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北大荒的知青岁月，总会想起那个让我一夜未归的夜晚。那夜的寒冷与恐惧，如今想来，竟是如此甜蜜的回忆，因为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
1969年的冬天，寒风凛冽，我和二十名知青来到了北大荒建设兵团。一下火车，刺骨的寒风和齐膝深的积雪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在连队安顿下来后，每人分到一床棉被和一个铺盖卷，连长再三叮嘱我们要省吃俭用，因为每月的粮食定量就那么多。第一个月，我们还能依靠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勉强果腹。可是到了第二个月，肚子就开始抗议了。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零下三十多度是常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我们的饭量比在城里时增加了一倍不止。每月45斤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没几天就见了底，晚上躺在炕上，我们常常饿得睡不着，听着肚子咕咕叫，连做梦都梦到大白馒头，醒来却只能喝凉水充饥。
粮站就在我们连队后面不到五百米的地方，那是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粮仓。看守粮站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周，他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腰间别着个水壶，晚上提着马灯在粮站周围巡逻。他的女儿周淑芳和我年纪相仿，在医务室当护士，经常穿着白大褂，扎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正月初五那天，我拿着粮票，对娘说去粮站，却暗自盘算着去偷粮食。那天晚上，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便想到了粮站后门那个小窗户，觉得或许可以钻进去。等到半夜，我翻身下炕，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寒风刺骨，我哆嗦着爬上了粮站后墙，就在我努力将半个身子挤进窗户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谁！站住！”我吓得魂飞魄散，整个人卡在了窗户上，进退两难。老周举着马灯走过来一照，认出了是我，叹了口气：“建国啊，怎么是你？”那一刻，我羞愧难当，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老周并没有生气，反而帮我从窗户里出来，把我带到他的值班室。屋里暖烘烘的，炉子上煮着热水，老周给我倒了一杯，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煤油纸包着的褐色物件：“来，尝尝，这是红糖，能暖身子。”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慈祥的笑容，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年轻人，我都懂，饿肚子难受。可这么干不行啊。”老周语重心长地说着。他絮絮叨叨地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原来他也是上海知青，1957年就来到这里，后来娶了当地姑娘，就一直没回去。说着说着，他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玉米面馒头：“先垫垫肚子。”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周淑芳端着一碗热粥进来：“爹，给您送夜宵……”看见我，她愣住了，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周笑呵呵地说：“淑芳啊，给建国也盛一碗。”周淑芳红着脸出去了，没一会儿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粥里还飘着几片青菜叶子。那天晚上，老周跟我聊了很多，他说自己当年来的时候比我还小，也饿过、苦过。“建国啊，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从明天起，你带着知青们来粮站帮忙搬运粮食，我给你们记工分。”
后来，我们真的经常去粮站帮工。春天到了，周淑芳在粮站门口种了一排向日葵。我发现自己总是不自觉地往医务室的方向瞟，周淑芳也总是找各种理由来粮站。有一次我发烧，她来给我打针，手法特别轻柔，还偷偷塞给我两片退烧药。慢慢地，我们之间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1971年春天，突然传来通知，说是可以返城了。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周淑芳也不怎么说话了，整天闷闷不乐。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在向日葵地里发呆，看着她在医务室忙碌的身影。
返城前一天晚上，我去找老周。他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放下斧头说：“建国，有啥想说的就直说。”我深吸一口气：“周叔，我想留下来。”老周眼睛一亮：“那淑芳……” “我想娶淑芳。”我鼓起勇气说出了这句话。谁知老周突然板起脸来：“不行！你小子干过那种事，我怎么能把闺女交给你？”我心里一沉，正想解释，老周却突然笑了：“逗你的！那天晚上要不是你，我还发现不了粮仓漏雨呢。”“再说了，这两年你表现这么好，我早就把你当儿子看了。”
就这样，我留了下来。结婚那天，全连队的人都来捧场。我穿着老周专门从县城给我买的新衣服，周淑芳则穿着她妈妈改了三天三夜的红棉袄。看着她红扑扑的脸蛋，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待她。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很知足。周淑芳白天在医务室上班，我在粮站帮工，晚上我们就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种些菜。1973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高兴坏了。老周抱着孙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1980年代初，知青返城的浪潮又起，很多人都走了。有个老知青临走时问我：“建国，你真的不后悔留在这里吗？”我看了看在院子里晒被子的周淑芳，还有在向日葵下玩耍的儿子，笑着摇了摇头。转眼50多年过去了，那些知青早就返城，只有我还留在这片黑土地上。粮站的红砖房还在，不过早就改成了粮食银行。老周和他爱人都走了，我和淑芳也都满头白发。但每次路过那个小窗户，我还是会想起那个饿得发昏的夜晚。那个夜晚改变了我的一生。原本想偷粮食的我，却偷到了一辈子的幸福。
现在我常坐在院子里的向日葵下，看着孙子孙女们在跑来跑去，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这些年，我和淑芳把儿女们都培养成了大学生。虽然他们都在城里工作，但每年春节都会回来看我们。每当有人问起我当年为什么留下来，我就会指着那个已经成了文物的粮站说：“就因为那个窗户。”然后淑芳就会在一旁偷笑，我也跟着笑。这笑声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爱情，更有这片黑土地给予我们的一切。您说，我当初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