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到1979年，美国的通胀率从微不足道的1.4%上升到了13.3%。到了2001年，又回落到了1.6%，几乎与1960年的水平完全一样。在整个周期中，通胀率的上涨和跌落，对经济的成功和失败以及很多其他方面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通货膨胀及其回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决定了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经济，企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美国的经济如何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尽管没人认为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是过去这几十年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唯一力量，不过它的重要性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更大。不弄清“大通胀”及其后果，就不可能解读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明智地思考未来。
稳定的物价为人们提供了安全感，有助于确立一个可靠的经济秩序，它们就像安全的街道、清洁的饮用水和可靠的电力供应一样。只有当它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其重要性才会被人们注意。20世纪70年代的物价状况就曾让美国人惊恐万状，在大部分年份里，大范围的价格上涨都是常态，就像一场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雨，有时候淅淅沥沥，有时候则势如倾盆，但是，它就是一直下个不停。一周又一周，人们不知道在食品、公用事业、电器、衣服干洗、牙膏以及比萨饼上的开销到底是多少。人们无法预知自己的薪水是否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人们无法做计划，他们的储蓄风险丛生。看起来没人能控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令人烦恼不已、充满幻灭感的体验，使美国人对自己的未来和领导人的信心大打折扣。
通货膨胀会产生影响广泛的后果。毋庸置疑，高通胀破坏了经济的稳定性，并导致了严重程度递增的四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69~1970年、1973~1975年、1980年和1981~1982年），1982年年末，失业率达到了10.8%的峰值。高通胀降低了生产率的增长，进而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升。此外，高通胀还导致了股票市场的低迷——1982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甚至还达不到1965年的水平，并导致了影响到美国农场主、美国的储蓄、贷款行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反通货膨胀”（Disinflation）——带来了利率的降低，进而推高了股票价格，后来，又推升了住房价格。这一反通胀政策促成了过去1/4个世纪的繁荣。在1982年以后的20年里，经济周期有所缓和，我们国家只经历了两次轻度经济衰退（分别为：1990~1991年和2001年），两次轻度衰退共持续了16个月的时间。1992年6月，失业率达到7.8%的顶峰。随着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的上涨，美国人觉得自己更富裕了，所以，他们大把大把地花钱，一股强劲的“购物狂潮”随之产生，同时，储蓄率则逐渐下降。美国人对汽车、计算机、玩具和鞋子等商品永不满足的胃口，刺激了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但另一方面，这次持续很长时间的繁荣也助长了人们的自鸣得意和疏忽，最后，这种情绪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动荡的形式达到高潮，2007年和2008年，这些动荡突袭了经济生活。
经济可以永远增长的信念本身破坏了经济的增长。最初是通胀率和利率的降低，后来，先是股票价格上涨，随后，住房价格也提高了，这些变化触发了投机狂潮。人们开始认为，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只能上涨。这种令人迷醉不已的念头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后，价格便上涨到了疯狂的危险高度，并导致了2000年股票市场和2007年住房市场“泡沫”的破裂。住房贷款发放给了那些信用很差的购房者，而且只需很少甚至完全无须首付款。住房在明天的价值永远会高于今天的预期，让贷方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事后看来，那种自圆其说、文过饰非的信贷标准注定会在劫难逃。当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违约时，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终结了，住房价格开始下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在抵押贷款证券上的投资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进而，经济陷入又一次衰退（或者濒临衰退的边缘）。
