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游击战术是我军的著名战术，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正是靠着这种战术，我军给日军带去了不小的损失，并最终赶走了侵略者。

不过，由于这种战术太过出名，让当时连连吃瘪的日军也意识到了该战术的厉害，因此，日军也曾尝试学以致用。

但最终，日军不仅没能取得想要的战果，反而在精心训练后刚一出场就被我军识破，并遭到痛击。

所谓游击战，其中的“游”指的是走，“击”就是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在游动中对敌人展开打击。

游击战的概念其实渊源很深，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年吴楚两国交战，吴王阖闾采纳伍子胥建议，派出多股小部队兵力对楚国多个地方展开袭扰，时间长达数年之久，搞得楚军疲于应付，最终在大决战到来之际，被吴国一举击败。

之后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又设“游击将军”一职，所执行的操作大致也是对敌实施袭扰，其得力干将彭越，就曾率领过游击军，专职负责对付楚军。

在《握奇经・八阵总述》这本书中，就有一段对“游击”相对精准的定义：

“游军之行，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陈（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

所以说，游击战术在我国的军事史上是有着渊源历史的，不过，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并成功运用到战争中，取得累累战果的，自然是我八路军。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游击战术就是我军的一种重要战斗方式，当时我军力量相对弱小很多，正是靠着游击战，并依托于各根据地，方才让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而在抗战时期，游击战术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八路军与新四军在广泛深入敌后。开拓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发动以及武装群众，在各项物资、武器均极度匮乏的当时，利用游击战术，创造出极为广阔的敌后战场，给敌人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为什么渊源悠久的游击战术能在抗战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并被广泛应用呢？很简单，就是在以往游击战经验的基础上，毛主席通过不断的实践与总结，创造性的总结出一套更适合中国特色的游击战理论和原则。

这个理论和原则，用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这种理论和原则的指导下，我八路军广大官兵，充分将游击战发挥出了更多的花样与版本，比如我们熟悉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均属于游击战形式的一种。

总而言之，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在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下，运用游击战术，在当时抗击着高达64%的侵华日军以及数量更多的伪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作为被打击的一方，日军在我军游击战术下，可以说是叫苦不迭。

有很多相关的影视作品，都演绎了这一点，当时的日军就发现，八路军不仅怎么打都打不掉，反而还越打越壮大。

对此，日军是伤透了脑筋，但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应对办法。

不过，日军中也不是没有聪明人，在1944年时，盘踞在山东文登一带的日军，就琢磨出一个“向八路军学习”的主意。

当时的情况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吃瘪，被美军疯狂爆锤，在中国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与此同时，日军还听闻一个消息说，美军将在山东沿海登陆，与中国的军队一起对日军进行打击。

尽管这一消息没有得到确凿证实，但可把当时叛军在山东文登一带的日军给吓坏了。

文登，即现在的威海文登区，这里距离海洋的直线距离并不远，而一旦美军真的在这里登陆，那么势必会给日军造成迅速打击。

更重要的是，由于太平洋战场的需要，不少精锐日军被抽走，因此，留在文登的日军力量，是无法对有可能登陆的美军形成太多抵抗的。

怎么办？如何应对？这成了当时日军苦恼的一个问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后，有一个日军军官突然就想到，近几年来吃尽了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苦头，不如我们也学学，只要学会，到时候即便是美军真的来了，也可以跟美军打游击，这样就可以保存住一定力量，坚持到主力的到来。

从这里我们就能得知，当时尽管日军在形势上已经日暮西山，但还做着东山再起的春秋大梦，殊不知，他们的主力部队早已被锤得稀巴烂了。

言归正传，带着这个想法，日军发挥出了极高的行动效率，展开了疯狂的学习八路军的魔鬼训练。

具体都训练什么呢？首先，就是学习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作战方式，而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日军舍弃了汽车等交通工具，还专门挑选山区等道路，每天就是在山里进行诸如行动转移、攻击指定目标等、

反正就是，把平日里他们遭到八路军的袭击过程，进行再现，从中间找出八路军的优点，并一一琢磨学习。

而在训练一段时间后，效果确实明显，甚至在行动方式上已经有了八路军的影子。

当然，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毕竟这还是停留在训练层面上，而需要验证训练到底是否成功的最好办法，那就是来一次实战。

