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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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太原市东山王家峰村出土了徐显秀的墓葬。经考证，该墓葬应是武安郡王徐显秀，武平二年，即为太尉。此墓壁上绘制了一副规模宏大的墓葬壁画，色彩鲜明，细节完整，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意义。
徐显秀墓壁画笔法细腻，色彩丰富，尤其是在墓葬北壁上所绘的一副表现了墓主人夫妻宴会场面的宴会画面（图一），具有极高的音乐研究意义。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旨在发掘出作品中所蕴含的音乐因素。
一、乐器演奏图像考弹奏这一曲的女子，穿着一身白衣，怀里放着一把白色小箜篌，右手抚动琴弦，而她的左手则是被一名端着茶水的女子给挡住了。
这把小箜篌是一把纯白色的木头共振凹槽，呈直线状，上部微微翘起，共振凹槽宽大，琴首饰有黑色的钻石状花纹，没有承轴，在共振凹槽下方用一条细长的圆形木梁张弦，总共十七条弦。
弹琴的人站在那人的身后，手里拿着一根笛子。笙嘴长而笔直，有一段被前方的一竖孔笛盖住，从演奏的姿态以及整个乐器的外观来看，应该是笙。
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十部乐中西凉乐、清商乐、龟兹乐等都有使用笙，以不同乐器的音色，通过不同乐器的弹奏，使之变得更加丰满、柔和。
徐墓宴会画中的这只长笛，其笛口呈直线，与常见的弧形笛口不同，这种长笛头具有充足的支撑力，能产生更多的自然和谐的音色，应该适用于典礼上。
帷幕右边，一位身着青袍，手持曲颈琵琶的乐师，面容白净，颔下留着八字胡。他将一张四弦曲的琴头放在了左边，与左边的琴手一样。
它的外壳是一个长梨型，在板上有两个对称的半月形的音窗，从喇叭到琴颈的连接段比较细长，弯曲，四弦。
在隋唐之际，高士阶层对屈项式琵琶的喜爱，在隋朝的禹宏墓中，一名身穿长袍、高靴的外国乐师，高鼻梁，眼窝深陷，手里拿着一只曲项琵琶；
其音箱也为长梨形，琴体轮廓和徐墓中宴饮图内的这件琵琶十分相像，但这件面板上未见雕刻音窗。
其演奏手法与徐墓宴饮图中的琵琶相似，乐师将琴头向左倾斜，右臂夹琴演奏，只是没有执拨演奏，而是用手弹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尊玉项琴师的旁边，还站着一位穿着长袍，穿着高靴，高鼻梁，眼窝深陷的男子。只见他面朝右侧，望向演奏曲项琵琶者，两手一前一后将笛执于右侧吹奏。
这种笛与琵琶的组合同徐墓宴饮图中的完全相同，再加上周武帝于北周时抚箫而奏之情景，可以推断出，在两宋之际，“箫”与“曲项琵琶”的结合，已成为当时的朝廷和上流人士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形式。
弹奏五弦琴的乐师，穿着一身红色的袍子，双手握着一只五弦琵琶，弹奏的时候，他的左手和一些乐器都被前方的乐者挡住了，只有一段露在外面，与左边的曲项四弦琵琶相比，这只乐器的体积要稍小一些，上面还刻有两个半月形的声音窗口。
五弦琴，又名五弦，起源于中亚地区，在印度得到了发展，盛行于中国的唐、宋两代，并常与屈项琴合奏。
笛子手坐在帷幕的最右边，面容白净，似乎是在弹奏一种类似笛子的东西，但画师却没有画出他的乐器。从画中这位乐师的姿态来看，他所弹的是一种笛子。
在隋代虞弘墓浮雕中有一组曲项琵琶与笛相对演奏的图像，在云冈石窟中也有横吹笛与拨弦类乐器相组合的形式，可推测在这一时期，横吹笛与弹拨类乐器组合的方式较为流行，所以此处乐器应为横吹类笛。
拿着铙钹的人，穿着一件棕红色的袍子，站在帷幕旁边，双手托着一面金色的铜钹，形状像是一个圆形的盘子，里面有一块凸起的地方，乐者用它来敲击乐器。公元前以后，波斯人把铙钹带到了印度，隋代的天竺音乐中已经出现了铙钹。
二、丝绸之路北线的音乐传播天兴二年，北魏完成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由平城迁入，大同便成了“丝路北线”上的一条关键终点。高欢趁北魏内乱之机，夺取了东魏兵权，以晋阳为别都，建立了宰相府，使晋阳成了一个富庶之地。
在北齐时期，由于西安、洛阳等地的“丝路”被西魏、北周等国所阻断，晋阳这一“别都”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原在“丝路塞北线”的要隘，由塞外传入的西方文明对其音乐、美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徐墓夜宴》中所用到的众多西方音乐，就是西域文明在这里广泛流传的最好例子。
在帷幕的右边，是一位乐师，他的手中拿着一把五弦琴，这把五弦琴是一把有半月形的音窗，比起旁边的曲项琵琶来，这把琴要纤细许多，而乐师手中的琴弦，也要比旁边的曲项琵琶要小上许多。
在五弦琴手旁边，是一位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正在弹奏一首曲子，他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的袍子，腰间系着一根黑色的钉子，脚上踩着一双靴子，给人一种狂野而又豪迈的感觉。
前面已经说过，隋朝于鸿墓葬的棺柩前壁刻画了一名高鼻梁、深眼的外籍乐师，他拿着一只屈项式的琴来演奏，其喇叭的外形和演奏手法，与徐墓这一曲大致相同。
虞弘是中亚的鱼人，他的陵墓中雕刻着精美的壁画，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宴会的气氛也充满了西域的味道。由此可见，徐墓中出土的这只曲项琵琶，应该是保存了原本的西音风格。