不得不说，现在的经济问题仍然是通货膨胀及其回落所造成的另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虽然住房市场崩溃的直接原因在于太过宽松的借贷，但是，宽松借贷政策的背景和推动力则在于对房地产价格将会永远上涨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产生的土壤则是反通胀政策和利率的下降。这一后果与经济体系之外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有更多的联系：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就在那里，但我们就是对其视而不见。我们不妨看看公司对待员工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数十年内，政府和大公司结成了一个非正式联盟。政府发誓要掌控经济周期，将经济衰退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完全消除衰退；大公司则信誓旦旦地要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并要为他们提供经济保障——安全的工作、充足的健康保险以及可靠的退休金。
但是，当通货膨胀打破了政府控制经济周期的承诺时，这一隐形的经济契约便土崩瓦解了。20世纪80年代成了公司行为改变的分水岭。如果公司不能提高产品的价格，那么，他们便会削减成本（而且也确实这么做了）。裁员、“重组”以及为了让人提前退休而“买断”等举措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广为人们接受。结果很矛盾：1982年以后，尽管总体经济状况越来越稳定，但个人的不安全感却在逐渐增加，因为公司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守战后数十年形成的行为规范了——保护员工的工作、使员工免受破坏性变化的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新资本潮”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是通过控制工资和物价所造成的紧张来完成的。此外，它还纵容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和中产阶级、穷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我们再来看看“全球化”，这是一个通过贸易、资金和信息的流动，使各个国家的经济更加一体化的过程。虽然我们还没有将这一过程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不过我们确实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如果美国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20世纪70年代的状态——深受难以应对的通货膨胀以及最严重经济衰退的困扰，那么，美国就不会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倡导全球化的那种信心。当然，美国的领导者并没有在那种经济状况下尝试过，不过即使他们呼吁了，也不会有人听。经济稳定和经济活力的恢复源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这种经济状况使美国领导者获得了追求国际主义政策的资格。同样的力量还让美元——作为在国际贸易中首要全球货币的角色——获得了新生。公司和个人都认为，他们可以依靠美元来购买和销售商品，可以将美元当做既能促进贸易，也能促进资金跨境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很多我们认为正常的事情以及常规的事情，不是源于通货膨胀的经历，就是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决定性影响。购物狂潮、资本潮这一词汇的再现以及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就是其中的三个例证。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通胀水平是由国际市场高企的石油价格和食品价格推动的。通胀率是继续上升，还是回落到无足轻重的0~2%的范围（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通货膨胀水平下，价格的变化幅度很小，对大部分美国人和美国企业都几乎不会构成任何影响）。可以说，微不足道的通胀率似乎无伤大雅，但是，“微不足道”逐渐升级，最后愈演愈烈。
从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打出第一口现代意义的油井算起，世界原油市场已经走过了近160年的历程，期间有纷争、喧闹，甚至是血腥、暴力，但同时也逐渐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原油国际贸易体系和价格体系。可以说，现代石油工业的历史就是现代经济发展史的缩影，现代石油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当今这个伟大的世界。尽管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新能源蓬勃兴起，电动汽车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传统的石油工业面临全面转型的巨大压力，但预计未来50年左右，原油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次能源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从国内来看，20世纪60年代，大庆、胜利等大油田的相继发现和开发，改变了中国贫油的状况，原油甚至一度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然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于1996年又重新成为了原油净进口国，目前进口依存度超过了65%。石油工业的变迁也需要业界对于石油安全、产业改革、市场建设的理念不断地进行思辨。
