议，却无人反对。此刻，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全国政权即将交接，新政府的筹备已进入关键阶段。可在党内那么多优秀的领导人中，为什么毛主席会如此坚定地指定周恩来？

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这句话源自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典故，表达了他对周恩来工作的肯定。

在政务繁忙的新中国建设初期，周恩来承担了大量繁重事务，涉及政府组织、经济规划、外交筹备等多个方面。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面临着战后重建的巨大挑战，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在评价周恩来的时候，特意借用这一典故，强调了他的勤勉、才干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早在1949年3月，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明确表示，新中国政府的具体人选尚未完全确定，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周恩来必须参与政府工作，并且将担任类似“内阁总理”的角色。这一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党内领导层对此没有异议。周恩来的特殊性，首先来源于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的核心作用。

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投身于探索救国道路的实践。他与蔡和森等人密切合作，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期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讨论，并策划如何将革命思想传回国内。

在法国，他与邓小平等青年共同学习工人运动的经验，并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国内的革命组织，试图让留欧学生的力量与国内革命实践结合。他们利用在工厂工作的机会，深入接触法国工人阶级，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并借鉴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

回国后，周恩来很快进入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党内重要的组织者。他因在党务工作中的高效和严谨，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负责党内武装工作的协调和组织。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遭受大规模镇压。

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周恩来受命策划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前，他负责调动各方资源，与党内外的不同势力沟通，协调起义部队的作战计划。

在南昌，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重要据点，一度掌握局势，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最终不得不撤离。南昌起义虽然未能建立长期根据地，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首次尝试。

在南昌起义之后，他继续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组织和指挥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在长征途中，红军遭遇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党内对于行军路线和指挥权产生了争议。

在关键时刻，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作为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会议上支持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推动了红军的战略调整。会议后，他作为红军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与毛主席、王稼祥共同负责全军的作战部署。

长征结束后，周恩来继续在党内的军事系统中发挥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被派往国民政府统战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驻国民政府的代表，长期在重庆开展谈判和统战活动。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各方势力交错，局势复杂。

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他代表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争取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场上的更大自主权。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果断采取行动，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放人，并利用国际舆论谴责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使得中共在政治上保持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国内局势进入全面内战前的紧张阶段。周恩来继续在谈判中承担重要任务，他在重庆和南京多次与国民党代表交涉，试图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和平。

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队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和谈最终破裂，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周恩来迅速投入军事统筹工作，与毛主席、朱德等人制定解放战争的作战方针。他在后方负责调度各个战场的信息，确保各大战役之间的协同作战。

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决定性阶段，周恩来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辽沈战役中，他负责组织东北战场的情报和后勤保障，确保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能够迅速围歼国民党东北主力。

在淮海战役中，他负责统筹华东和中原战场的联动，确保粟裕、邓小平等人的部队能够在战役中形成合围态势。在平津战役中，他与毛主席共同商议战术方案，确保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迅速歼灭或接受和平改编。

1949年3月，距离全国解放已近在咫尺，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未来的治理做出战略部署。

会议期间，毛主席明确提出，尽管新政府的具体架构和人员安排尚未完全敲定，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周恩来必须参与政府工作，并将在新政权中担任类似“内阁总理”的角色。

全会结束后，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为新中国的建立做最后的筹备工作。为了确保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框架具备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

这份文件虽然不是正式宪法，但它在当时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基本准则。

纲领的起草过程中，周恩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确保其中的政策既符合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又能兼顾各界的利益和需求。

随着全国解放的推进，新政府的组织工作迫在眉睫。周恩来亲自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组建，这是新中国政府的核心机构，承担全国行政管理的重任。

由于国家刚刚经历多年战争，各方面人才储备有限，周恩来在安排政府班子时，必须充分考虑各个部门的工作需求，并在共产党、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之间进行协调。

为了保证政府的高效运作，他在政务院下设多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财政、教育、外交等领域，并亲自督导各部门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迅速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各项事务中。他不仅需要处理经济恢复、工业化推进等国内问题，还要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国内经济体系几乎崩溃，许多工厂停工，铁路和公路设施损毁严重，农田荒废，市场上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严重。

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试图通过经济压力阻止新政权稳定发展。面对这种局面，周恩来必须在短时间内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恢复计划，确保国家能够迅速走上正轨。

最紧迫的问题是财政和物资供应。全国财政收入微薄，很多地方政府连基本的行政支出都难以维持。周恩来首先采取措施整顿财政，遏制通货膨胀。他要求财政经济部门对全国经济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摸清家底，并组织专家研究稳定物价的措施。

很快，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控政策，严格限制投机倒把，同时加强市场管理，稳定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在货币改革方面，他推动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流通货币，并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使市场供需逐步趋于稳定。

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许多关键设备依赖进口，但由于西方封锁，国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工业原材料和技术设备。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他召集各部门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以重工业为主导，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关键项目。在他的推动下，156项重点工程被列入国家计划，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扩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修建等。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同样高度重视粮食供应问题。由于战争导致的土地荒废和生产力下降，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需求。

为了确保农业能够迅速恢复，他推动农业合作化改革，鼓励农民组织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集中力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他要求各地政府提供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购买农具和种子，并推动水利工程建设，解决灌溉问题。

除了经济建设，社会治理也是周恩来工作的重点之一。新中国刚成立时，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各地仍然存在土匪、黑市交易等不稳定因素。

周恩来推动政府机构精简，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加强法制建设，打击非法活动。他要求公安部门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取缔黑市，打击贪腐，确保政府的公信力。此外，他还推动干部培训工作，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行政水平，使政府机构能够高效运作。

在外交方面，周恩来积极拓展中国的国际关系。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他制定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先后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争取经济和技术援助。

同时，他通过外交渠道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联系，推动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合法地位。1953年，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后续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他的主持下，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逐步展开，工业、农业、财政、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政府的行政效率不断提高，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参考资料：[1]陈家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周恩来的民主观念[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5):6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