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的2个月中，短暂地统治巴黎并且宣布要接管法国全境的政府。由于公社卫队杀死了两名法国将军加上公社拒绝接受法国当局的管理，终于导致了被称为“流血周”的严厉镇压。事件结束后由于评价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倾向于资本主义或中立者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被认为标志当代世界政治左翼运动崛起光辉起始里程碑，影响广大深远。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认为它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无政府主义。但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的国家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因为巴黎公社建立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军队。

背景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起义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战争的惨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人阶级持续增长的不满情绪，这要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发生在里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起义。

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是于1870年7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结局却是法军惨败。1870年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称为“国防政府”。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战争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一个与此相联系的但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是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要求汇总起来变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巴黎公社掌权期间摧毁旺多姆圆柱

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现在已成为新的德国）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

当时巴黎有30万市民都是名为“国民自卫军”的市民武装部队的成员，这支部队迅速扩张以协助保卫城市。自卫军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包括激进分子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他们进一步组建了一个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包括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并且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击败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以组建新的国民大会。

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协助，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发行的公债）搬离了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尔高地。

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目前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

巴黎公社的产生和性质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帝国政府和临时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一幅描写妇女和儿童帮助搬运两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上蒙马特尔高地的现代素描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尔的克劳德·勒孔特将军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雅克·莱昂纳尔·克莱芒·托马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于是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说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作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作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现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社会法案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妇女选举权；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原主人可以获得补偿；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街垒，1871年3月18日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纳塔莉·勒梅尔，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著名形象如路易斯·米歇尔，“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后来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布兰彻广场。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