而实战的对象，自然是八路军，不过，在实战之前，日军又发现一个问题。

啥问题呢？就是形象问题，当时日军想着组织一支便衣侦察队对八路军机关进行袭击，但若是直接出动，恐怕一眼就会被人出来，毕竟当时日军普遍低矮，加上一些行为习惯，是很容易露出破绽的。

因此，日军就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而训练的科目，就是如何更像中国人。

首先在形象上，日军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尽可能选拔部队里身材更高的士兵，选完人之后，日军又找来几个汉奸，开始了封闭式的魔鬼训练。

几个汉奸的任务，就是教日军怎么模仿中国人，包括说话的神态，日常的行为举止，甚至为了达到训练效果，当时日军还特意规定，不得使用日语。

而负责训练的汉奸也是当地人，他们为讨好日军，在教导时相当用心，而在他们极为用心的指导下，这群日本兵进步显著。

到了最后，这群日本兵不管是在说话上还是在动作上，已经基本与当地的百姓无异，甚至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看到训练的效果如此显著，日军军官也是高兴至极，而他在经过一番检验后认为，这支便衣侦察队，已经可以去执行行动了。

于是，在挑选好目标以及日期后，日军的便衣侦察队出动，准备对我八路军在当地的一个机关驻点实施袭击。

但结果，这支便衣侦察队刚出门不久，就被我八路军轻松识破，随后遭到了八路军的狠狠痛击，被打的七零八落后狼狈逃了回来。

回来之后，日军军官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在装扮上、在言谈举止上已经能以假乱真，为什么还会被八路军识破呢？

这个问题，让日军想了好几天，而在经过一番调查后，日军终于找到了此次行动失败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群日军确实装扮的极像当地人，并且在说话和行为上也与当地人没什么区别，甚至为了更像，他们还特意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因此猛一看，还真像当地的农民。

但问题还是出在装扮上，虽说衣服是与当地人没啥不一样，但这支侦察队的成员，却每一个人都戴了一顶崭新的瓜皮帽。

所以，在他们行动时，最开始我八路军也确实把他们当成了当地人，但在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却带着一顶崭新的瓜皮帽后，当即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至于为何会多此一举戴一顶瓜皮帽，说起来原因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原来，日军虽说善于学习，但也有固执的地方，比如在军服上，日军军令里有这么一个规定，要求只要士兵走出营地，就必须戴帽穿鞋，不能光头赤足，凡是违反者，均会被处以相应惩罚。

而那支出去执行任务的便衣侦查队，他们的长官认为自己虽说身着便衣，但依然是正规军人，因此，对于这条军令也得严格遵守才对。

但是，戴军帽显然不行，这样就会暴露真实身份，可又不能不戴，最后负责后勤的日军军官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估计是汉奸出的主意），就给这群日本兵一人发了一顶瓜皮帽。

于是，“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个个头上却戴了一顶崭新的瓜皮帽，尽管这群人在行动上已经很像当地百姓了，但这套极其不搭配的装扮，一样就被八路军看出来了不对劲，毕竟，当地真正的普通百姓，没人会带这种帽子。

而在第一次行动受挫后，日军也调查出了原因，在找出问题所在后，他们又开始研究如何改进，最终的决定是，可以不戴帽子，但头上必须有遮盖。

但用什么东西遮盖才能不被怀疑呢？当时一个日军军官就说，他见到中国的农民，很多都在脑袋上裹上一块白毛巾，所以他建议，让便衣侦察队每人也来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

不得不说，这个日本军官观察的确实挺细致，确实我国的百姓有在头上裹白毛巾的做法，并且还很多，因此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但一番装扮之后，日军的第二次行动再次被我八路军轻松识破，并再次遭到痛击，这次可真是把日军气坏了，但一番调查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头上裹毛巾确实是中国农村中常见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也不是全国都有，基本上以山西、陕西一带的居多，至少在文登乃至整个山东这样的地方，是很少看到的，所以一群带着各种颜色毛巾的“农民”出现在路上，自然会被我八路军怀疑。

而就在日军找到二次失败的原因之际，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便衣侦查队的成员，一个接一个病倒，均是高烧不退、腹泻不止，经过诊断，确诊为伤寒。

好好的怎么会得伤寒呢？调查了一圈，日军才知道，原来这批毛巾，是伤寒病人用过的，所以上面可是带有大量的病菌。

而毛巾的来源，是之前的汉奸提供的，但等到日军去找汉奸算账时才发现，一直对他们毕恭毕敬的汉奸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参考资料：《解放文登——伏击战》、《陆军铁帽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