帘幕左边的女子乐队弹奏的四弦曲项琵琶的喇叭呈半梨形状，与右边男子抱着的带有音窗装饰的四弦琵琶相比。
喇叭稍大，身腹宽大，颈部稍短，弹奏方法大体相同，但是手上握着的拨子却要小得多。此琴与云冈石窟16号洞室所出土的相同，均为短颈宽口喇叭状。
通过对三种乐器的形态和演奏方法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平城与晋阳的乐器在形制、组合方式和演奏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徐墓中所绘的琵琶形象，无论从造型还是表现手法来看，都与北魏云冈石窟及北魏司马金龙墓葬的音乐特征有很大区别。
北魏是鲜卑的国家，所以从西方传入这里的音乐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基本上都保持着细长的琴身，演奏的时候可以横着拿着，方便骑马。
再过数十年，晋阳高门徐显秀的墓葬也出土了类似形制和演奏手法的乐器，可以推断，这些来自西方的音乐，很可能是沿“丝路北疆”的路线，途径大同，到达太原。
三、北齐时期中西音乐的融合现象从音乐的种类来看，这面墙上的八种音乐，除汉族的“笙”、“箫”以外，其他都是来自西方的。在音乐类型上，主要有七种，其中以西域音乐为代表的五种，占据了全部乐器的2/3。
在这些乐器中，有四种是以弹拨乐器为主，琵琶为辅的乐器，有三种是琵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汉族的上流阶层对西方的乐器是非常喜欢的，这也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中原和西方的音乐在文化的交融。
在乐团的最前面，有曲项琵琶、竖箜篌等，它们的声音非常的明显，可以让人看到它们的表演技艺，它们应该是乐团中的主要乐器，担负着音乐的主干旋律；
而汉族的吹笙、笛等，被置于中列，起着衔接、平衡弹拨型与打击乐器的音质，演奏出和音、添花、丰满的曲调。
在这一行中，两把敲击声起到了烘托和充实的作用。整个乐团都是一个小乐团，从琵琶的数目及在乐团内的布置来看，都显示出它的主要演奏乐器。
所以，从乐器意象的分布上判断，该乐团是一种以西域乐器为主，以琵琶为主的中西混音乐团。
在这种以西方乐器为主体的西洋乐种中，所用的西乐，无论从造型还是表演手法上看，都没有太多的汉化改进迹象，表明在北齐，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仍然处在萌芽状态。
这种“中西合一”，既包括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了与北地鲜卑人等北地各民族的交融。
四、乐队编制体现出的中原礼乐观念中国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皇帝以“乐”为开端，确立了一套明显的尊卑秩序。自此，“礼”在中原生根发芽，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礼”。
它对周围的一些民族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他们在借鉴汉族的同时，也试图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标准体系。
虽然在政治礼仪方面，汉族人对鲜卑化和西胡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其政治礼仪却是深受其文化传统的“礼”之害。其整体理念就是要使整个乐团整体对称，和谐稳定。
这种均衡对称的礼乐思想，也表现在这些壁画上：八个乐团，按照性别和数量对称地排列在墓主人夫妻所坐的幔帘两边，并且在它们的分布上，有着比较明确的对应关系。
有了这样的对称标准的演奏，再加上同样的乐团，就可以想见，它的声音肯定是均衡典雅的，突出了传统的宫廷乐曲。
这种在乐团中呈现出来的对称与对应的排列，随着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诸如吃、穿等表面的物质文化，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转变，但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最深层的精神文化却难以被轻易地改变。
徐显秀在鲜卑化的汉朝任职期间，受到了鲜卑化和西胡化的影响，穿上了貂皮大衣，还请了不少西方乐师演奏，但在某些细节上，还是能看出汉族传统文化和礼乐观念的深刻影响；
在一群窄袖、高靴的乐师和随从中间，坐在最中央的是一位穿着汉族传统长袍的女子，她穿着一件宽大的长袍，与壁画中的其他女性截然不同。
他又看了看两边的乐团，虽然都是西洋乐器，但从乐器摆放的位置，以及相应的乐器的摆放，都能看到和谐的声音中，蕴含着“和”的美学理念。
五、结语从上述徐显秀墓葬的壁画画面来看，晋阳一带是一个深受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但是，这一融合还处于初级时期，无论从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编制，还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混杂乐队来看，都还保持着明显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
这些乐器和乐队的组合形式，为我们了解北方社会的音乐生活状况，以及晋阳地区与西域诸国及北方各族之间的交往与交融，积累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