21世纪以来，世界能源产业包括石油工业的内生和外在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以页岩油、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资源的大规模生产，还是整个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无论是世界原油贸易和流向的新格局转化，还是原油定价体系的标准化；都为整个产业链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压制不断上涨的通胀率最轻松的办法，就是允许（甚至促使）经济衰退的发生，因为衰退可以通过更高的失业率、对商品和服务更少的需求以及闲置产能的更多过剩来抑制工资和物价的上涨。但是，几乎没人喜欢这样的衰退，同时，公众要求避免衰退或者将衰退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压力始终很大。事实证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对这一两难处境的应对方式弄巧成拙，而且是错误的。我们对当下痛楚的接受程度很低，以至于我们的忍受非但没有带来未来的收益，反倒在未来遭受了更大的痛苦。通胀率上升，衰退变得更加严重。起初，通货膨胀的经济成本并不很明显，甚至，通货膨胀最初的影响常常令人欣喜。人们和企业都相信，自己的收入更高了，他们沉浸在“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中——这是一种更高的工资、薪金和利润就意味着购买力的真正提高的幻觉，但事实上，它们不过是对通货膨胀具有欺骗性的副作用的反映。当人们面对现实觉醒时，通货膨胀已经在工资和物价变化中构建了强大的滩头阵地，这些变化已经很难扭转了。自此，“通货膨胀心理”和工资—物价的螺旋性上涨已落地生根。
“大通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教训是：应该把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它就变得越难处理。这个教训值得吸取，但是，随着关于“大通胀”的记忆慢慢淡化——很多美国人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大通胀”——它带给我们的教训可能也会最终消失。从表面看来，通货膨胀的危害可能并不十分危险，所以，只有再经历一次，我们才会记起它毁灭性的力量。回顾历史的作用之一，就是防范错误的发生，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获取正确的历史。自我改善是美国一个效力强大的美德，但是，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也曾多次将我们引入严重的困境。面对经济改良颇具诱惑力的诉求，怀疑主义并不一定就是悲观主义或保守主义，事实上，它常常是明智的现实主义。
过去一年，由于GDP断崖式下降，股市连续熔断，数百万人口一夜失去工作，美国开启印钞机。截止目前，先后放出的纾困总金额高达5万亿美元，整整相当于日本2019年全年GDP，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救市操作的六倍之多。近日，美国又欲将推出一项规模高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应对疫情对家庭及商业造成的冲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放水，生生把美股从谷底推到历史最高点，吹出了世界马斯克首富，吹出无数自以为成功的风口之猪。代价是，美国财政赤字也在去年12月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赤字率高达61％，超过二战最高峰的两倍。
克里斯认为应对金融监管系统进行改革。无论你是否同意克里斯关于美国银行业现状的观点，从未来通货膨胀的角度看，大规模货币化财政赤字所造成的风险以及美元贬值风险都是引人深思的。克里斯可谓是金融史详尽发展过程的大师，他的侧面及反向思维方式是对传统智慧的挑战。就像我一样，也许你也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是通货紧缩，因为疲软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正表现出严重而强烈的通缩趋势。但克里斯正确的指出，最终，大规模货币化财政赤字会在中期导致期望和实际通货膨胀。事实上，利用人们预期之外的温和通货膨胀作为手段，消除公债的真实价值并避免私有板块的债务通缩，这种行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历史很可能会重演，而美国债务的到期日已经不远，美元存在贬值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胀风险，再加上美国的外国债权国终止为美国赤字融资的相关风险，都会对这些通胀偏见形成限制。市场的确会失灵，而在充满非理智情绪的市场经济中，则会经常失灵。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利用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政策作为私有需求疲软时的应对措施，来防止破坏性银行挤兑现象的出现和经济活动的垮台。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终可能变成一种误导，创造出道德危机和大规模财政赤字与债务，而这样的事实并不能用来否认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与误导性政策无关的私有市场失灵引发了资产和信贷泡沫，并由此引发了公共部门的救助行动。用市场本身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手段，并不能够起效，因为在恐慌和非理性萧条时期，市场的失灵是由于私有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存在集体行为问题。但尽管如此，就泡沫和随之而来的危机是由不当的政府政策所导致（传统保守观点与奥地利学派观点），还是由需要政策响应的市场失灵所导致（自由派和凯恩斯主义观点）的问题，依然是个争论不断的话题。克里斯接纳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但大萧条的历史事实证明，太多的熊彼特主义“创造性破坏”，会导致缺乏创造力的破坏性萧条。从另一方面来讲，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的一切，说明给行尸走肉般的银行和公司留下活路，会导致持续性的近似萧条现象。总之，美国为了收支相抵，将债务和通胀发展成一种美德。在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人已经养成了以极端方式从未来借钱的习惯，并把它转化成经济的核心道德规范。当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无限量印钞带来的通胀最后还得由全世界来为其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